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富必然带来不公吗？

　　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思想混乱之一，是在新的形式下延伸以往对私人 财富的恐惧，把私商的发展壮大视为社会不公的根源，而把公有混同于公平和公众利益的保障

　　文/袁伟时

　　贫困至今仍像梦魇一样困扰着不少中国人。“富裕与贫困是对立的两极”，“资本的

每个毛孔都流着血污”，说者义 愤填膺，听者唯唯诺诺。于是，贫困源于富裕(不言而喻指的是私人财富的积聚)，几乎成了百年中国众口一词、颠扑不破的 “真理”，政治家的行动指南。习非成是，有些观念应该认真厘清。

　　翻翻20世纪中国思潮史，大多显示对私人财富的恐惧。

　　大清帝国的最后十年，各色思潮纷至沓来，不乏以消灭私有财产为职志。

　　孙中山倡导三民主义，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节制资本”和通过“土地国有”实现“耕者有其田”。秉承他的遗志， 1945年5月，国民党宣布：“凡有独占性之企业及为私人之力所不能办者，均归国营或公营。”“都市土地一律收归公有 ，农地除公营者外，应以最迅速有效之方法，实行耕者有其田。

　　即使曾经坚决反对“土地国有”这一主张的立宪派思想领袖梁启超，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也为战争及其后果所震惊， 宣布“同人确信社会生计上之不平实为争乱衰弱之原，故主张土地及其他生产机关宜力求分配平均之法。”

　　到了20世纪40年代，就当时的经济纲领而言，国民党、共产党和主要中间党派差别不大，都主张对私人财富和私 人资本积累实行限制，推行程度不等的财产公有。

　　事实上，中国自古代以来，就把私商和私人的商业活动视若寇仇，原因之一是统治集团害怕商人财富积累过多，激化 社会矛盾，威胁他们的统治。1716年，康熙皇帝南巡到苏州，了解到仅苏州一个港口每年就有一千多条船出海贸易，几百 条船卖给外国人，于是，下令“如将船卖与外国者，造船与卖船之人皆立斩！”

　　比照同一时期，西欧各国和俄国彼得大帝锐意扶持本国商人向外拓展的政策，这不是偶尔的政策失误，而是两千年宗 法专制统治力图控制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必然体现；聪慧如玄烨(康熙皇帝)也无法斩断传统的羁绊。

　　20世纪留给中国人的思想混乱之一，是在新的形式下延伸这种对私人财富的恐惧，把私商的发展壮大视为社会不公 的根源，而把公有混同于公平和公众利益的保障。

　　“不患寡而患不均”，几千年来，孔老夫子的这个教导深入人心；加上将近一百年的阶级对立的教育；中国人一听到 财富不均，很容易热血沸腾，动辄想到用暴力或类似的办法，建立“无处不均平”的理想国。

　　时至今日，仍有三个方面的模糊认识在有些中国人头脑中纠缠不清。

　　1.不太清楚现代社会已经没有纯粹的私有制了。股份公司的股权分散和大众化，已经突破私有的框架，就是纯粹的 私营企业，统统必须交付营业税、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到了个人手上的收入，还要交个人所得税，加上雇佣职工带给社会的 贡献，公私利益已经难解难分；

　　2.不清楚现代政府的职责是提供私人无法更好提供的公共产品，而不是直接经营企业。通观十九、二十世纪世界各 国盛衰史，官府和官僚越位经营或者插手干预企业者终归失败，只有公民享有充分经济自由才能带来繁荣昌盛。第二次世界大 战后热衷国有化的英国和印度等国，都是从摆脱“国有”迷思，回归经济自由主义而逐步走出困境的；

　　3.没有清醒地看到，迄今为止适度的社会保障体系是救济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稳定的最好办法。冀图倚仗权力超越 这个框架实现经济平均，必然导致难以摆脱的灾难。而社会保障体系正常运作的基础，端赖私人经济持续稳定增长。后者能否 实现的重要因素，又在恰当处理公私关系，税收和福利费用不能过重，杀鸡取卵。

　　当然，贫富差距过大并不是好事。

　　已经实现现代化的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经验证明，只要政府的政策对头，现代化过程应该和可能催生人数众多的中产阶 层，从而避免两极尖锐对立，为社会稳定建构坚实的基础。农村乃至整个中国人的脱贫，只有一条道路，通过市场经济推动工 农业生产产业化，促进服务业大发展，提高城市化水平。

　　而走这条路的前提是一定要善待财富创造最强大的推动者和组织者：商人和企业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