大学校长的应有之义--傅斯年故事之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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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4年10月01日15:02 中国《新闻周刊》 |
文/袁伟时 傅斯年只活了55岁。在他短暂的一生中,从进入北大读书开始,就一直没有离开过大学。他先后出任中山大学、北 京大学、西南联大教授,北大代理校长和台湾大学校长。他的教育生涯的顶峰则是1949至1950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期间 ,把一个颇为混乱的大学整顿、引导进入正轨。 一走进台湾大学校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被称为傅园的傅斯年墓。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台大校史上。孟真(傅斯年 )先生虽非创校校长,但在常规及制度之设立上,恐无人能出其右。” 他的教育思想的核心,一是维护学术自由、教育特别是大学独立;二是大学工作必须以学术为中心,保持高度的学术 水准。这本来是办大学的常识,但在当年国民党实行专制统治的岁月里,维护这些原则是非常艰难的。 早在1932年,面对国民党的党化教育或所谓三民主义教育,他就尖锐地指出:“教育如无相当的独立,是办不好 的。官治化最重之国家,当无过于普鲁士……当年以德皇威廉第二之专横,免一个大学校长的职,竟是大难……其用人行政, 一秉法规,行政官是不能率然变更的。” 1947年1月15日,蒋介石请傅斯年吃饭。席间蒋介石提出要当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出任国民政府委员兼考试院 院长。傅斯年极力反对,说“北大亦不易办,校长实不易找人,北大关系北方学界前途甚大。他(指蒋——编者注)说可以兼 着。我说不方便,且不合大学组织法。他说不要紧(此公法制观念甚微)。”后来胡适也没有答应。这件事也体现了傅、胡二 人要维护大学独立和自由的共同信念。 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后,更加肆意地践踏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推行联保制度:一人因政治思想“不纯正”被 判罪,其他人要连坐。傅斯年一面不准军警随意入校捕人,一面对国民党当局声明,台大师生由他一人担保,发生问题,他负 全部责任!从而迫使这个联保制度在台大无法推行。 维护大学独立和学术自由的又一重要方面是拒绝权贵子弟可以降格入学。为此,他特地在校长办公室门上贴上一张字 条:“有为子女入学说项者,请免开尊口。傅斯年!” 在逝世前不久,傅斯年给友人的一封信中谈到台湾大学时写道:“这一年半大学有惊人的进步……学校在一切环境下 ,尚能维持其应有之liberaltraditionofuniversities(大学的自由传统)。虽然不是没有 麻烦。”在当时的环境下,可以说是了不起的成就。 学术自由是大学不可或缺的条件;但光有这一条也远远不够。傅斯年关注大学的另一焦点是如何保持高度的学术水准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提出了一系列精辟的见解: 1.办学思想上不能以功利主义为主宰。他说:不但清末的教育“以富强之目前功利为主宰”,而且“直到民国初年 ,大学只是一个大的学堂。”“今之大学制度仍不能发展学术,而足以误青年、病国家。”如此状况,必须改弦更张。 2.严格挑选校长和教授,不能让政客和不学无术之辈混迹其间。“做校长的必须教员出身,否则无直接的经验、切 近的意识,其议论必成空谈,其行为当每近于政客。”。而“大学以教授之胜任与否为兴亡所系,故大学教育之资格及保障皆 须明白规定,严切执行”。 3.严格区分大学和中学的教学方法。“大学教育是则是培养一人入于学术的法门中的。”“大学生之训练正是研究 室之入门手续也。”不能将“大学化为中学”! 这些话是在20世纪30年代说的。几十年后,发达国家大学教育逐步大众化,以职业训练为宗旨的社区学院也日益 普及。但是,凡是合格的大学莫不以通识教育为大学课程的基础,不以短期的功利为导向。而中国的大学盲目跟随苏联标榜以 培养“专家”、“工程师”的恶果历历在目;今天官员们利用权势捞取学位和教授头衔的事情时有所闻;回头再看傅斯年当年 的针砭,深感这些直抒胸臆的话不失为警世箴言。 (作者为中国大学哲学系教授,本文刊发于中国《新闻周刊》2004年3月15日)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