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低”之辩——审视“咸安七杰”的创业路径

　　湖北日报记者张晓峰

　　“只要敢闯，哪里都能干出一番事业”、“自强，使我从绝望中找到希望”、“与农结缘，其乐无穷”……

　　10月8日，师智敏、李春莲、施良湖、童光耀、张加川、邹仲华、李常海等7位咸安区

“创业之星”走上演讲台，向区直机关数百位干部说起伏人生，道万千感慨。人们静静聆听、细细思量，发现他们每个人都有———

　　一段由“高”到“低”的人生轨迹

　　出身农村的师智敏从小迷恋农业科技，高中时就开始订阅《河南农业大学学报》、《养猪》等杂志。1994年高考前，他准备填报农业院校，无奈遭到家人反对。当年，他以610分的成绩被华中理工大学录取。

　　师智敏在华工学了大半年后，虽然学习成绩不错并拿到奖学金，但冷静下来后，他发现自己的兴趣依然在农业方面。1995年4月，他悄悄办了转学手续，转入华中农业大学果树专业。“好不容易有了跳出农门的机会，何必死死抓住这个‘农’字不放？”他的执拗让家人难以接受。

　　毕业时他被推荐到武汉市东西湖区农委“坐机关”，但他又一次说“不”，选择了四川省攀枝花市某枇杷基地。

　　当师智敏在攀枝花一路攀升，成为董事会成员、公司副总经理，月薪涨到4000多元时，却于2001年底毅然请辞，带着妻子回到家乡咸安区桂花镇明星村，搞起了果树新品种的引进、选育、示范、推广。

　　华中理工大学－华中农业大学－攀枝花市枇杷基地－咸安区桂花镇明星村果园。8年间，师智敏每一次“挪窝”，都伴随着人们的不解和质疑，因为他的人生选择划出的似乎是一道“下行线”，有悖“人往高处走”的常理。

　　事实上，7位“创业之星”都有着类似的“低就业”经历：

　　李春莲原是宝塔镇妇联主任，在乡镇改革中被“优化组合”到镇茶场当保管员，后来自己开了个小服装店。

　　施良湖原是横沟镇武装部长，辞职后曾借钱买了台翻斗车，南下广东打工。

　　武汉大学哲学系毕业的邹仲华原供职于咸宁日报社，辞职后赊购了一套老掉牙的机械，在一个破旧的校办工厂内搞起了搪瓷膜贴花。

　　童光耀原在市建设银行工作，现在的职业是养猪。

　　下岗前的李常海、转行前的张加川都是吃“皇粮”的国家干部，创业之初，都有过挖土方、扛水泥包、干杂活、学木匠的经历。

　　尽管“低就业”的动因各不相同，可一旦选择了、认同了，他们就义无反顾地开始了———

　　一次从“低”到“高”的艰难爬升

　　原为银行职员的童光耀，刚办猪场时住过好几年猪圈。大热天，猪粪引来密密麻麻的蚊子和苍蝇。炒菜时，苍蝇不时掉进锅里，睡觉时，蚊子贴满一身，用手一拍，血痕一片。每天闻着猪粪的臭味，一度让他嗅觉失灵。为了省钱，近40摄氏度的高温，他连50元一个的鸿运扇都舍不得买。

　　原为市供销社科长的李常海，下岗后曾到建筑队打工。他最开心的是替人建私房的那一天，从早上6点干到天黑，就着三碗白开水，吃了四个大馍馍，挖了11.8个土方，挣了110元。在嘉鱼县干杂活扛水泥包时，有一次竟因中暑晕倒在工地上。“创业好比针挑土，兴家犹如燕衔泥。”或是在人生的低谷，或是在地域的“低点”，7位“创业之星”，经历了向成功高点的艰难爬升。

　　与此同时，童光耀的神童牧业有限公司、李常海的兴隆采石厂、施良湖的管件制造厂、师智敏的林果基地、张加川的川玉茶叶有限公司、邹仲华的丝印花纸厂、李春莲的欧洲名典服装店在咸安人的视野中逐渐清晰起来。

　　据统计，这7个实体每年为咸安多增利税500多万元，解决了1000余人的就业问题。在市场经济、“知本”经济的当代语境中，知识、资本、人才、管理、机遇乃至人脉关系等等，都有可能成为创业者“上升”的“引爆点”。因而，窥测并言说7位创业者各自成功的奥秘并非易事。

　　不过我们还是能把握他们的共性，那就是一种拼劲、闯劲，一种在逆境和“异境”中愈益彰显的韧性，一种不甘平庸、勇于挑战自我的精神特质。

　　面对当初养猪的苦，童光耀有过放弃的念头，但内心的声音提醒他：“除了这几头猪，我们全家一无所有，只有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了，就是死也要挺过去！”

　　做生意亏血本的时候，张加川勉励自己：“市场经济嘛，今天赚了不等于明天继续赚，今天亏了不等于永远亏，只要用心去做，用心去观察揣摩市场，你一定会赢的！”当然，在与命运较劲的日子里，支撑他们的还有———

　　一种清醒理性的“高低观”

　　近年来，咸安区改革举措多力度大，已有近2万人由“吃财政饭”转为“吃市场饭”。随着改革的深化，还将有更多的人面临这种身份置换。然而有一种“宁喝财政粥，不吃市场肉”的观念，在一些人的头脑中根深蒂固，一定程度上掣肘着改革进程。区委书记王玲认为，这种观念基于一种错误的“高低观”：官位高者，比官位低者人生价值高；呆在城里，比呆在乡下人生价值高；端“铁饭碗”者，比端“泥饭碗”者人生价值高；工商比农牧高；机关比企业高……

　　7位“创业之星”最可贵之处在于，在人生的跌宕和市场的浮沉中，他们冲破了这堵狭隘的观念之墙。

　　当了20多年干部的李常海，刚开始干民工活时还有些放不下架子，最怕见同学和战友，他找工作的原则是哪怕工资低点，只要位置偏僻不会碰见熟人就行。可当他第一次有了2000多元的原始积累，掂着这沓并不厚实的血汗钱时，一种幸福感油然而生：这是真正的、实实在在的劳动成果啊！我凭自己的劳动在社会上立足、创业，为啥要自觉低人一等呢？

　　主动辞职的张加川说：“有的人委屈自己的个性、爱好和志向，在一个学非所用的单位或岗位上浑浑噩噩度过一生；有的人为挤进机关，为保住一个安稳的位子宁愿苦守清贫。我要说，他们一定活得很累、很无奈，当然也无所作为。”

　　当施良湖第一次有了数万元盈利、5年间不仅没领镇政府一分钱工资，还每年上交3000元管理费、回家后昔日的同事们喊“施老板”时，他觉得当自食其力的纳税人“特光荣”，“腰板不知不觉挺得直直的。”“像我这样的大学生当农民，在国外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师智敏谈到，美国许多农场主都是名牌大学毕业生，德国农民67％大学毕业，日本农民大学生达59％以上。随着经济发展，中国迟早要走到这一步。他最欣赏的人是敢于摆摊卖猪肉的北大学生陆步轩。

　　邹仲华这样表述他的价值观：奋斗者永远在高处。

　　7位创业者的现身说法，仿佛在平静的湖面投下块块巨石，不少人用“震撼”、“洗脑”来形容这种心理冲击。一位机关干部说，就他们的启示性意义来说，称他们为当下的“咸安七杰”也不为过。

　　据了解，演讲会还将在全区12个乡镇巡回。

　　王玲书记说，咸安区就是要创造一种氛围、形成一种导向，以此激励更多的人解放思想、转换角色、锐意进取、实干兴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