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难与抗争--中国人行走欧洲的另一种指南

　　王立彬/图文

　　从流亡欧陆的康有为到蒙难伦敦的孙中山，从柏林的朱德到巴黎的邓小平，进入现代世界历史，每个中国人身上都有 着欧罗巴渊源。每一个前往欧洲旅行的中国人，都有理由寻访一种历史文化的缠绵与纠葛。

　　踏访欧洲需要做好准备工作，使短暂旅程成为一种契合，个体与历史的契合、随想与记忆的契合、过去与未来的契合 。否则定然有负此行。

　　苦难与抗争，这是一条从中国通向欧洲的秘道，是将奋斗着的欧洲人与奋斗着的中国人联系起来的神圣之物。

　　最近，一家门户网站聚集相关人士研讨中国人行走欧洲的前景。面对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匈牙利、芬兰等 国的旅游推广人士，我不揣浅陋，为即将飞越高加索山和乌拉尔河亚欧分界线的同胞准备了一份兴之所致的指南。

　　话题集中在上面那几个国家。

　　他从来不用谩骂和暴力

　　来对抗邪恶

　　——在伦敦怀念老舍

　　民族的苦难与抗争是一个宏大的话题，最好从个体出发，个体是历史的起源，也是历史的目的。

　　要在北京和伦敦之间找一个导游，最合适的人是老舍先生。

　　沿着这位“人民艺术家”的足迹，我们可以从他受洗并服事的北京缸瓦市礼拜堂，一路行走至伦敦荷兰公园圣詹姆斯 花园31号他的旧居。

　　老舍一辈子热爱北京，北京是他一生的牵挂。古老的北京城已经从梁思成的泪眼中消失，但却在《茶馆》、《四世同 堂》、《我这一辈子》中青春常驻。而伦敦是他生活最久的外国城市，异国的寂寞贫困把他推上写作之路，养就了他的世界胸 襟、悯世情怀，并以恬淡沉默涵育一副铮铮铁骨。

　　这是一种精神联系。缸瓦市堂的源头正是基督教伦敦会。1921年，老舍在缸瓦市堂英文夜校学习并参加宗教服务 。次年接受洗礼皈依基督，并为教堂起草教规草案，主持“儿童主日学”。1924年，经缸瓦市基督教会主持、北京基督教 联合会会长宝广林等推荐赴英任教。

　　老舍在伦敦寂寞贫困。好友许地山也在伦敦，也是伦敦会基督教徒的许地山在国内已经是成名作家。当时，两人能在 街上站着交谈三四个小时。这既显示二人相知，也可见两位之潦倒。

　　老舍后来在《我的创作经验》说：“倘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为小说家。到了英国，我就拼命地念小说，拿它作 学习英文的课本。念了一些，我的手痒痒了。离开家乡自然想家，也自然想起了过去几年的生活经验。为什么不呢？”“狄更 斯是我在那时候最爱读的”，而康拉德的“结构方法迷住了我”。

　　寄居伦敦次年，他用3便士的学生练习本写成《老张的哲学》。许地山读后寄到上海郑振铎主编的《小说月报》。发 表后成为五四新文学第一个有分量的长篇小说，其风格有明显的狄更斯标记。一年后完成第二部长篇《赵子曰》。又一年后， 完成以伦敦华人生活为题材的《二马》。

　　尽管长期被研究者忽视，老舍的基督教情结在其著作中仍然明如灯。《四世同堂》、《正红旗下》对基督徒丁约翰、 牛牧师了解得那么深，把基督教气氛写得极为浓厚。在《四世同堂》中，老舍赞扬老诗人钱默吟不屈不挠同日本侵略者斗争， 誉之为“十字架的战士”，称颂其基督献身精神。

　　老舍在伦敦的宗教生活已不可考。但他在23岁时曾演讲说：“耶稣只负起一个十字架，而我们却应该准备牺牲自己 ，负起两个十字架：一个是破坏旧世界，另一个是建立新世界。”

　　老舍原名舒庆春，还有一个笔名“舍予”，即把舒字拆开。有人把老舍“背负两个十字架”的宣示称为“舍予宣言” 。老舍一辈子是个厚道人，对基督献身精神的领悟，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他那敢于粉身碎骨捍卫真理的性格。

　　老舍在给夫人的情书中说：“我是基督徒，满族……”据夫人回忆：老舍不常到教堂作礼拜，吃饭也不祷告，崇尚的 是基督献身救世的精神，不受宗教仪式束缚。老舍最后为抗议凶暴慷慨赴死，恐怕也和基督教精神有关。

　　伦敦的荷兰公园圣詹姆斯花园31号在2003年11月被英国遗产委员会正式镶上“名人故居”特定标志——一块 素雅大方的圆形蓝牌。他是第一位居英住所被列为“名人故居”的中国作家。牌匾素雅醒目，蓝底镶一圈细白边，字体亦纯用 白色，最上面用小字写着“英国遗产”，正中是老舍英文与中文名字与生卒年份，下面用英文写着：中国作家在此居住，再下 注明1925～1928，即老舍在此居住的年份。

　　英国遗产委员会介绍说，这块牌子全系手工制作，成本费就要3000英镑。英国从1867年开始为名人故居挂牌 。第一位故居被镶挂蓝牌的是诗人拜伦。现在约逾700位名人故居被镶蓝牌，其中外国名人有30位，印度圣雄甘地故居也 镶着同样的蓝牌。

　　随便一个中国来客，在伦敦看见这块素雅的蓝牌，都会感到惊喜和亲切。很少人会想到，老舍在英国的创作中详尽描 述过英国人侮蔑中国人的情景，读之令人心酸。但老舍以其幽默和清明，对英国人的评价宽厚而合情入理。他认为，中国人要 让人尊敬，只有自己有教养、能争气。

　　像寄人篱下的伦敦客甘地一样，老舍从来不用谩骂和暴力来对抗邪恶。他们用整个洁净清贫的生命，来为真理和自由 作见证。

　　他从未公开谈论过

　　一生的艰难

　　——在蒙塔日纪念邓小平

　　当法国对中国旅游者开启国门时，正值邓小平100周年冥诞。青年邓小平生活过的蒙塔日市政府在蒙塔日火车站、 哈金森工厂和勤工俭学人员旧址设立了一系列中法文标注的纪念牌，并着手筹划建立20世纪20年代中国留法勤工俭学纪念 馆。

　　今冬，是中国工农红军开始举世闻名的万里长征70周年，在中共中央和中国政府部署下，“红色旅游”将全面推出 。其实，法兰西也是中国“红色旅游”的一部分。

　　现代中国与法国的渊源也许深于苏俄之外任何国家。在近现代革命史上，同生性保守、喜欢渐进的英国模式不同的， 就是以“自由、平等、博爱”著称的法国大革命模式。从19世纪血流成河的街头革命，到20世纪20年代法国大学生运动 ，法国革命次数之多，也许只有现代中国堪与之比。有趣的是，接受法国教育的邓小平，放弃了毛泽东钟爱的“巴黎公社”式 的“人民公社”，走上英国式的渐进改革之路。

　　蒙塔日是20世纪20年代中国勤工俭学留法学生主要聚集地。1920年，邓小平与近百名同学经过一个多月海上 颠簸，抵达马赛。时值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法国经济萧条。绝大多数中国学生陷于失业失学困境，邓小平在诺曼底巴耶 中学学习不到半年，就因交不起学费和食宿费而到处打工。他在蒙塔日哈金森橡胶厂找到工作，成为胶鞋车间临时工，负责粘 合鞋子。每日辛苦工作10个小时，晚上与工友同住简易工棚。

　　新世纪初，“远离革命”成为众多中国学人一股思潮，一种口号。几代中国人推崇的法国革命模式开始遭受“道德理 想国的覆灭”的质问。“不可腐蚀的罗伯斯庇尔”和雅各宾派一起，受到“改良主义”的批判，在中学课本中长期充当“右派 ”的丹敦则成为温柔敦厚的人道主义者。法国大革命之父卢梭，也有从革命先驱变为流氓无赖之虞，以致有人要“为卢梭辩护 ”。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但是有一种神秘的文化因子，使法国大革命理想深深扎根于中国革命传统之中。当中国人 “远离革命”，习惯于和平、富足生活时，更有必要经常想起伟大悲壮的革命传统。因为现代法兰西和现代中国同整个现代世 界一样，都是从无名烈士公墓上成长起来的。

　　1922年6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在巴黎西郊成立。在赵世炎、周恩来等人影响下，邓小平在蒙塔日加入了该组 织。青年邓小平在蒙塔日打工期间，第二次获得机会到巴黎近郊一所中学勤工俭学。但好景不长，3个月后他再度辍学，被迫 到回哈金森工厂。一个多月后，他离开蒙塔日。此后，在钢铁厂搬钢板，在雷诺车场做钳工，在饭馆做招待，在码头运货物， 瘦小的邓小平，在法兰西度过体力劳动者的艰辛岁月。

　　沉默坚忍的邓小平从来没有公开谈论过一生的艰难。“文革”期间，他在江西一家工厂做钳工一站就是半天，他说不 敢坐，“坐下就起不来了”。这位年逾古稀的钳工，肯定想起过在法兰西码头卖苦力的青春岁月。工人阶级遭受的苦难，并非 那些呼吁“远离革命”的知识分子所能体验到。

　　正是从那种法兰西体力劳动者的青春苦难中，邓小平坚定了共产主义信念。“我的真正专业是打仗”，他说。说这话 的人是一个改革者，更是一个革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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