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科学院院士韩济生揭示针刺镇痛奥秘(组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 韩济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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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济生教授及其夫人

　　半个多世纪的学术生涯，他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两次，国家科技进步奖一次，并荣获首届立夫国际中医药针灸奖、首届紫荆花奖、何梁何利奖等奖项。

　　半个多世纪的教书育人，17名博士后，58名博士生，30余名硕士生，80余名进修生在他的教诲和指导之下，成为科研上的生力军。

　　他连续12年获得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基金，他的系统理论研究成果，以及他发明的“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对针灸疗法在全世界的应用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韩济生教授。

　　文/傅冬红

　　为了儿时的心愿，为了总理的嘱托

　　1928年，韩济生出生在浙江萧山一个开业医生家里。父亲以从外国传教士那里学得的一点浅显的医学知识行医谋生，他希望自己的儿子长大后能真正学医，有更大的本事普济众生，于是为孩子起名“济生”。

　　1947年，韩济生19岁。念及父母为自己取名“济生”的初衷，在浙江大学、上海交大和上海医学院之中，他选择了上海医学院医疗系。他决定要做一名外科医生，这是他的第一次人生选择，“普济众生”就此成为他毕生的追求。

　　在上海医学院学习的5年是韩济生一生中知识积累最高效的5年。尽管做一名外科医生是韩济生的愿望，但由于建国初期国家需要创建很多医学院，急需大量基础医学师资，他所在的班被指定只能在基础医学科目中选择就业志愿。于是，“服从祖国需要不做任何选择”成了韩济生一生中的第二次选择，他放弃个人兴趣，选择了生理和药理专业。从1952年到1962年，短短10年间，他经历了五次调动：1952年到大连；1953年到哈尔滨；1956年到北京卫生干部进修学院；1961年到北京中医学院；1962年到北京医学院。不停地调动工作，不断地转变研究方向，必然影响业务上的成长，而这并非出于他的选择。总结那个“奔波”的10年，韩先生总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认识——它锻炼了我从头建设生理实验室的能力。

　　1965年，是韩济生人生中一个新的起点，它真正决定了他未来的科研方向。

　　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国一些地区开始利用针刺穴位来止痛，但当时西方的一些学者却把针刺镇痛看做是一种东方巫术。1965年，周恩来总理指示卫生部组织力量研究“针刺麻醉”的原理，当时的卫生部部长钱信忠将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医学院。同年9月，北医党委书记彭瑞骢找当时在生理学教研室工作的韩济生谈话，希望他能担起这项任务，完成总理的嘱托。

　　针灸对从事了12年基础研究的韩济生来说是陌生的，但责任感让他再一次放弃了已经小有成绩的基础研究，一切从头再来。1965年，结束了10年的“颠沛”，在“针刺麻醉”这样一个全新领域，韩济生带领他的同事和学生开始了不懈的努力和探索。经过30多年的潜心研究，他们深入地阐明了针刺镇痛的机制。这项处于国际先进水平的研究，终于对周总理的心愿给出了初步的答卷。

　　揭示针刺镇痛奥秘

　　“我们今天用神经科学的最新理论和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的针灸学和针刺镇痛原理，是一项探索性极强的事业，我们的研究多是前人从未涉及的理论问题。我们要用这些新成果、新理论来推动中国医学的发展，扩大中国医学在国际学术界的影响。若不敢或不能从我们的研究中大胆提出新理论、新概念，我们今天的工作还有什么意义？”韩济生如是说。

　　韩济生带领同事和学生，从针刺穴位能产生镇痛效果的客观事实出发，在整体、细胞、分子和基因等不同水平上证明了针刺穴位可以促进脑和脊髓释放出5-羟色胺、内源性阿片肽等化学物质，从而产生镇痛作用。如在针灸针上通以一定参数的电刺激代替手捻针，就可以更精确地进行定量研究。而且他发现，应用不同频率的电脉冲，可刺激脑和脊髓释放出不同种类的神经肽。这些研究结果说明，中国针灸学中关于“在同一穴位用不同手法进行针刺可产生不同的疗效”的说法，是有其科学基础的。研究还发现，如果针刺的持续时间过长，其镇痛效果会逐渐减弱，从而形成“耐受”。韩济生对这一现象的机理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长时间针刺引起的中枢神经系统中阿片样物质的大量释放，将触发另一类神经肽即抗阿片物质的释放，这种物质能够对抗阿片肽的效应起到负反馈作用。在动物实验中，韩济生还尝试用药理学和转基因的方法改变阿片肽与抗阿片肽的相对平衡，这样就可以定向地改变个体对针刺的反应性，从而为提高针灸疗法的临床效果打下了基础。

　　1979年以来，韩济生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0余篇；多次主持国际性会议；先后到26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所大学讲学；著有《神经科学纲要》、《针刺镇痛原理》、《神经科学原理》、《中枢神经介质概论》等论著。1979年，韩济生由讲师直接晋升为教授，1984年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科学家，1990年开始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1993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韩济生在科研上所做出的突出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他也因此被世界卫生组织(WHO)聘为科学顾问，被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聘为科学评审委员会顾问，被瑞典隆德皇家科学院聘为国际院士。他还担任着国际疼痛学会中国分会的主席、国际麻醉性药物研究学会执委会委员，曾获国际脑研究组织(IBRO)和美国神经科学基金会联合颁发的“杰出神经科学工作者”奖金，是中国内地获此奖金的惟一一位科学家。

　　韩先生不仅是一名杰出的神经科学家，同时也是一名社会活动家。为促进中国疼痛医学和神经科学的发展，他组建了中华医学会疼痛学会和北京市神经科学会，并出任两个学会的理事长。他还担任着《生理科学进展》杂志主编、《中国疼痛医学》杂志主编、《中国神经科学》杂志副主编、美国《国际神经科学》杂志编委、英国《神经科学方法学》杂志编委、新加坡《亚太药理学》杂志编委等职务。

　　现代神经科学的蓬勃发展，为研究古老的针灸作用原理铺平了道路，而对针灸原理的深入研究，则为神经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新思路。韩济生和他的百余位同事及学生30多年来的研究，不仅揭开了针刺麻醉和针刺镇痛的奥秘，也为世界神经科学文库增添了新的内容。

　　矢志戒毒事业

　　上世纪90年代初，我国的吸毒问题死灰复燃，而且来势凶猛，难以遏制。自1990年以来，公安机关公布的吸毒人数以每年10%—40%的速度增长着，截至2001年，我国登记在册的吸毒人员已达9.1万，可以肯定的是，全国的实际吸毒人数远远高于此数字。

　　吸毒的机制虽然复杂，但肯定属于神经科学范畴。虽然政府并未下达任务，但这一次，韩先生自告奋勇做出了一个带有冒险性的选择：我和我的同事能否为解决这一重大而急迫的社会问题贡献一份力量?

　　西方科学家研究戒毒数十年来所取得的主要成果，可以归结为“美沙酮维持疗法”。美沙酮是一种长效的鸦片类药物，其作用酷似吗啡和海洛因，但药效持久。服用一杯美沙酮(60—120 mg)，血液中该药物的浓度可维持高水平达24小时，几乎占据了体内所有的吗啡受体。吗啡受体得到满足，不再产生“戒断症状”，患者就可以安静地度过一天；又由于美沙酮用量很大，吸毒者再吸海洛因便不会产生飘飘欲仙的快感，因此也就断了吸毒的欲望。这些优点使得不少国家宁愿为吸毒者终身免费发放美沙酮。此法似乎成了解决吸毒问题的良方。

　　但是这种疗法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关键在于“维持”二字。由于美沙酮是一种成瘾药物，且成瘾性极强，如果一天不饮此药，毒瘾就会立即发作。因此实施此方案必须有一个完善的美沙酮分发系统，而在中国要建立和维持这样一个布满全国的网络系统，其难度可想而知。因此这种疗法是不足取的。

　　韩先生尝试戒毒治疗是从上世纪90年代初才开始的——集30余年工作之大成，它的直接成果，就是一个仅重127克、类似于“随身听”的称为“韩氏穴位神经刺激仪”(简称“韩氏仪”，“HANS”)的仪器。韩先生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的刘亦鸣高级工程师合作，用他几十年的研究结晶，制成了一台便携式仪器，只要把邮票大小的电极贴在穴位上，就能发挥类似于针灸的作用。

　　经研究发现，人和动物的脑内有种作用类似于吗啡、化学结构属于多个氨基酸串联而成的肽类物质，名为“内啡肽”，这是一类化合物的总称。若能设法加速这种内啡肽的生成及分泌，就可以显著减轻曾吸毒人员的戒断症状并解除心瘾。问题在于：如何加速其生成呢？韩先生根据科学研究发现，只要在人体的一定穴位上施以特定参数的电刺激，就能加速内啡肽的释放。大量的动物实验和人体观察结果证明，对解除戒断症状，高频刺激较低频刺激更为有效；对解除心瘾，低频刺激较高频刺激更为有效；低频和高频自动交替的DD波则对二者都有效。这就是“韩氏治疗仪”的戒毒工作原理和理论依据。

　　韩先生领导的北京大学神经科学研究所先后在海南、广东湛江和上海设立了三个戒毒基地，2002年4月又在天津增设了一个实验基地。在这些地方进行的“韩氏治疗法”的试验，较客观地反映了“韩氏治疗法”的实际效用。根据以上三地(天津除外)提供的报告，按照这种方法进行治疗，已有11人经脱毒治疗后出所一年以上未复吸，这已经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为奖励那些脱毒后真正达到一年不复吸的患者，韩先生与夫人朱秀媛教授捐出10万元积蓄，设立了“韩氏戒毒不复吸奖”(中国首个由个人设立的戒毒奖)。2002年1月，韩先生向三个基地的11人(每人5000元)颁发了此奖，2003年1月又第二次颁奖，至此奖金全部发出。

　　国外的美沙酮戒毒法其实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戒毒，韩教授的方法远比他们要先进。“韩氏治疗仪”是动员吸毒者自身的物质起作用从而促使其戒毒，所以只在脱毒疗程的前3至5天用少量中药和西药辅助治疗，随后就用“韩氏治疗仪”刺激他的穴位，促使中枢神经系统释放内啡肽，把受压抑的内啡肽系统重新加以扶正——在这里，针灸与中药能起到互补与协同作用。治疗的目的是扶持自身的正气，巩固吸毒者本身的抗毒能力。

　　“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我所期待的是为人民多做些实际的事情。当1951年我还是上海医学院的一名学生时，曾到上海市郊区青浦县的壬屯村去做防治血吸虫病的工作。当时那种‘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的情形让我感触良多，记忆犹新。50年过去了，我再次到了青浦，这次却是去青浦戒毒所。如今，毒品——这个新时期的血吸虫病，让我尤其痛心疾首。因此，我希望社会上能有更多的人士来关注这个问题，群策群力解决这个问题。我也希望大家都要站在人道主义的角度来关心误入歧途的吸毒者，使他们回归到正常的家庭生活中去，而不应歧视、唾弃他们。”

　　“消除吸毒这一社会毒瘤，是个需要配套的系统工程。” “吸毒者就像癫痫病人、精神病人一样，他们也是病人，需要得到家庭和社会的理解，特别是在就业方面应给予出路。消除吸毒，社会的帮教十分重要！”

　　这是一个老科学家发自肺腑的心声。

　　1993年，当卫生部批准在韩济生任主任的北京医科大学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建立“脑功能研究”部级重点实验室时，韩先生对他的学生们说：“1989年6月美国国会通过决议，把1990年1月1日开始的20世纪最后10年定为研究脑的l0年，而我们中心的研究重点正是脑功能。科学研究只能追求国际第一，而不是国内第一。应该瞄准国际对手展开竞赛，中国人绝不能落后!”

　　教人学真，学做真人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有句名言：“千教万教教人学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韩济生院士身体力行，以他的人格魅力感召并激励着学子们扎扎实实做学问，诚诚实实学做人。

　　“我爱教学，得天下英才给予教育，是人生一乐。”这是韩先生的肺腑之言。

　　与韩先生共过事的人都知道，他对科研一丝不苟，对工作精益求精。以常人的眼光来看，他的某些做法近于苛刻，在学术上的严谨有时达到了令人生畏的程度。

　　韩先生每年要审20—30篇研究生论文，而每年的4—6月份又是他最忙的季节，不仅有三四名博士生要准备答辩，而且还会有很多会议。每天早上，在各自的信箱里，学生们都可以见到韩先生塞进来的工作安排和修改过的稿子，逢到第二天一早外出开会，他会在前一天晚上给每个学生的信箱里塞些“指示”。

　　韩先生对每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严格把关，大到实验思路，图表设计，小到标点符号，不仅从文章的逻辑性，文字的通顺上要求，甚至一个英文字母的大写、小写这样的小事也绝不马虎。他的所有学生都有这样一种强烈的感受：不断修改和完善毕业论文的过程，是韩先生最为“刁难”他们的时候，也是他们科研能力一个再提高的过程。

　　坚持了20多年的周末“午餐会”是学生们的又一课堂。平时大家忙于各自的工作，很少相聚。在这里，他们再次感受到韩先生学术上的严谨和做人上的真诚。每个研究生的毕业论文，都要拿到“午餐会”上试讲多次，然后大家提意见。韩先生每次参加国际会议回来后，也会在午餐会上详细传达所得到的批评或表扬，甚至自己在国际会议上的发言，以及对提问的应答中做得不到之处，都向大家坦述，使个人的经验或教训成为集体的精神财富。

　　为了解每一个学生及工作人员的学习和工作情况，月初和月中的“半月汇报”成为了大家交流、沟通及提高的又一手段。对每个学生和工作人员的半月汇报，韩先生都仔细批改，并做出必要的指示。为了提高大家的英文写作水平，韩先生总是鼓励大家用英文写半月汇报，并在午餐会上用英语表述。几年下来，学生们的英语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

　　韩先生不断鼓励学生将论文投向国外的杂志，以期让更多的人了解中国，了解中国的传统医学。他常说，搞科学最忌讳模棱两可，是就是，不是就不是，切忌或尽量减少在谈话及写作中使用“似乎”，“好像”，“可能”等不确切的字眼，一定要实事求是，要正直坦诚，谈话、写作要务求确切。他反复告诫学生：我们做实验一定要老老实实，实事求是。实验一时做不出理想的结果，可以慢慢找原因，但绝不能为赶文章而搞假结果。国外曾有人为个人名利，把小白鼠涂黑，称是发生了基因突变，最后把自己搞得身败名裂，这就是违背科学精神的教训。做实验一定要认真，实验数据一定要确实可靠，我们的实验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正是由于这种严谨的态度，神经科学研究所几十年来从未发生过一次后面的实验结果否定前面的结果的事情。

　　在不少人眼里，韩先生有点过于较真。他要求别人严，要求自己更严。某单位审批学位点请他填写专家鉴定意见后，送上了2000元人民币表示谢意，他按审稿标准只收下50元，其余如数退还。某学生拿着自己起草的出国留学的推荐信请他审阅，她把自己学习成绩的名次写为：top 5%。韩先生认真询问了她的成绩后指出：你的成绩不够top 5%，就不要写这句。学生争辩说有的同学还把自己写为top 2%呢。韩先生表情严肃地说：科学要实事求是，你连对自己的评价都没有勇气求实，你将来所从事的科学研究能让人信服吗?

　　韩先生的“抠门”也是有名的。有些学生打印材料时有浪费现象，有的学生多领了几个软盘他都会严厉批评；他总是将复印纸一面用过再用反面；他每天收到大量的信件，他会将这些信的信封作为资料袋再次利用；他还建议北医大的校长，校内交流用的信件，信封应该用铅笔写，这样用橡皮擦去字迹后可以再次使用；在儿女的记忆中，近十年来他们从国外探亲回来，父亲只在学校附近的一个小餐馆请他们吃过一次饭……

　　在一次研究生的毕业典礼上，他在讲话中提问：今天你们是学生，明天就是医师、药师，后天可能当院长。你们看病会不会拿红包？开出贵重药品和检查单是否拿回扣？对那些令人深恶痛绝的坏风气能不能从我做起加以改变？

　　在另一次给学生上课的时候，他问学生：你去取自行车时，不小心让一排10辆自行车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成片倒下，而你的车子恰好在10辆车的最上层，你的反应是什么？是庆幸自己的车子在上层，推起就走？还是考虑到是因为自己的车首先倒下，才碰倒一大片，因此愿意花时间把10辆车一一扶起？当你在弹簧门前，看到身后有人跟上来，你是踢开门闪身而过，让门顺势弹回，去碰后来者的鼻子，还是把门推住几秒钟，给后来者以方便和温暖？……他关于一连串日常“小事”的提问，给在座的年轻学生留下了深深的思考。

　　“批评是培养研究生的主要方法。等到没有什么可批评时，研究生就该毕业了。” 韩先生常引用美国斯坦福大学药理学系教授、北医名誉教授哥德斯坦的这句名言。“一个集体要有真正的团结，必须有坦诚的互相批评和帮助。如果得不到批评，就出不了人才，也出不了成果。今天的科研都是集体所为，不是个体单干能有所成的。我们物质条件困难，更要齐心合力才行。这样才能真正形成一个团结的集体，在这样的集体中才能培养出高级人才，甚至成为培养这种人才的基地。”这是韩先生对批评的看法。

　　在政治上业务上从严要求的同时，韩济生对年轻人的生活也给予了足够的关心。为了提高效率、节省学生们的时间，他自费花500美元从美国买了一个资料处理和做图用的软件；为了奖励工作努力、成绩突出的学生和科研人员，他拿出自己的积蓄作为奖金，分发给研究组的成员；考虑到研究生生活待遇低，他总是将自己出国讲学所得的讲课费换成人民币，按每人的表现和贡献发给津贴，使学生们深感温暖和鼓励。

　　1994年，韩济生获得“光华奖学金”l万元人民币。他和夫人商定，用5000元买纪念品送给支持他工作的有关部门和他的实验室的学生和同事；另外的5000元捐给希望工程，为边远山区的学校建立一个图书室。据说这是北京以个人名义捐资建立起来的第一个希望图书室。1995年10月，延庆县权宁镇孔营小学的200多名师生，在新落成的校园隆重举行了“韩济生希望图书室”的捐建仪式。

　　1995年10月19日，“何梁何利奖”颁奖大会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举行,韩济生院士荣获生命科学科技进步奖10万港币。为推动北医大的教学科研工作，他和夫人向基础医学院捐资5万元，设立了“求索奉献”基金，颁奖对象为基础医学院的青年技术员，以鼓励他们在工作中不断钻研和求索，在本职岗位上奉献青春的实干精神。

　　1997年5月，他填写了捐献骨髓和身后捐献角膜的志愿书。

　　他人心中的韩济生

　　1998年，在韩济生院士70高龄、执教45周年的时候，他的学生们编了一本名为《芳菲时节》的书，得益于先生教诲的数十位海内外学生及韩先生的亲人、同事及老领导回忆了与他共同走过的岁月。生活中的点滴小事本无足挂齿，但通过它们却可以折射出一个人的品德。

　　朱秀媛教授与韩先生相扶相携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风风雨雨。朱教授说，别看他现在是一副书呆子样，年轻时，他的兴趣很广泛：唱歌、游泳、打排球、玩双杠、跳苏联鸭子步舞……他特别喜欢动手修东西，经常做一些精美的手工艺品，还会裁剪衣服。但这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现在，他几乎把分分秒秒都用在了工作上。如果你留意一下，就会发现他的手总是不停地在空中或自己的腿上写字，这是他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在练字。每天早晨20分钟打网球的时间经常被挤掉，他就利用间隙时间原地蹦蹦跳跳。

　　女儿韩一虹人格的形成有着父亲的重要影响。“我一生只挨过父亲一次打。”小时候她因戴着一副猪八戒面具故意吓哭邻家的小男孩而遭到了父亲的训斥。没过多久，她又旧戏重演，这一次她被父亲重重地打了手心，并被严厉告知：“第一下是因为你欺负弱小者；第二下是因为你明知故犯。”要爱护比自己弱小的人，决不可以欺负人。直到今天，女儿都牢记于心。

　　几十位韩先生的弟子纷纷写下了对导师的感受。

　　先生的精力总是那样充沛，虽已年过花甲，每天的工作时间却长达十几个小时。为节省时间，他总是步履匆匆，上楼梯常常是两级并作一级。在韩先生这种苦干精神的感召下，神经科学研究中心的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都在奋力为发展针灸医学和疼痛医学而不辞辛劳地奉献着，也使得我们实验室从原来的一个很小的针刺麻醉研究室，变成了一个享有盛名的卫生部重点实验室。

　　有一件事令我深深感动并终身难忘。那是在答辩之后，大家到韩老师家去玩，期间同韩师母聊天，韩师母告诉我们，韩老师晚上工作到深夜，实在太困了，就在地毯上躺一会儿，又怕睡着时间太长，睡觉时，倒背双手，当双手发麻，感到不舒服时，人自然就会醒过来。当时我们在场的人都被深深地震动了，古人的“头悬梁、锥刺股”就发生在我们的导师身上。回来的路上，大家默默无语，韩老师崇高的敬业精神、执著的工作热情，感动着我们每一个人。

　　韩先生进电梯时总是先按关门键，然后再按楼层键，因为这样“可以节省一秒钟时间”；人未走到屋门口，手中已拿好了开门的钥匙，而不是到门口再找钥匙。他曾因腰椎病被迫卧床3个月，他就在病床上指导研究生，改文章，写基金申请等。在疾病最重时，他还去上海参加了一个重要会议，由于不能坐，他就站着参加会议……

　　先生非常珍惜组内的团结，我刚到北京的时候，曾给先生带了一只哈密瓜，先生非常高兴。一次全组开会，先生根据组内的人数，一块块切开分给每一个人，不在的人也要留一份。先生的工作得了奖，我们虽没有参加，但也能得到一定数量的奖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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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济生眼中的韩济生

　　半个世纪，韩济生院士在科学之路上艰难跋涉；半个世纪，有17名博士后、58名博士生、30余名硕士生及80余名进修生在韩济生院士的亲自教诲和指导下成长、成材，成为科研上的生力军。而韩先生本人这样评价自己的工作：

　　回顾自己半个世纪的科学生涯，我总觉得自己是十足的幸运儿。好老师，好学生，出色的学校，重要的国家课题。值得庆幸的是，从1952年到1962年这10年间，我遇见了吴襄教授、王志均教授和季钟朴教授，这是一生难得的机会和经历。吴先生主要教我如何做好教学工作；王先生主要教我如何进行科研工作；季老师则以他一生兢兢业业奉献给中国医学教育和科技事业的献身精神，教给我怎样做人。

　　我对教学和科研都很有兴趣，另一方面我也认识到应该做一些社会工作，把自己得到的知识向社会做出回馈，可是在时间这个常数下以上三件事往往发生矛盾。我常想：自知天赋不高，只能借助勤奋；每念人生有涯，惟求后继有人。我的一生如果有一点成绩，除了老师的栽培，领导的大力支持，最重要的是同事和学生们的帮助和通力合作。从我正式搞科研开始，就离不开集体的帮助。

　　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今天掌握的知识大多数是前人用血水和汗水换来的，我们是踩在别人肩上上来的，因此我们有责任给后人留些什么，让后人踩在我们的肩上向前进。科学研究不是一个人、一代人能完成的，而是需要多少代人的长期努力。

　　一个人可以靠耍小聪明得到一时一事的成功，但要最终取得一定的成绩只能靠勤奋。我总在想，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惟一可以掌握的是不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尽可能利用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做好自己能做的每件事情，这是我的简单信条。用自己争分夺秒的努力，不辜负命运赐予我的良好机遇。

　　花费35年时间，有将近200人参与完成的工作得到今天的结果，应该可以产生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了。但是我们所取得的成绩只是针刺原理研究中的沧海之一粟，更何况从20世纪末期开始，针刺疗法已愈来愈受到西方国家的重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已拨巨款在美国全国设立了10个中心，进行基础结合临床的针灸研究，可以预计，不久的将来其针灸研究成果将赶超我国，后来居上。作为针灸发源国的一名科研工作者，怎能不忧心忡忡，又何谈“如释重负”!

　　我真诚地希望，我所度过的30年，只是北大神经科学研究中心发展历程中的助跑阶段，另一些幸运儿将接过接力棒，去开创明朗的前程!

　　这就是韩济生。

　　今天，在北京大学医学部，我们仍能不时地见到这位年逾古稀的老科学家，手中拎着一只沉甸甸的公文包，三步并作两步地上楼梯，或是骑着他那辆20余年一贯制的“永久”车。如这辆“永久”车一样，韩济生院士不会停止工作的脚步。

　　《人物》杂志-新浪系列人物访谈：韩济生院士13日17时作客新浪谈针刺镇痛及戒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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