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与精英的断裂

　　“甘朱事件”一个月持续争论的结果，不但没有使得社会大众与学院精 英达成起码的共识，反而使分歧更表面化了。这种冲突表明，博士生制度的改革迫在眉睫

　　文/许纪霖

　　在网络和媒体持续了一个月之久的“甘朱事件”大讨论，已经接近尾声。为什么一起

并非学术腐败的事件，会激起如 此持久而激烈的反响？在我看来，这一事件极具历史象征意味，意味着上世纪80年代开始的精英与大众在面对传统国家体制 所形成的蜜月联盟，已经正式宣告终结。

　　在许多人看来，学院精英同政治精英、商业精英一样，已经成为强势利益集团的一部分。他们不再拥有与其社会地位 相称的公共信用，社会过去赋予精英的那些“精神导师”、“道德楷模”形象，已经荡然无存。在精英与大众之间，已经有了 深深的裂痕。今日中国，诚如社会学家孙立平所言，是一个断裂的社会，而且是各种层次上全面断裂的社会。

　　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持续争论的结果，社会大众与学院精英不仅没有达成起码的共识，反而使分歧更表面化了：精 英希望进一步打破招生中的应试束缚，继续扩大学术自主权，这一诉求得到了大学当局一定的支持；而公众们强烈呼吁用更严 格的程序落实招生公正，甚至呼吁取消面试，回到过去的笔试定乾坤的办法。双方都对现行的招生制度不满，都有改革的意向 和诉求，但目标和方向恰恰南辕北辙。

　　学院精英与社会公众的利益诉求都有其内在的合理性，我们不妨将它们分别理解为实质的合理性(招收具有研究潜力 的人才)和形式的合理性(按照平等的、非排他性的规则程序招生)。但这两种合理性都是有其内在限制的。

　　具体地说，学院精英假如要向社会公众证明自己的实质合理性，首先要做到不滥用学术自主权将各种南郭先生收到门 下。自主的前提是自律。所谓自律，有两条标准：一是教授个人普遍地拥有良好的专业素质和职业道德；二是教授共同体内部 有严格的行规，对教授个人形成有效的制约。然而，这些年学院精英中层出不穷的学术腐败，早已让社会公众对精英的道德和 信誉失去了最起码的信心。精英自律的普遍匮乏，使得任何一种扩大学术自主性的改革，只要缺乏有效的外部监督，都会变成 各种各样学术腐败的合法化借口，从而损害到社会公众的利益。

　　实质的合理性是要靠善良的人治实现的，那是一个以个人的荣誉、道德为中轴的士大夫贵族社会。然而，在今天这个 已经没有贵族、没有士大夫的时代里，社会精英在整体上已经放弃了对自身尊严的守护，精英共同体内部也不再有严格的行规 家法。那么，惟一的办法，只有通过非人格化的制度合理性、特别是程序的公正来加以实现。这也正是“甘朱事件”中社会舆 论的强烈呼声。面对这个为强势利益集团所主宰的现实，落实程序公正具有完全的正当性，它几乎是弱势群体自我保护的惟一 途径。

　　不过，现实的正当性并非等于理论上的合理性，作为改革的理想目标，程序正义并非是惟一的、终极性的标准，它必 须受到实质合理性的规约。正如哈耶克所再三强调的，所谓法治，并非等于法律至上主义，其最高的判断标准，是看其具体的 法规，是否符合最高立法原则，即自由平等的原则。

　　同样的道理，博士生招生，不能说只要满足了程序公正，就一切完满了。中国历史上的科举考试是颇具程序正义的， 但它在实质上并不合理。博士生的实质正义目标是：招收真正有潜力的研究人才。如果偏离了这一点，程序即使正义，实质也 不一定合理。博士生招生的改革，应该朝这个方向努力，无论如何不能再退回到科举式的应试教育。

　　一个好的制度应该符合双重目标：实质合理和程序正义。在实质合理的终极原则规约下，制订严格的、合理化的程序 。而目前中国的博士生制度，却处于相当自我矛盾的状况：一方面，为了抑制学院精英的腐败，国家制订了与学术自主相背离 的、由行政直接控制的各种量化标准，另一方面，为了改革应试教育，又在实践上赋予大学和导师以相当弹性的自由裁量权( 比如招生中各种合法的破格、免试和自主招生特例)。国家在学术自主和反腐败之间，就像对经济的控制一样，处于十分尴尬 的境地：一收就死，一放就乱。然而，改革的基本思路，依然没有脱离行政调控的旧轨，缺乏从核心制度上来一个大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