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审员不应专业化

　　为什么一个不具备法律知识的普通人，竟然可以对法律问题进行裁决？ 因为真正的法律，从来都不是什么神秘的、只有专家学者才搞得懂的高度专业化的问题；最坚实、最根本的法律，就是在一个 大体上健全的社会中，大多数民众不假思索地遵行的那些正当行为规则。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就在人民中间

　　文/秋风

　　在一些地方最近进行的陪审员制度改革试验中，出现了一种引人注目的倾向，即陪审员专业化。这种专业化有两种取 向：第一，专职化，即规定陪审员有固定的任期，比如半年或一年，在这段时间内，他多次参与不同案件的审理。按照这种制 度，他实际上已不再是陪审员了，而成了编制外的审判员。

　　专业化的另一种取向是专家化。有些地方规定，要从受过某种大学以上教育、具有一定专业技术水平的人士，比如财 经人员中，挑选陪审员，使合议庭在审理案件时可以更好地理解专业问题。

　　陪审员制度改革中表现出来的这种专业化倾向，其初衷可能是好的，但是，这种改革却违背了法庭设立陪审员的宗旨 。

　　事实上，只要是具有正常的理智和情感无不良行为记录的普通人，均可以充当陪审员。当然，所谓的正常理智和情感 ，是一个非常宽泛的概念。大多数人都具有这种正常的理智和情感，因而，大多数人成年人，只要合乎一般人所说的正常的标 准，就都可以胜任陪审员的职责。

　　近代意义上的陪审制度起源于英国的普通法制度。早在《大宪章》中，英国人就提出，涉及自由人的案件，必需由自 己的同侪——比如自己的邻居组成的陪审团进行审理，这是自由人最基本的权利。欧洲大陆法学家对此很不理解，因为他们的 唯理主义心灵不能理解，就好像今天我们很多人士一样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不具备法律知识的普通人，竟然可以对法律问题进 行裁决？

　　这里的道理非常简单：真正的法律，从来都不是什么神秘的、只有专家学者才搞得懂的高度专业化的问题；相反，法 律就蕴涵在人们的行为中。最坚实、最根本的法律，也即法律大厦的根基，就是在一个大体上健全的社会中，具有正常的理智 和情感的普通人、即大多数民众不假思索地遵行的那些正当行为规则。

　　从这个意义上说，法律就在人民中间。立法者、法学家、法官、律师的作用，与其说是创制、发明法律，不如说是“ 发现”法律，从人民的日常行为中，从现有的人际关系及社会组织模式中，发现那些能够得到普遍认可、无悖于理性和正义的 规则。

　　当然，现代的立法越来越繁多、复杂，但正义的、并且能够得到人民遵守的、因而也是可行的法律，必然合乎普通人 的正义感，也即中国人所说的天理良心；反之，不合乎天理良心的法律，因为人民不会认可和支持，也就无法获得法律的效力 。另一方面，法学家、法官、律师早已经使法律成为一门高深的专业，但支撑整个法律学术大厦的，仍然是普通人的正义感、 天理良心。

　　因此，陪审员就是专业法律人员与人民之间的一座桥梁。陪审员不断地将普通人的正义感和天理良心融入到高度专业 化的法律共同体中，从而遏制法律专业群体知识上的傲慢。

　　不仅如此。陪审员在合议庭中，发挥着某种“衡平”作用。法律技术的高度发达，可能会使立法者、法官、检察官、 律师疏忽法律的目的和来源，不合时宜地坚持某些程序，甚至以复杂的立法和法律技术的迷宫为掩护，进行不正义的立法和审 判。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员以其朴素的天理良心，矫正法律专业人士的疏忽或故意，使法官不至于为了法律而牺牲正义。

　　有一个现成的例子。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具有正常的理智与情感的普通承德市民，如果面对承德市中级法院五次 审理、河北省高院四次发回重审的“四农民抢劫杀人案”，会做出什么样的判断？我可以大胆地推测，只要他具有一点点勇气 ，他的判断肯定会比法官更为公正。因为，他可以不受法院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可以不受政法系统内部公安局、 检察院、法院之间关系的影响。高级法院明知证据严重不足，却可以四次发回重审，这确实并不违犯程序——但一个具有正常 的理智和情感的普通陪审员，却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程序。

　　重要的就是这种勇气，和那种相对强烈的朴素正义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