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专访：中国外交官在巴格达

　　10月27日，随着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杨洪林的到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已于9月2日圆满地完成了神圣的使命，平安地回到了祖国，回到了北京的家中。

　　为表彰孙必干及复馆小组成员所取得的成绩，今年4月，外交部为他们荣立集体二等功；11月10日，外交部和人事部共同授予孙必干率领的复馆小组“先进外交集体”的荣誉。这是外交工作中的重大成绩，是所有外交官的殊荣。

　　11月20日下午，记者走进了这位外交官———孙必干的家中。中国外交官在巴格达———记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本期策划/撰稿本报记者焦华退休再受命一进巴格达

　　眼前的孙必干，换去电视屏幕上人们熟悉的外交官的装束，穿了件浅色休闲毛线衣和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神态悠闲，面容慈祥。他随意坐在沙发上，两手自然相握，温和地讲起担任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前那段难忘的情景……

　　“我于2002年年底完成了驻伊朗大使的工作回国，2003年1月到部里办了退休手续。3月份，正当我和老伴轻松过着悠闲的生活时，20日，美伊战争的火药味从电视里传来……当时我没顾着想什么，只惦念曾在那里工作过的大使馆，她怎样了？会不会被破坏？在那里的老朋友还好吗？等等，我一时一刻都放不下，嘴里说着，心里想着，要是能派人去看看就好了？数日后得知，中国使馆人员早已撤出伊拉克，使馆处于关闭状态。”

　　孙必干是湖北武汉人，1965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大学，毕业后由外交部派往叙利亚大马士革大学学习了两年。1971年，孙必干被派到也门使馆工作，1983年到利比亚使馆工作，他从一个职员做起，直至担任使馆参赞。1986年孙必干回国，担任外交部亚非司副司长。1989年至2002年，他曾先后担任中国驻沙特阿拉伯大使、驻伊拉克大使和驻伊朗大使。

　　也许正是因为孙必干有着如此丰富的亚非外交工作的经历，才有了他这次伊拉克之行。

　　“4月下旬，外交部亚非司的领导找我谈话，要组成一个复馆小组叫我带队，并说明伊拉克的环境比较危险，让我和家里商量一下。”孙必干说。

　　“环境那么危险，您已经退休了，不去也可以呀？”记者问。

　　“不可以！”孙必干表情严肃、语气坚决地回答。停了停，他解释说：“我们外交人员有个传统，只要是祖国利益需要，叫你去哪里，都应该去。部里领导叫我和家里商量，其实，根本没有这个必要，我只是和家人说，我要到伊拉克开展复馆工作。他们听后，虽然有些担心，但谁也没有说什么，便开始为我准备行装。”

　　“其实，部里领导更关心我们的安全，给我们每个人配备了一件防弹衣。而且，财务司还为我们的衣食住行开了绿灯，这让我们感到十分的满足。”孙必干边说边笑。

　　2003年6月底，孙必干和商务部、中联部的7名工作人员组成的复馆小组飞往约旦首都安曼。在安曼做了近半个月的准备工作，7月18日一早，孙必干带着两名工作人员和一名司机，驾驶着存放在安曼的中国驻伊使馆的两辆轿车，踏上了被称为“死亡之路”的约伊高速公路。经过近一整天的行程，穿过枪声不断的费卢杰等城市，孙必干第一次进入战后的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在巴格达喜莱登酒店住下的第二天，孙必干就前往中国大使馆馆舍查看……

　　一路上，随处可见冒着浓烟的建筑物和往来巡视的美军坦克、装甲车，零星的枪炮声不绝于耳。虽然早有心理准备，但当孙必干来到中国使馆面前时，眼前的景象还是让他大吃一惊：使馆已经面目全非，一部分建筑坍塌，残存的墙壁上被火箭弹炸成的大洞和枪弹弹孔随处可见，使馆里的物品早已被洗劫一空。孙必干于1994年至1998年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时，曾在这里工作和居住过，对这里的一切有着深深的感情。他说，使馆是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建造的，这里的建筑面积约有一万平方米，房子是座中国人自己设计建造的园林式的建筑。看到自己曾经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被毁成这样，他心里难受极了！

　　随后，孙必干通过各种渠道，千方百计地与伊拉克新政府官员取得联系。在经过一番考察后，他将这里的情况向国内做了汇报。外交部指示，让他们回安曼待命。结果一等就是半年。武警护卫下二进巴格达

　　2004年2月初，考虑到伊拉克复杂的环境，我国政府派出6名武警官兵随行，担负复馆小组的安全保卫工作。向国外派出武警保护外交人员，这在中国外交史上还是首次(本报9月24日八版，曾以整版篇幅对这6名武警官兵的生活和工作情况做了详细报道)。

　　孙必干说，复馆小组与6名武警官兵在安曼会合后，“磨合”了一周的时间。所谓“磨合”就是互相了解、互相交流，同时还针对途中可能出现的各种情况制定了安全防卫预案。说到这里，孙必干眼里露出慈爱的目光：“这些年轻人非常干练，他们根据车队行进中可能会出现被武装分子的车隔离并趁机抢劫的情况，设计出车队遇有情况成菱形队形前进等办法。另外，他们的为人都很好，我们相处得十分融洽，人生能在这种环境中相遇相伴也是一种缘分啊！”

　　2月14日晚，中国驻约旦使馆的外交人员为孙必干一行壮行。那晚，每个人都喝了壮行酒，只是话题有些沉重。他们都表示，尽管前面有很多困难和风险，但我们也要去；也有的同志说一些“假如我死了……”之类的话。这话被武警官兵们听到了，他们郑重地说：“就是我们死了，也要保护好复馆工作人员的安全！”

　　2月15日，孙必干率领复馆小组的6名成员和6名武警一起离开安曼，乘坐5辆汽车再次驶上约伊高速公路。

　　孙必干说，在约旦境内，武警官兵都穿着便装，到达约伊边境时，他们迅速换上军装；武警携带的各种武器是由约旦方面押运到边境的。在边境处，武警官兵与约旦方面办理了武器交接手续，所有人都穿上了防弹背心。一切准备就绪后，他们进入了伊拉克境内。

　　“进入伊拉克后，我的心情比较紧张，作为组长，对这12个人，我都有责任保护好他们。同时我也感觉到，武警官兵们比我更加紧张，因为他们必须实现两个确保，第一确保警卫对象的安全，第二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孙必干讲述着。

　　由于中国驻伊拉克使馆的馆舍遭到毁灭性破坏，复馆小组抵达巴格达后，首先要找个住的地方。最后，他们在巴格达市中心的曼苏尔饭店的三层包下了十几间房子。

　　曼苏尔饭店是一家五星级饭店，但在战火中也遭到了破坏，复馆小组到达时，饭店刚刚修复过。因为曼苏尔饭店距离“联军”总部直线距离只有500米，所以日常生活经常是与爆炸相伴，与袭击相邻。

　　“我是组长，所以我住了个套间。”孙必干笑着说，“说是套间却小得可怜，一间十来平米的卧室和一间十几平米的会客室，所有内部人员开会和接待来访都只能在这间小会客室里进行。”然而，就是在这间小会客室里，孙必干为完成祖国赋予的外交使命做了大量的工作。在动荡之中履行着使命

　　安顿下来后，复馆小组马上开展工作。

　　孙必干任中国驻伊拉克大使期间，结识了不少伊拉克的政要。但此次美伊战争推翻了萨达姆政权，一些相识的人死了，还有一些相识的人很难找到，现在面对的都是新面孔，孙必干就将主要官员和与中国友好的朋友一个一个地拜会，一个一个地交流，进行着各种外交努力，工作十分艰难。

　　但困难还不只是这些。孙必干说：“由于治安混乱，美军经常封堵道路，随时可能把你堵在途中。有时去的时候路还是畅通的，回来时就不能走了。战争之后，巴格达的通讯中断，没有电话，一切都要派人跑腿去找，这些都直接影响着工作效率。”与此同时，复馆小组还要时时接受着危险的考验。

　　有一次，孙必干到伊拉克临管会去拜会一位重要人物。临管会的安全措施很严，共有三道岗。孙必干的车在第二道岗经过检查准备启动时，第一道岗就发生了爆炸，两道岗相距也就百十来米。

　　还有一次，孙必干正在伊拉克外交部办事，而外交部对面的办公楼发生了猛烈的爆炸，造成17人死亡、几十人受伤。爆炸发生时，外交部的楼都震动起来……

　　尽管面临如此大的困难和险境，复馆小组的工作仍是有条不紊地开展着。孙必干说，中国和伊拉克是世界上的两大文明古国，中伊两国人民有着悠久的友好历史。中国刚改革开放时，在伊拉克承包了许多项目，特别是在电力、石油、工矿等方面，同时还对伊派出劳务，中国在伊人员最多时达到两万多人。后来由于战争，特别是海湾战争之后，国际社会实行制裁，这样的承包劳务基本上停止了。在联合国对伊实行石油换食品的政策之后，中国很多公司积极地参与了这项活动。“所以，复馆小组的工作内容之一，就是要维护我国正当权益，首先，关于石油换食品的协议，我们希望能够全部实施这些项目。其二，我们曾跟前政府签订过一些合同、协议，也希望能够实施。另外还有一些项目，我们希望继续谈判，以最后达成协议。”

　　通过复馆小组积极努力的工作，相继安排了伊拉克临管会的主席和几位部长的访华，使得中伊关系的局面进一步打开。同时，伊拉克现政权也很希望中国在战后重建中给予他们帮助。战后，伊拉克的经济贸易管理人员十分缺乏，当伊拉克外交部提出请中国帮助他们培训经济管理人员的请求后，孙必干马上向国内报告并提出建议，不到一个星期，国家有关方面就同意了。目前，已培养了两批40名管理人员、30名石油技术人员，还有20名外交人员的培训在办理中。

　　在中伊外交事务中，有时也会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同样给工作造成难以想象的困难。如孙必干几天前还在与一位朋友交谈，可再过几天去拜见他时，便得知他被暗害的消息。像伊拉克临时政府首席副外长、前驻华大使库巴先生。孙必干时常为这些感到悲痛，一是为他们遭暗害而悲痛，二是为中国人民失去这样的好朋友而悲痛。所以，他所做的大量工作，只能从头开始。

　　经过不懈的努力，孙必干和复馆小组的成员们还是出色地完成了神圣的使命。7月9日，中国政府正式宣布恢复驻伊拉克大使馆。外交生涯中永记老一辈

　　孙必干说，虽然我们叫“复馆小组”，但实际上，我们从事的就是使馆的正常工作，根本没有什么好报道的。如果说不同，就是除正常工作以外多些风险罢了。其实，这点风险也算不得什么，国际风云变化无穷，总会有些风险的。作为一名外交官不能把个人安危看得很重，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都应该安心地工作，这是外交官的基本素质。

　　“这种基本素质的养成靠的是什么？”记者问。

　　“我们接受的是老一代外交家的教育。”孙必干说，“周总理、陈毅部长给外交工作制定的方针、提出的要求让我们懂得：外交工作代表的是国家利益、人民的利益，外交工作是国家的行为，不是个人行为。所以，一个外交官只能把国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绝不能把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我们还有一些老外交家为执行党中央、国务院制定的外交政策做出了卓越贡献，并为我国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外交人才。”

　　孙必干回忆道，在他的外交生涯中，最难忘的是在也门和利比亚工作的十一年多。这段时间，他曾在王惹杰、张灿明、赵禁、裴坚章、杨虎山5位大使手下工作。后来他能够把工作做好，全是这5位大使的培养。他从这些老一辈外交官身上学到了许多东西，无论是他们的为人，还是对工作的认真负责，以及视国家利益为重的忘我精神都深深地教育感染了他。“特别是在也门大使馆工作期间，他们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都是老革命了，思想水平、理论水平、业务水平都非常高，做人很正，从不计较个人利益。他们常以聊天的方式培养年轻人，放手让年轻人去工作。我那时三十多岁，血气方刚，在工作中有时给他们提意见，他们从不嫉恨我。这些事虽然已过去二三十年了，他们有的已经作古，但我对这5位师长始终怀有深深的感激和崇敬。现在，我也是个老人了，但也要把他们教给我的思想和知识学到底。”说到这里，孙必干的声音哽咽，眼圈湿润了……

　　为了缓和气氛，记者故意把话岔开：“在业务上，您从老一辈外交官身上学到了哪些东西？”

　　“我是1965年毕业的，然后就被派到叙利亚留学，1967年回国就赶上了‘文革’运动，后到农场劳动。业务整整荒废了4年。1971年，我被派到也门使馆做翻译，结果工作很不适应。翻译的不好，外交文书也不会写。但那几任大使十分耐心地教我，自己也很勤奋，很快便掌握了外交技巧和日常工作的方法，这些都为我后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回报父母恩花甲献孝心

　　“做外交工作的人，能真真切切地感受到古人所说的‘忠孝不能两全’的含义。肩负着神圣的使命，远在异国他乡，在父母膝下尽孝的事，想都没时间想。”孙必干说。

　　但苍天特别成全了孙必干。今年63岁的他，父母都还健在，只是两位老人毕竟年事已高，身体状况不是很好。孙必干回国后，遇有老人身体不适总要亲自带老人去医院，有时，老人走不了，他就用轮椅把老人慢慢地推到医院……

　　孙必干对运动没什么特别的爱好，照他的话说，他喜欢静，平日里喜欢自己静静地读一些历史、哲学等方面的书。

　　从伊拉克回国后，他添了个习惯，就是每天早晨起来，顾不上刷牙洗脸，先要上网或者看报纸，特别是有关伊拉克局势的新闻，一看就是两个小时。记者问他在关注什么？他抿嘴笑笑，没有回答。也许这是个无需回答的问题，但我们可以作出一个推论：孙必干虽然离开了巴格达，但巴格达始终牵动着他的心。他依然惦念着在那里工作的同事，依然关注着祖国在伊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