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星斗
日前新华社公布的中国乡镇发展报告指出，对我国1020个有代表性乡镇的抽样调查的结果显示，平均每个乡镇党
政内设机构16个，人员平均为58人，超过正常编制2到3倍；平均每个乡镇下属单位为19个，人员达到290余人，超
编严重。
现在，县、乡两级财政收入仅占全国财政收入的21％，但财政供养人员却占71％，无论是对于承受税费摊派之苦
的农民还是负债累累的各级政府都早已不堪重负。
从1984年我国第一次建立了乡级财政起，乡镇机构就开始急剧扩张：增设了若干个副书记、副乡长，设立了人大
办公室、工业办公室等，将原来乡镇政府的八个助理升格为七所八站。在一些地方，农民不论是跑运输、做小买卖，还是搞农
产品加工，都会被七所八站收费人员围追堵截。
乱收费的主要来源还是在县一级。如许多县都设置有80多个科局，叠床架屋，职能重复。由于事权与财权不统一，
政绩追求又形成了高压型体制——将指标摊派给下级政府，只有目标、没有财政支持，层层施压，到乡镇、村时任务呈几何级
数增加，致使农民不堪重负。据统计，仅中央各部门制订的与农民负担有关的收费、集资项目就有93项，仅中央红头文件规
定的要农民出钱出物的达标就有43项。
而且，为了弥补财政亏空、增加财政收入，各级政府想方设法征地、卖地，致使一些地方官民矛盾突出，有时甚至酿
成暴力的局面，导致了上访和社会的不稳定。
因此，中国目前最急迫的任务之一是行政体制及县、乡机构的改革。中国应当从5级政府改变为中央——省——县(
市)3级政府，实行市不管县、乡镇自治的体制，减少行政层次，精简机构，克服官僚主义，提高政府效率，减轻农民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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