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2年04月：北京东庄 即将消逝的上访村

　　即将消逝的

　　都市群落

　　作为国家管理制度的补充，信访在中国存在多年。北京一座即将消逝的上访村表明，这种制度现在效率低下。信访制度本身以及它在司法、政府中的悖论，使它的去留成为二

难选择。

　　北京正在拆除城市南部的一个叫东庄的地方。中国最大的上访者居住的村落即将消逝，但是，仍有源源不断的上访者正风尘仆仆向这里进发

　　东庄，北京南站附近的一个村落，属丰台区。这个都市里的村庄将在4月底前消逝。按照规划，代之而起的将是一座休闲健身公园，据说在规模上还是北京之最。东庄的拆迁整治被北京市政府列为2002年要办的60件实事之一。对附近的北京市居民来说，这同样是件非同一般的好事。

　　这个都市里的村庄曾经闻名一时，让其闻名的，是大批聚居在此的上访者。

　　位置优势

　　上访者从全国各地汇集于此，是因为东庄位置独特——最高人民法院信访站就设在东庄北面，与东庄几乎一路之隔。中办国办信访局和全国人大信访局与东庄也只有一站地的距离。

　　与周围旅馆相比，东庄低廉的房租使其成为上访者的首选之地。东庄紧邻北京南站和永定门长途汽车站——南站多为慢车停靠站，票价相对低廉。加之市内公共交通方便，许多到其他部门上访的人也慕名而来。

　　“东庄(村)，南苑乡花园村公所辖自然村。有居民19户，60人，均为汉族。”1993年版的《北京市丰台区地名志》这样记载。东庄四周被铁路线包围，东西、南北分别长不过几百米，被人们称为“臭水河”的凉水河从村南经过。

　　现在，这个村庄已经消失了大半。不少上访者已向四周分流。但垃圾成堆、气味难耐的景象，让人不难想象以前的东庄。沿着铁路线，不时可以看到拖着、背着麻袋片、塑料包的身影，这些捡垃圾者往往是长年扎根于此的上访者。

　　连续18年征而未用的东庄从去年底开始拆迁。目前拆迁仍在进行。工地上机器轰鸣、尘土四起。所剩的零零落落的房屋院落里，仍然可见进进出出的上访者身影。上访者并不难辨认，他们除了衣衫不整、灰头土脸外，还经常或背或挎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上访材料。

　　“一年中除了一些特殊时期，比如‘两会’、国庆，东庄每天的外地人流量差不多在3、4千左右，而本地人不过是他们的一半。”一位原住居民回忆东庄拆迁前的情形。在此上访多年的一位老访户估计的比例大致相同：“100个人当中得有65个是外地人”，外地人中也有出外务工的“盲流”，但上访者是其中的大多数。

　　“旅馆最便宜也要8块钱一宿，但几个人合租民房，平摊下来有时只要两块钱一宿。再说旅馆也不愿意让上访的住：派出所下过通知，哪家给上访的住，就要罚哪家的款。”有过6年多上访经历的辛淑兰说。辛淑兰56岁，吉林省白山市人。

　　连民房也住不起的人，就自力更生搭起棚子。东庄曾有一片林地，据老访户说，林子里曾有过3、4百个棚子，颇为“壮观”。

　　“不少房主有其他房子，就把这里的房子租给上访的人，东庄靠上访者挣了不少钱。”老访户有时会谈起他们对“东庄”的贡献。

　　东庄在右安门派出所的眼里是另一番景象。“这里外来人口多，很多不办理证件，干什么生意的都有，最有名的是‘河南扒鸡’，把小鸡扒了皮当麻雀卖。上访的人更多，到处私搭乱建，这里是有名的脏乱差，你看看这种地方哪儿还像首都。”派出所的一位工作人员说。

　　衣食住行

　　上访者的生存状态，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常人难以想象。“我每次坐火车来，遇到查票都会向他们跪下，把我的材料拿给他们看，他们知道我是上访的，一般很同情，也就不难为我了。”40岁的金惠玲说。

　　金惠玲是河南省洛阳市郊区厘河回族乡塔东村人。曾和丈夫在洛阳市一家运输公司承包客车，因举报领导贪污、克扣车主，遭打击报复，丈夫被打成脑萎缩，生活不能自理。金惠玲也被暴打致颅脑损伤、颅骨变形。5年多的上访使家里丧失了生活来源，金惠玲指着身上的衣服说，“都是别人给的”。

　　炊烟袅袅时分，最常见的景象是：两三块砖头搭起炉灶，上面架着废弃的盆或桶，煮沸的泔水上面漂着半块馒头或包子。“每一样都是捡来的。”做饭的人解释。口气里既有抱怨，但好像又带着骄傲。吃、穿、用，都可以靠捡。

　　这些几乎身无分文的上访者，大多数以拾破烂为生。辛淑兰和她同屋的几个人一般凌晨4点起床，从到站的列车上拾瓶子和被乘客扔弃的食物。“扒车也要很小心，有时碰到铁路上的工作人员，他们还会打。”一个同伴曾被打得头破血流的经历让他们心有余悸。

　　东庄的拆迁工程也给他们带来了一些生计。把地基里的砖挖出来、理干净，一块砖可以挣六、七分钱，能干的人一天可以挖三、四百块，挣二、三十块钱。也有人在车站附近卖报纸、卖地图。总之各想出路。

　　“一天保证一顿饭就行。”辛淑兰说。大多数上访者都不敢奢望更多的食物。至于落脚的地方，条件好一点的租住民房，一间6、7平米的房屋可以挤住10余人，睡觉时层层叠叠，否则装不下。差一点的自己搭棚子，木板、油毡、塑料、凉席，这些从各处捡来的东西都可以成为棚子的原材料，棚子的大小通常以一个人能蹲着钻进去、然后能躺下为准，里面垫些草或者破棉被。也有人向地下发掘，做成窑洞，东庄西南铁路边的一小片林地里，就被挖得沟沟坎坎。

　　而再差一点的，只好睡候车室或者露宿街头，睡候车室的结果通常是被撵出来。随着天气变暖，他们的生活较之寒冬也变得容易起来。

　　执拗的希望

　　对于一天只吃一顿饭的辛淑兰来说，她为上访支付的成本可谓高昂。

　　辛淑兰上访的事由不算复杂。1995年7月18日，吉林省白山市国税局八道江分局以抗税为由，将经营沙锅面摊的辛淑兰家的东西或砸或收，并将其本人带铐拘禁6小时，期间还进行殴打。辛淑兰从此开始了上访之路。虽然三年之后得到白山市中院的终审判决，但辛认为判决不公，上访到最高院。

　　辛淑兰6年多走访的部门，连她自己也记不清了。在走访之外，她还四处寄发材料。在一个小塑料袋里，保存着很多她所寄邮件的收据。其中包括33封特快专递，175封挂号信。辛淑兰说，保存得并不全。所有这些邮件都包含一份50页的打印材料和8张照片——辛淑兰被非法拘禁时旁人所拍的照片。可以粗略算一笔账：以打印一页材料1毛钱、冲洗一张照片5毛钱计，加上邮费，寄发这些材料需花费近3600元。

　　“不吃不喝也要印材料。”所有上访者在这件事上的态度毫无二致。在辛淑兰邮寄的地址中，几乎包括了她所能打听到的所有国家领导人以及一些被人们认为关心民生的媒体。地址却经常错误百出，诸如“中共中央九届十七次人大常委会人民大会堂***收”，辛淑兰事后都会到邮局查收，而她也相信这些材料已经寄到了领导手中。

　　几乎每一个上访者都经历了从地方到中央，从人大、党委到政府各部门、到公检法的上访历程，所有能去的地方他们都去过，能见的人也都见过，见不到的领导人，他们也要把材料发出去，即使连“一线”希望都没有。从洛阳到京上访的金惠玲，在最高法信访站填“来访人登记表”时，填完了所有的项目，她在表的顶头兀自写道：古都乌云罩，上京找晴(青)天。大多数上访者都抱着寻找“青天”的心理。基层没有“青天”，总有地方可以找到，这是他们始终不渝的信念。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几次到东庄，都碰到上访者递材料、倾诉以至难以走脱的情形。虽然一再解释并不能帮助他们解决问题，但显然无法打破他们执拗的希望。一位60多岁的老人甚至当场跪下，老泪纵横。好不容易经旁人劝导才终于肯站起来。

　　“踢皮球”

　　上访到最高法的人通常认为自己在基层状告无门，或者法院即使受理但审判不公。但是多次上访之后，他们发现，上访之路一样难以走通。

　　“踢皮球”成为上访者对各信访接待部门最多的评价。同级各部门互相推，同系统上下互相推。很多上访者手里都有一把的“路条”：“最高人民法院接待室 地址：永定门接济站西侧 乘车路线：沿护城河南岸向西走 年月日”，这种路条通常是人大、中办国办信访局或其他信访部门发给上访者，让他们找该找的地方。“都是推来推去，不见哪儿办事。”上访者不免牢骚满腹。

　　上访的一般程序是领表、登记、交表，最后等待喊号。同样的小窗口，同样的大厅，有上访者把这一过程比作挂号看病，不同的是，一部分人没有“挂号”资格，而相当的人更是进入不了“看病”程序。在最高人民法院来访接待室，发表登记时间规定在上午8:00-9:30、下午1:00-2:30之间，上访人每月只有一次填表机会，即当月填表后如果因种种原因没有被接待，只能等到下月重新填表。很多信访部门不仅每天工作时间短，而且一周不足5个工作日。

　　由于到最高法上访的人次多，很多人交表之后，要在几天之后才能等到被喊号，而老访户更是要在接待完新访户后才能被轮到。这也是导致很多上访者滞留此地的原因。

　　终于等到被接待的上访者也并非真的能看到“曙光”。好的情况下，上访者可以得到一份最高法发给下级法院的工作函。36岁的胡如星因人身伤害赔偿、地方法院不执行上访到最高法，他拿出4年前最高法给他开的介绍信，函的内容如下：内蒙古高级人民法院：胡如星为马任玉人身损害赔偿一案，于1998年5月29日同我院提出执行申请，根据我院关于分级负责处理申诉案件的规定，现介绍胡如星去你院，请认真接谈，依法处理。1998年5月29日(公章)。

　　胡如星欢欢喜喜拿着介绍信回去，结果碰了一鼻子灰，“我这是拿着鸡毛当令箭”，胡如星总结道。胡是在反复几次之后才体会到这种例行公事的介绍信的“分量”。来北京上访，拿介绍信回去，问题解决不了，再来，再开介绍信，再回去，很多上访者进入这种周而复始的上访状态。而且老访户越到后来越难以得到介绍信，不少“一根筋”的上访者索性在北京讨生活，要打一场旁人看来毫无希望的“持久战”。

　　56岁的郭德全和妻子吴桂兰因为儿子在广州被杀、公安局不立案而走访3年，在沈阳鲁迅美术学院工作的郭德全与大多数没读过几年书的上访者相比，思路和表述都更加清晰。夫妻俩仅去公安部就52次，在两个写得密密麻麻的本子里，郭德全详细记述了他们的上访经过。就像被踢的皮球一样，他们在部门之间、在中央和地方间奔来跑去。

　　“劫访”与“刁民”

　　上访者除了讨生活不容易外，还要提防被收容和“劫访”。“劫访”是上访者自己的说法，即当地政府派人把上访者“劫”回去。据说上访将影响到当地的政绩。

　　《新闻周刊》在连续多天的采访中，有一天明显感觉到了这种紧张气氛。3月14日在东庄采访时发现，有上访者突然表现得闪烁其词，表情带着怀疑。原来，前一天夜里10点左右，有大约百人被警车收走。逃过此劫的上访者难免疑心加重。“上访人里也有‘叛徒’”，他们说。

　　“当地政府和信访站的人有勾结。”发生过很多在信访站被劫的例子，上访者于是得出结论。金惠玲保存着一份复印的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2000年4月28日发的通告，劫访的严重性从中也可以得到反映。其中的两条内容是：一、各地驻京工作组和来京工作人员今后不得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前及附近路口拦截、盘查上访人。二、自5月8日起，各地要撤走在中办国办人民来访接待室门前及附近路口的工作人员和车辆。显然，这份2000年的通告并不能杜绝“劫访”现象。上访者经常处于东躲西藏的状态。露宿街头和自己搭窝棚的人已经接近半麻木，有人甚至被收过上百回。那些租住民房、境况稍好的上访者，对外来的陌生人也异常谨慎。

　　被“劫”的上访人在当地政府眼里，一般被归为“刁民”。一些上访者也认为，他们中间除了确实苦大仇深的之外，也有些人为了不值得的事而多年缠访。“不值得”是别人的看法，而在上访者本人看来，却成了唯一值得的事。56岁的辛淑兰瘦弱、单薄，外表看上去像一位退休的知识分子。实际上她干过十几年的井下工人，早年丧夫，独自把4个孩子带大，可以看出她性格的坚强和韧性。她走访多年为的是向当地国税局要一个合理的赔偿，旁人很容易看出，即使她能得到一个更高的赔偿，与她多年的付出相比，只能让人觉得不值得。然而，没有人可以改变她的看法。

　　上访路：漫漫无期

　　不少上访者将大半生用在了上访途中。一位70多岁的老姑娘时常被人提起，上访几十年始终没有结婚。在车站附近卖报的李世清，继父亲、母亲、哥哥、妹妹之后，最终挑起了上访的重担，母亲和哥哥都死在上访途中。为了上访，丈夫随她来到北京，她的两个女儿都生在北京。孩子一出生就被送回老家，已经有5年没有见到。

　　与这些人的长时间接触，会让人对生活的不幸变得麻木。很多到最高法上访的人都是命案在身，或者因为当地公安机关不立案，或者因为法院审判不公，凶手得不到应有的惩治。一位从安徽来的老妇人说，“我就是死也要死在北京”，没有人能够找到安慰和劝服她的话，因为她的六口亲人因一桩案子而丧命。

　　在这些上访者中，普遍受教育程度低，他们一经认准的理儿就不会改变。即使屡受挫折和打击，即使有时不免有失望情绪，即使很少看到有上访者的问题得到解决，他们心中存留的一线希望也始终不会泯灭。“几十年了，我还怎么回头？”这是一位老访户的心态。

　　回头会让他们找不到生活的方向。

　　本刊记者/祝翠霞

　　调查说明

　　3月12日至3月16日，中国《新闻周刊》对东庄上访者进行随机调查，有效调查人次110人。调查的110人中，男女各占一半；其中年龄最大为81岁，最年轻的为28岁，40-60岁的人比重超过了60%；有62%的人为农民，其次有22%的工人，另有9%的无业人员，教师、医生、干部仅有个别；29%的人为文盲，23%有小学文化，初高中文化的人共有44%，大专以上文化的仅有4%；上访期间有49%的人露宿，40%的人租住大都为3块钱一晚的民房；39%的人靠捡破烂为生，32%的人选择了讨乞，其余的从家带钱或做一些临时工；上访时间最长为43年；被收容遣送次数最多为37次，被截访次数最多为18次(另有相当人回答“数不清”)；调查的上访人中以河南人最多，次为山西，再次为河北。

　　(参与调查统计：汤耀国、盛岚)

　　上访故事

　　“秋菊”

　　王友芬是生活中不折不扣的“秋菊”。

　　这位瘦瘦小小的“川妹子”是四川省会理县下村乡老铁厂村人，从25岁开始，为兄嫂的清白整整上访了10年。

　　1987年，王友芬的兄嫂王友才、罗焕美因涉嫌当地发生的一起抢劫杀人案，分别被判处死刑和有期徒刑。其兄王友才不服提出上诉，省高院于1990年撤消判决，要求原审法院补充证据，重新审理。重审并未进行，而重审裁定书在时隔5年后才到王友才手里。罗焕美、王友才在分别被关7年和8年后，以证据不足予以释放。

　　王友芬的上访从1992年开始，当时她的兄嫂还在监狱里。兄嫂分别在1995年和1994年被释放，但是王友芬的上访并未停止。她的目的明确而坚定：法院要重新做出判决，还兄嫂清白。

　　到京上访的王友芬曾找到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鉴于案件的典型性，该中心刑事援助部派律师胡长华于去年7月同王友芬回四川调查案情。胡律师通过调查给王友芬的建议是，对公检法三家提起赔偿。

　　“我们调查的结果是：省高法要求重审后，州法院已将案卷移交给检察院，检察院又将案卷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最后以证据不足将人释放。从程序上讲，州法院已经不可能重新审理，因为法院的审判必须以检察院的公诉为前提，而检察院已放弃公诉。只有提起赔偿才可以重新启动司法程序。”胡长华解释。

　　但是王友芬并不认同这种建议：“我们不要钱，只要它还我们清白。”虽然律师向其解释，提起赔偿的目的可以并不在于钱，但王友芬似乎认定了一个理儿:法院必须重审。王友芬不肯接受建议的另一方面，当然也是民告官在她意识里的不可能性。

　　去年下半年王友芬第三次来到北京，一直滞留至今。每月照常填表登记，等待最高法的答复。但是按照律师胡长华的说法，王友芬的希望只能是落空。

　　王友芬的丈夫和两个孩子都在老家，孩子一个12岁，一个8岁。让王友芬觉得难以提起的事是，她现在和同为上访的36岁的胡如星生活在一起。她曾经因露宿街头、饥寒交迫而昏倒在地，是胡如星送她到医院，救了她。没有落脚之地、屡遭“混混”骚扰的王友芬最终决定和胡如星一起生活。“我丈夫知道。”王友芬的表情有一丝黯淡。胡如星买了一辆残疾车，以拉客糊口。胡的一条腿丢在了煤矿里，法院判赔但始终得不到执行，因此上访到最高院。

　　每次到王友芬住处，不管什么时间，她总是急急忙忙地做饭。王友芬所住的院子不止一家，但王友芬每天清晨都会把院子打扫干净。胡如星评价她：“一个傻实在。”

　　老铁厂村-会理县-西昌-成都-北京，这条漫长曲折的上访线，王友芬没有畏惧过。王友芬6月身孕时还骑自行车52公里从家跑到县城，如此往返几十趟。偶尔，王友芬也会有一点自豪：一个山里不识多少字的女人也能独闯北京。

　　最近的一天，王友芬刚刚把挖砖挣的200元钱寄回家里。她好像对上访的事始终没有泄劲。

　　“律师”

　　张秀雪引起记者注意,是在中国《新闻周刊》对上访人做问卷调查时，他主动提出可以协助：“你把问卷给我，回头来取就行。你们不方便。”

　　张秀雪44岁，河南郑州人。他上访的年头达27年，至今未婚。张秀雪的上访并非毫无结果。他在去年6月份终于拿到了崭新的身份证。此前他和他的兄弟姐妹们都没有户籍和身份。张秀雪一家的问题与其父亲有关，张秀雪的父亲原系冯玉祥部下将领，父亲1959年被郑州市人民法院以“历史反革命罪”判处无期徒刑，母亲也在当时自杀。其父1975年被政府特赦后，领着他们兄弟几人开始上访，要求纠正冤假错案，补办户籍，并退还政府所占的私有房屋。父亲死后，张秀雪一人仍然坚持上访。

　　在27年的上访过程中，张秀雪“什么活都干过”。户籍的解决坚定了张秀雪上访的决心。他除了在为自家的房产、父亲的冤假错案继续上访外，还替别人上访，其中包括河南省商水县40位农民被拖欠工资这样的事。

　　在张秀雪租住的民房里，有近20本法律方面的书。张秀雪曾经为生意上的债务纠纷打过官司，一件官司四次再审，张秀雪依然不满意。张秀雪不同于其他上访者的是，他很难说出上访的明确目的——在其他上访者那里目的总是简单而明确。张秀雪说手上有8件案子。“我是在探路，上访、走司法程序，我都在试，我想看看上访管不管用，法律究竟有多大的效力。”张秀雪更像是在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有时甚至忽略问题本身。

　　初中毕业的张秀雪从1989年开始攻法律，从1991年到1993年，又在郑州大学办的全国自学考试班里断断续续地学习。张秀雪在“上访村”里经常成为被咨询的对象。他现在几乎每晚帮人写申述材料：“很多人的材料抓不住要害，不知道把谁列为被告。”他负责起草、打印，有人过意不去，事后会扔给他几块钱。

　　熟知法律之外，张秀雪对各部门的信访条例了解得也很清楚。每去一个信访部门，张秀雪会把贴在大厅墙上的条例逐字抄写下来，回来研究，遇到信访接待人员不按条例做的，他会搬出条例。“在省信访办，我再厉害，他们不敢惹我。”张秀雪的有理有据有时也有效果。他甚至编辑了一本《信访指南》卖给其他上访者。

　　很多上访者在上访多年后的“收获”往往是麻木，但上访对张秀雪来说“不亏欠”。“我是越上访越有劲。”“毛主席说过：‘与人奋斗，其乐无穷。’”

　　张秀雪的一个习惯是做记录，记录一些他认为重要上访者的联系地址，记录各信访部门的地址、工作人员姓名及联系电话，记录重要机构领导人的通讯地址等等。他把这些分门别类进行整理。他所有的材料也被编上序号。这些事似乎让他充满乐趣。

　　“我想组织一个弱者群体联合会，把上访者组织起来，依靠法律办事。”张秀雪说。把来自四面八方、层次不一的上访者组织起来，听上去有一点天方夜潭。张秀雪紧接着承认：经费是个问题。

　　关注新闻的张秀雪极力想从各种信息中嗅出未来的大势。“贪官不断地落马，是不是说明依法治国肯定能落到实处？”张秀雪说他也是在下赌注，他认为大方向是好的，“上访应该会有希望。”

　　“店主”

　　老孙头住在东庄147号，在拆迁所剩不多的房屋里，这里成了上访人仅有的几个据点之一。

　　老孙头原名孙洪庆，今年62岁，高而瘦。老孙头属于脑子活泛的那种人。在上访人可以寻求的有限的谋生方式里，老孙头却发现了商机——他成了几十个上访人的房东。“旅馆最便宜的床位一晚也要8元，我只要一半，4元。”

　　老孙头向当地人租了两间民房，一间月租金150元。在紧邻的一块空地上，老孙头又搭建了两个棚子——这块空地没人说得清是谁的，老孙头于是“为我所用”。两个棚子一间五、六平米，一间十二、三平米。靠着两间房、两个棚子，老孙头当起了“店主”。“他将就我，我将就他，大家伙儿都顾个生活。”

　　小间没有可以站人的地方，进门就是支起来当床用的木板。住在小间的一位上访者说，里面住了8个人。而老孙头的说法是6个人，在这些细节处有时也能感到老孙头精明、谨慎的一面。

　　老孙头自称做生意不是只认钱，他还有一条原则：只接待上访的，其他人不接待。

　　老孙头是辽宁省庄河市明阳镇花园口村人。1990年第一次进京上访，之后，北京基本成了他的长驻地。“老家还有三间房，都包给老鼠和家雀了。”老孙头的幽默引起其他人的哄笑。

　　10几年的上访历程导致了老孙头的家庭变故。1996年10月24日，患有精神分裂症的老伴儿在北京市残联门口走失。当时，为了找个免费住宿的地儿，老孙头到残联填一张申请表，七、八分钟的时间，出来老婆丢了。老孙头对老伴儿的愧疚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老伴儿病因的解释是：自己常年上访，很少回家，回去有时念叨念叨外面的遭遇——跟盲流抢食之类，老伴儿想不开，就这么得了病。

　　老婆走失不久，老孙头带着年仅10岁的女儿在天安门广场卖地图时，女儿被巡逻的警车带走。老孙头叙述时强调，他没有想到一个10岁的女孩也会有随时被收走的危险。老孙头当时只顾自己脱身，没有顾及女儿。老孙头的女儿在昌平被收容10天后，又相继在沈阳、大连各收容一个月，之后被寄养在一个亲戚家。直到去年9月份，女儿来京投靠老孙头。这个今年已经16岁的女孩，一副落落寡欢的模样。

　　老孙头上访之前，在当地打鱼，因为能干，也算村里不多的小康户之一。从老孙头追忆的口气，能想象到他当年在乡亲们中间也是个体面人物。如今老婆丢了，12年的上访并没有让他打赢官司，讲面子的老孙头认为自己无论如何无法回头，“回去见不得人”。

　　老孙头走上上访之路，起源于一份对方违约的合同。1987年，老孙头受雇于邻屯一家姓颜的农户，担任其私家船的船长。双方签订合同，规定年报酬为2500元。年底结算时，老孙头只拿到500元。姓颜的女婿是村干部，姓颜的扬言：“去法庭告啊！”1988年3月，老孙头起诉到明阳法庭，17次催办后，当年11月21日终于开庭，法庭上，老孙头感到法官明显偏袒，他据理力争，一位姓吕的法官不由分说将老孙头铐上，情绪激动的老孙头更加激动起来。那法官一个绊子使过去，带着手铐的老孙头被结结实实地摔到水泥地上。之后老孙头住院2个月，诊断为严重脑震荡、腰骨损伤。

　　老孙头逐级上访直至进京。十多年过去了，没有什么结果。

　　老孙头有时也感慨：想不到混成这样。“将来怎么办，孩子怎么办？”对这样的问话，老孙头只叹口气，没答话。

　　本刊记者/祝翠霞

　　信访悖论

　　刘德先30多次上访无果，但他还是坚持上访，对此心存一念希望。作为国家治理制度的一种补充，上访正面临着去留两难的困境

　　形形色色的上访人，各种各样的故事，但目的无外乎：“讨个说法”，昭雪冤屈。他们被告知，上访是一条“通天大道”，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所在。但众多上访人的切身经验显示，这条大道并不平坦。

　　上访：等待戈多

　　河南人毕素娥是2000年12月25日“洛阳大火”死难者的亲属之一，她的独生女儿在大火中丧生。由于对事故赔偿的不满，且在尝试上诉途径不果的情势下，毕和其他死难者家属联合起来踏上了上访之路。2001年10月，她和其他34名死难者家属第九次到北京上访。在以往的历次上访中，他们到过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国家信访办公室、国家纪律监察委员会和国家政法委门前申诉。

　　2001年10月8日，洛阳市政府、公安局及相关单位、基层街道办事处100多名工作人员来到北京，强行将毕等上访人塞到专门派来的车里，带回洛阳。之后毕被强迫写下不再告状的保证书。2001年11月29日她被以“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关进河南省女子教养所。

　　黑龙江人刘杰的遭遇更惨。2001年6月13日，她因司法不公而到最高检察院信访室上访，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就在这样一个机构里，刘杰遭到了检察院工作人员的暴打。后来她被送到昌平收容所，之后被押回哈尔滨，之后其亲友花了700元钱将她保释出来。

　　通往在北京南站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处的一条小巷子成为上访人的“栖身之所”，这些人或蹲或坐或靠在墙边，他们中很多老上访户长年累月就住在这里，风吹日晒雨淋，无从躲避。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周孝正认为，上访人的问题在基层得不到解决，转而上告，就如以前告御状一般，虽然成功的可能性如同买彩票一样低，但他们别无它途，死马当活马医，上告不成，就在那长期扎根，久而久之，上访成了一些人的“生活方式”。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

　　彭志莲，河南来的上访人，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从1991年起她就走上上访之路，十年来因上访被当地以“扰乱社会秩序”为由拘留劳教过七、八次。当她递过十年前在劳教所的一张照片，并告知她今年50岁时，让人长久无言：十年前的她脸颊丰满，面色红润，而此刻50岁的她却面颊干瘪，头发干枯，俨然七旬老妪。

　　一些长期上访户精神上已经出现问题，他们偏执，听不得不同意见。山西来的农民刘德先为“儿子被杀案”先后到北京上访30多次，3月8日，在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处外面申诉时，旁边一位精通法律的人士好意告诉他哪些地方不对，他朝那人气愤地直嚷：“你懂个啥，你懂个啥！”

　　一心沉浸在“昭雪冤屈”愿望之中的上访人实际上把自己赶进了死胡同。中国《新闻周刊》在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处外面随机作的一个调查显示，98%的上访人都认为“继续上访下去没有希望”。

　　但他们都表示还要再等下去，至于他们所盼望的“正义之光”能否降临，何时降临，他们不知道，似乎也不想知道。在这里，上访本身成为目的，上访目的倒渐渐淡出了。

　　政府：高低不一

　　中央政府一向很重视信访工作，一直期望它能发挥“听民意、察民情、解民忧”的理想功能。

　　有专家指出，这其实暗合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民为水，君为舟，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治国之训。

　　中国社科院青年学者应星通过多年对上访的研究发现，在上访人的心目中存在这样一幅图像：“多数昏官 少数清官 光荣而正确的中央”。

　　地方政府也被要求要重视信访工作，但地方政府很头疼。上访如同硬币，具有两面性，一面反映群众呼声，有助于政府制定并调整政策，从而不至丧失其统治的合法性基础；另一面上访人数次数的增多却也对社会秩序产生影响，不利于社会稳定。

　　特别是集体上访，中央和地方政府同样敏感。应星认为，集体上访(5人以上)虽然与个别上访有性质相近的一面，但集体上访中出现的自发组织却有变质或“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的危险。在国家看来，既然中央与群众之间都常常被国家建立起来的各级党政组织所滋生出来的官僚主义所阻隔，那么，农民自己建立起来的上访组织或推举出来的上访代表当然就更有可能把农民引上歧路。

　　因此，尽管对一般上访比较支持，比较宽容，但对于集体上访则抱不欢迎态度。民政部原信访办公室主任曹国英说，他们遇到下面来的集体上访时，一般都及时通报当地政府，让其派人过来将上访人员带回去。

　　还有越级上访(尤其是进京上访)也是高层所不愿看到的。应星认为，越级上访处于一种尴尬境地，一方面，越级上访被视为人民民主的一种实现形式，视为和人民群众直接沟通的重要渠道，藉此可以有效地迈过“官僚主义”这个障碍物，接受人民的信任；另一方面，如果过多的越级上访发生，不仅高层不堪重负，而且首都和重要城市的治安秩序也会受到威胁，因此又对越级上访加以控制。

　　地方政府对“集体上访”、“越级上访”防范更是严密，经常可见地方公路边的墙壁上写着“依法治访”“严厉打击非法集体上访”“严厉打击越级上访”之类醒目的宣传口号，一些地方还开会做出规定：党员带头上访的开除党籍。

　　舆论上攻势不弱，行动上更是猛烈。曹国英讲了一个故事，说是中办、国办信访局的同志有一段时间发现某地上访人数突然剧减，还正诧异此地工作为何好转如此之快时，却发现原来是当地政府派人整日驻在信访大门外，一打听是当地人就给劫回去了。

　　中国《新闻周刊》在最高人民法院信访接待处外面曾采访几个人，但第二天却发现人不见了，调查后得知当地政府来人连夜将人带回去了。

　　曹国英讲，这种现象极其普遍，几乎中央每个部门信访办公室外面都存在这样的“两支队伍”。并且地方政府在必要时还会采取特殊手段，例如将上访人送到收容站等。

　　2000年2月13日，朱钅容 基总理视察国办信访局时，当了解到有些地方为了减少进京上访数字而对上访采取堵、卡、压等手段时，他当场指出这是错误的。他说：“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让人家有冤无处诉，有话无处说，那怎么行哩，这个东西太不像话啦！对正常上访的群众绝对不能拦”。

　　但下面有自己的苦衷。曹国英介绍说，中央和各地都对上访有一套考评制度，如果哪个地方上访人数比较多，上访重大事件比较多，当地在“社会治安”考评上是要被扣分的。而这直接关涉到当地政府的政绩和官员的升迁。

　　应星认为，正因为有如此之多的模糊摇摆之处，上访这种权力技术在实践中也就充满了模糊感和弹性。哪些时候鼓励上访，哪些时候控制上访；需要什么类型的上访，警惕什么类型的上访；上访在哪个层面容易受到支持，在哪个层面容易受到禁止和打击；上访在什么情况下能成为问题解决的有效途径，什么时候只是象征仪式或只起安全阀作用 这些上访知识并不是写在信访条例和讲话稿中，而是体现在国家和上访者具体的互动中。

　　司法：朋友？敌人？

　　中评网法律生存频道编辑王振宇认为，信访也许会给极少数人带来好运，但对绝大多数人而言，信访没能给他们任何帮助，相反倒有可能让他们在上访的途中再次受到伤害。信访虽然也是为了寻求正义，但它实质上还是历史上的“清官情结”，期盼以“人治”的力量来实现正义与公平，而这无疑对“法治”产生负面影响，从而在根本上延缓正义的到来。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王新清对中国《新闻周刊》讲，现在大多数公民的上访，是针对诉讼案件的。对非诉讼事件进行上访的情况比较少。因此，多数的上访应该到司法机关去。一些公民之所以到中办、国办、全国人大的信访部门去上访，是因为他们认为中办、国办、全国人大更有权威，或者对司法机关缺乏信任。

　　公民针对诉讼案件的上访，属于法律规定的申诉或申请再审。申诉或申请再审都是诉讼行为，应该依照法律的规定进行，不应盲目。更不应当认为哪个机关权力大就找哪个机关。司法讲程序，讲管辖权。不到应该去的地方"上访"，不到有管辖权的部门上访，往往是徒劳的。

　　至于公民到党、政机关上访是否可能导致行政干预司法的独立性，他认为未必，就看这些接受上访的党政机关怎么处理。党政机关根据法律规定提出建议、意见还是可以的，但不能就一个案件如何判决下命令、做指示，否则就是干涉司法工作。

　　至于那些对诉讼案件的上访，他认为也不一定全是因为司法不公引起的(当然这也是原因之一)，败诉方对法律不理解、甚至无理取闹、以及某些司法人员态度问题都有可能导致不服判决而上访的发生。

　　他说，即使法治再完善，只要有诉讼就必有胜诉败诉。败诉方对诉讼结果一般是难以接受的，因此不服判决而进行申诉的就大有人在，几乎在任何国家都有这种情况。

　　王新清教授认为，上访现象具有复杂的现实和历史的原因。为了减少上访，除了加强司法公正，完善诉讼体制外，还需要提高人民的法治观念、文化素质水平。

　　他认为，上访也就是申诉或申请再审，属于审判监督程序的一个内容，发生法律效力的裁判具有稳定性。法院不会因为上访就随便改变已经生效的裁判。

　　终结信访？

　　中国《新闻周刊》连续一个月来的采访调查表明，绝大多数上访人已经对上访不抱什么希望，但民政部原信访办主任曹国英还是认为，信访在现阶段还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法律体系还未健全，老百姓还需要一个发泄怨气的渠道。虽然信访也未必能帮什么忙，但有人能听一听他们的“喊冤声”对上访人来说也是一种宽慰。

　　政治学学者毛寿龙则认为，上访作为国家治理制度的补充，是在高度行政化时代，最高权力中心认为自己无所不能的情形下产生的。

　　他说，在国家司法制度、人大制度其它一切正式制度瘫痪之时，就是信访制度最有必要存在的时候，因为高层不能从正式渠道听取民意，就只有依靠信访这一补充制度。

　　他认为，司法机关应该取消信访制度，如果信访制度在司法机关起作用，就证明上级法院存在干预下级法院司法独立之嫌。

　　但人大和政府应该保留信访制度，他的理由是，人大是民意机构，本身就应该听取民意，但要防止其“行政化”倾向，人大应该深入人民之中听取意见，而不该坐在办公室里等人民前来反映。

　　政府里设立信访机构有助于政府制定和调整政策，但毛寿龙同时也承认，由于“官僚主义”及其他政治因素作祟，政府里的信访机构已经越来越脱离群众了，越来越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

　　本刊记者／江一河 实习记者／汤耀国

　　曹国英

　　关键要有感情

　　“现在信访部门好人少了，好人都走啦！”

　　3月12 日，一位上访人对中国《新闻周刊》如此发牢骚。但他心目中有一个“好人”——民政部原信访办公室主任曹国英。

　　曹国英今年50岁，河北人。1998年7月至2000年5月任民政部信访办公室主任。现为民政部档案馆馆长。

　　10天后，曹国英接受了中国《新闻周刊》专访。

　　新闻周刊：信访部门的办事程序和办事效率如何？

　　曹国英：我在民政部信访办的那两年，每年连信带访约一万件，我们有7个人，这还算多的，好多单位信访人员只有两三名，有的就1名，根本就忙不过来，所以绝大部分信件都直接转下去了。每年经我们直接插手处理得到解决的大约40多起，这种情况在全国信访部门都很普遍，因为信访是分级管理，解决问题还得要靠地方政府。我们给他一个期限，解决得了也好，解决不了也好，都要有一个结果汇报上来。

　　新闻周刊：如果地方政府顶着不办怎么办？

　　曹国英：那我们就给它的上级通报，上级不行，再上一级，还不行的话，我们就报给中办、国办信访局，请他们作为重点案件来督办。中办、国办信访局可以给下面的干部打分，你的地方上访次数多少，给你的函件处理了多少，按期有没有处理结果，这些都是打分的依据，分数扣多了，会影响你的仕途的。如果连中办、国办都不顶用的话，我们就派记者去曝它的光。现在当官的都怕当众丢脸。

　　新闻周刊：您做信访工作两年，在上访人里您口碑不错，您自己的体会如何？

　　曹国英：我主要有三点体会：

　　第一， 一定要选对人民有感情的人来做信访工作，对人民没感情，你让他做信访，他视老百姓为“草芥”，他把人打发走就得了，他不是为人民服务，他是不给领导惹事就行。所以，对人民没感情的人，连立场问题都没解决，就不应该也没资格做信访工作。

　　第二， 信访工作要立足于解决问题。考核信访工作是要看解决了几件实事，看通过信访工作给领导提了多少有价值的信息和政策建议。你说你接待了几千上万件信访，你办了几件实事呢？一个老太太来上访，你给她沏茶倒水，背着她走了，这当然也是好的方面。但你给她解决了问题没有？她千里迢迢到你这儿来不是为了喝口水的，她是要让你给她解决问题的。

　　第三， 信访工作的好坏与否要由上访群众来评判。信访部门的服务对象是千千万万的上访人，它的服务质量怎么样，上访群众最有发言权，一定得有一种机制保证信访部门代表人民利益。我做信访两年，还没听说哪个单位领导召集过上访群众了解群众对信访工作的评价。在很多领导眼里，信访部门只是一个摆设，这样一来搞得信访工作人员也挺自卑，地位低，待遇也上不去，工作起来自然就没有积极性。

　　本刊记者／江一河

　　相关专题：中国新闻周刊第200期庆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