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湖南校园惨案：乡村教师在重压下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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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师背负着重重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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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姜寅的故事分成前后两截。1990年代初分配到一所山区中学任教，4年后，他用尽一切办法，将自己调到一所平原上的中学。又过了6年，姜寅考上了研究生。姜寅现在成了浙东一所大学的老师。

　　在皖西平原的乡村中学里补习英语时，姜寅没有想过人生会有如此的逆转。复习到深夜，早晨6点起床管理早自习，只有离开的愿望强烈可感：离开中学，也离开乡村。逃离乡村

讲台的愿望和当年逃离山区的愿望同样强烈。

　　中国有800万乡村教师，很多人在重复姜寅的故事。调动需要耐心和一生大部分时间。考研进城，是另一种路径。还有一些人放下粉笔，成了民工。流动是相对的，留守是最常态。不管是哪一条路，都有巨大的压力。

　　苦闷的学校

　　关于姜寅的乡村教师经历，有许多笑话。姜寅还在山区的时候，某一日在家扫地，一个多年忙于调动的同事匆匆进门，开口就问调动的运气如何，姜寅玩笑说，我正要扫垃圾出去，不是有扫地出门一说吗，调走应该没有问题吧。

　　同事喜滋滋地走了。姜寅对命相之学的特别爱好不仅没有被人骂作迷信，反而在学校内外有一批拥趸。现在说起来，姜解释为学校生活异常单调的苦闷。

　　1992年，姜寅从师专毕业，分配回家乡县教育局，县教育局再将他分配到离县城20公里一所山区中学。考虑到最远的学校离县城比从县城到省城还远，姜寅要去的地方算不上边远。上山的时候，朦胧诗爱好者姜寅算不上踌躇满志，却不乏一丝浪漫的幻想。他特意订阅了《读者》和《散文》两种月刊，觉得它们可以安慰他初到山村的寂寞时光。

　　事实上，寂寞很快就被忙碌所取代。山区3年，姜寅成为一个业务熟练的中学教师。放弃朦胧诗后，新学习的卜卦知识还给他带来课堂外的“承认”。

　　他成了一个麻将能手，在当地颇有口碑。老师在学校打麻将是教育部门严令禁止的。但这样的禁令常常无法推行。对那些年轻的老师来说，乡村的封闭和教学的单调实在难以忍受，没有任何娱乐，夜晚和周末显得难以打发。他们的身份不允许他们像当地青年一样，出入录像厅或是桌球室。随着教龄增长，很多人的脾气变得暴躁，最常见的是体罚学生。

　　到考上研究生那一年为止，姜的姐姐和弟弟都结婚了，他却仍然单身。知识和生活习惯影响了他在农村择偶的范围。男性的乡村中学老师的择偶对象常常局限在同事、小学老师、乡村医院的医护人员还有乡镇政府职员这些人群中。和更农民化的小学老师比，他们是“知识分子”。这种角色和繁重的教学任务增加了这个职业的封闭性：声望尚可，但也常常被善意地嘲笑为有点“迂”。

　　“迂”字暗示了乡村社会中姜寅们的角色分配甚至社会地位。实际上，这个职业的封闭性从师范教育就开始了。2004年的“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庞丽娟提交提案要求关注教师教育。将教师教育从独立而封闭的系统向综合性院校开放。然而在学术界对“专业”和“综合”的争论尚未结束的时候，这个封闭的专业教育的适用性已经引起了很多争论。知识内容以应试为目的学校教育，常常被认为脱离了中国农村的实际需要。这加剧了姜寅们与乡村环境的隔离。

　　关于乡村教育的政策调研很少提及姜寅们的苦闷。在中国教育千头万绪的矛盾中，少有人想到这种苦闷会置于矛盾的中心。以个体面对学生的乡村教师，以集体人格出现在关于乡村义务教育的描述中，他们的经济压力和日常苦闷也是整体性描述，大多数教育心理学家都没有想到，这种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压力和苦闷，伴随着繁重然而枯燥的教学行为，可能发生心理变化。

　　当然，在中国乡村义务教育千头万绪的困境中，这种压力和苦闷被其他更严峻的问题所遮蔽。即使这些年来教师心理健康逐渐得到关注，关注也远未制度化，更没有延伸到乡村中来。

　　抽水机效应

　　从山区到平原，从平原到城郊，从城郊进城里——如果不是考上了研究生，如果有足够的坚韧，当然也因为缺乏一次到位的“资源”，姜寅的教师生涯会在调动中开始，在调动中结束。

　　姜寅到山区两年后，开始为调动整日奔忙。跑动长达一年之久，他如愿以偿，下了山。

　　这种经历十分普遍。多年以后，姜寅的表弟也从一所师专毕业，也被分配到那所山区学校。表弟在山下结婚安了家，凌晨骑摩托车上山，管理6点钟开始的早自习；晚上9点最后一节自习下课(毕业班会延迟一个小时)，骑摩托车回家。这是一个山区中学教师最常见的生存方式。当他们调下山后，很多人又在县城买房，然后骑摩托车从县城下乡，给学生上课。接近县城，就是接近资源分配的上游，这是乡村教师们一生忙于调动的主要原因。

　　姜寅们的调动路线将乡村课堂变成了抽水机，源源不断的教师在乡村接受了最初的职业锻炼，知识技能积累到一定阶段(很多是3年左右时间，将初中的课程教授一遍)，被抽取到区位优势更佳的学校。单向流动使县城中小学教师超编，山区学校却面临编制空缺、老师不够的窘境。

　　进城是最艰难的。姜寅的记忆中，最幸运的年头，全县600人的进城申请大军中，有二三十人调动成功。一般来说，这个数字维持在10个左右。剩下的数百人会年复一年地申请，期待好运降临。

　　相比起来，从山区调到环境稍好一些的乡村，只要有耐心，找找门路，要容易得多。当然，由此导致山区教师缺编，而缺编的一个弊病是要降低门槛，引进教师。郴州杀害学生的刘红文从一个兽医专业学生变成教师，是一个例证。但有的缺编是人为制造的。财政窘迫的地区，有时宁可将编制空置，代之以代课教师，因为支付给代课教师的工资要低得多。

　　调动“抽水机效应”尚可保持一地区教师数量的平衡，乡村义务教育最大的心病是教师流失。湖北蕲春县2002-2003学年实行“一费制”试点，一学期教师流失达800多名。最新数据显示，湖北监利、天门、孝昌三地，教师缺编高达8500人。师资不足，学校不得不扩大班级人数。一个乡村初中班级学生人数最多竟达136人。

　　这不过是中西部乡村义务教育的一个缩影。“抽水机效应”的深层动力是农村义务教育的财政制度。乡村教师们往往不是以教师而是以民工的身份流向了城市。当微薄的工资既危及生存又危及尊严的时候，乡村中算得上知识人群的年轻人汇入了进城的大军。

　　2000年11月，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善迈教授主持的一项国务院课题调查显示，中央和省财政把绝大部分资源投放在非义务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上，却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手段来平衡地区之间的教育财政，必然加剧地区间教育发展机会的不平衡。

　　倾斜的教育资源配置像一架倾斜的天平，会导致资源配置的连锁反应。“老师进城”，不过是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

　　与只承担50%-60%的义务教育经费相比，中国政府财政负担了70%以上的高等教育经费。而中国从1986年在农村开征教育附加，对中国的义务教育做出了巨量贡献。统计表明，中国的义务教育总投入中，有近一半是由农民承担的。全国乡村负债清查办公室调查，截至1998年底，乡村因投资义务教育而负债271.4亿元。

　　王善迈的课题报告中说，1994年到1998年，中国教育投入水平最高和最低的地区，小学人均事业费比值由6.44倍增加到10.03倍，初中由4.37倍增加到7.42倍。这反映出区域间义务教育投入绝对差异呈上升趋势。但2001年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仍确认，县级财政要负担本地农村义务教育的主要责任。义务教育投入的差别被中西部的经济水平差所决定和固化。

　　固定化的差异使“老师进城”的大军更见规模，新的顺口溜说：村里的老师镇上走，镇上老师县里走，县里老师市里走，市里老师东南走。按照教育发展“十五”规划，到2005年，已实现“两基”(基本普及九年制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的农村地区，新补充的小学教师中具有专科以上学历者、新补充的初中教师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者均力争达到50%左右。在“老师进城”的大军面前，这个目标显得任重道远。

　　老师收税

　　姜寅的教龄跨越整个1990年代。他经历了一次调动，两次工资改革和不记得次数的拖欠事件；他经历了农村推行“普九”，为了让学生完成义务教育，他跟在乡干部后面，推走过学生家长的自行车；姜寅甚至下乡收过农业税。虽然这与教师职责无关，但是这个角色很多乡村教师都领教过，这关系到他们能够拿到多少、甚至是能不能拿到工资。

　　仅就工资情况而言，这10年是中国中小学教师工资变化最大的10年。1993年的工资改革中，姜寅的工资从100多元涨至300多元。虽然发放并不顺利，1998年左右工资涨到了700多元。

　　2001年之前，乡村教师的工资由乡镇财政发放，源头无水，挪用教师工资款和工资拖欠现象十分普遍。在莫名的恐慌中，姜寅感到庆幸，毕竟他的工资没有拖欠太久。庆幸从山区调到了相对富足的平原。然而庆幸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当乡政府要求辖内中小学老师下乡收缴农户所欠税费，并规定了人均任务后，姜寅的庆幸变成了离开的冲动。

　　教师收税的难度不言而喻，昔日上门家访的老师变成上门收税的“公家人”，多年积累的乡村教育生态仍因此被破坏。

　　在中国现有的义务教育财政投入体制下，乡村教育经费强烈依赖县和县以下政府财政，导致乡村教育随着国家财政制度调整起伏不定。

　　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使省以上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比重从38.8%上升到2002年的81%，省以下(不包括省)则从61.2%下降到19%。由乡镇财政支付的乡村教师工资因财政剧烈缩水，引发拖欠潮。1994年当年清理出拖欠总额14个亿。6年后，据教育部不完全统计，拖欠总额达到了76.68亿元。

　　2000年，政府部门宣布在85%的人口地区实现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的战略目标。而为了达到这一目标，全国兴起“普九”达标运动，地方政府大举借债改善校舍，造成高额“普九”欠债。

　　2000年，部分地区实行“费改税”试点，取消教育附加和教育集资两项关于教育的收费。为了遏制愈演愈烈的教育乱收费，2004年秋季开始，义务教育开始实行“一费制”。乡村教育的经济状况愈加艰难，但农村义务教育财政投入的基本格局未变。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蒋国华教授介绍，目前政府对义务教育的财政投入，中央财政拨款占2%，省级财政占11%，县级财政占9%，78%的缺口留给了乡镇。

　　2001年国务院召开全国基础教育工作会议，对拖欠教师工资开除的药方是将乡村教师工资发放统一收归县财政。姜寅尚在学校的同事无需重演下乡收税费的尴尬角色了。但惴惴不安等待工资的日子里，很多年轻人都想试一试可能的出路。

　　围城内外

　　2004年9月，一份面向所有人的随机职业调查表明，教师职业对非从业者来说，有良好吸引力。2000多名参与调查者，55%的人比从前更有意于教师职业，理由是“教师待遇越来越好，还有假期”，以及“教师让人尊重”。

　　而北京市教委、教科院、北京教育学院进行的“北京市中小学教学工作调查报告”显示，参加调查的教师有41.92%抱怨自己并不适合这个职业，此外10.15%的教师认为，虽然“找不到更适合的工作”，但并不排除“跳槽”的可能性。

　　北京的中小学教师觉得职业声望不佳而且工资低(57.63%的教师认为，教师这个职业“吃力不讨好”，而且工资待遇只能“够生活开支”)，没有时间读书(认为“有足够时间读书”的仅占18%)，缺乏培训和科研经费。15%的中小学校长明确表示，不愿意当校长；另外49.9%的校长意愿不高，持“让当就当”的态度。

　　非从业者高涨的从业热情和教师的意愿低落反差鲜明，但是职业吸引力只是围城内外冷暖不齐的例证之一。另一些数据也显示，这个职业有更多的复杂性。虽然11.6%的调查者因为教师“受人尊重”而想成为老师，但2002年，“教育乱收费”是当年民众投诉次数最高的行业，教育部官员痛斥“教育腐败”已经危及此职业的道德根基。另外，20年来，大学教师的工资增长了18倍，工资超过了城市白领。而中小学教师的工资增幅虽也有10.9倍，但这一增幅很大程度上为拖欠之痛抵消不少。

　　而如果姜寅今天不是一个大学教师而仍然是一个乡村中学教师，这些调查，这些争论，都不会进入他的视野。他仍将每天6点起床，组织学生早自习，晚上9点钟结束晚自习，回到自己的单身宿舍。教学、工资、婚姻等等问题会一直困扰他。

　　笼统的“教育行业”的说法，已经不能包含许多分化的事实。不乏有人在表达对教师职业的期许(较高的工资，较好的社会声望，悠长假期等等)时，乡村教师的状态是视而不见的盲区。

　　专家们已经就乡村义务教育达成了很多一致意见。王善迈在调查报告中提到，要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的问题，要建立义务教育财政专项转移支付制度，而这一制度首先要有一部《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法》之类的法律，对各级财政对义务教育的投入比例做出法律规定。这个呼吁得到了广泛的呼应。因为1992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到本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应达到4%”，但到2003年这一比例达到建国以来最高值时，亦只有3.41%。

　　一部能保障乡村义务教育的投入问题的法律是值得期许的。还有教师流动、教育投资领域的开放和教师培训以及教育内容的改革——这些刚刚起步的制度安排，虽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对还未脱离乡村的姜寅们的心情有着十足影响。撰稿／汪 伟(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