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由村干部到村官折射出官本位思想

　　作者：高成鸢

　　“村官”这个词儿越来越流行，上网一查，跳出的相关信息竟有27100条，前面几条是《富人选村官，立法规范是关键》、《村官逼债，走投无路而自杀》等等。上点年纪的人全知道，早先都叫“村干部”，没有称“官”的。

　　“村”、“官”二字连用，中国话里不但绝无先例，尤其根本有悖于中华传统文化。退回百年，也是社会体制交替之际，无数报章杂志中充满新名词；那时假如有“村官”一词出现，不仅会被哄笑为“成何体统”，甚至会成为受到各方面诘问的大错误。

　　中国传统社会，“官”常跟“吏”并提。“官”最早限指为君王本人服务的吏，《说文解字》说“官，吏事君也”，“吏”才是“治人者也”。秦始皇焚书坑儒后，要求人民要学知识找当官的去，就说“以吏为师”。那时“官”的称呼还没有流行。

　　整个帝制时代，官、吏之间有极严格的界限。“官”理论上是由皇帝直接任命的，最低级别是县官。唐宋之后当县官，要通过科举考试，取得“进士”学衔(最低“举人”)。县官得去外省任职，多需经月的长途跋涉，所以俗话说“千里来当官”。

　　《周礼·地官》虽有“乡大夫”的低级中介角色，但其职责只是配合乡民推选的“乡老”，故曰“乡老及乡大夫率其吏……”。汉代以后，朝廷的行政体系一直是到县级为止，以下实行乡里自治，就是费孝通先生说的“长老统治”。“吏”一般未经正规培训和考核，是受指派执行命令的，地位很低，完成任务就行，所以形象较差。杜甫诗曰“暮投石豪村，有吏夜捉人”，就是典型。中国特有的专讲为官之道的“官箴”门类文献中，都对“吏”有负面的评价，例如宋代的《昼帘绪论》特设《御吏篇》，说当吏的“非饥寒亡业之徒，即驵狡弄法之辈”；真德秀的《西山政训》提出县官要切戒“十害”，其中一害就是“纵吏下乡”。《佐治药言》还引谚语说“清官难逃狡吏手”。可见清官跟吏常是对立的。把吏称作“官”，根本不可想象。

　　帝制结束以后，作为正式称号的“官”就基本上停用了。《汉语大字典》说得很明确：官，只有“现军队和外交界仍沿用，如军官、外交官”。新中国取代“官员”的，不论职位高低统称“干部”，令人耳目一新。新时期国家干部的正式称号定为“公务员”，跟“官”的含义相去更远了。

　　然而百姓中“官贵民贱”的传统观念是根深蒂固的。改革开放后，民间话语变得不受约束，“官”的称号又渐渐流行起来。起先大多用于诙谐或贬义，比方说什么“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卖红薯”，什么“当官做老爷”，以至“贪官”之类。

　　都说如今“官本位”现象有严重化的趋势。这当然是从悠久的中国传统来的，但又不无“发扬光大”之处。“村官”之称，就是典型表现。

　　当公务员的放松了对自己的约束，在一派阿谀奉迎的风气中，“官”的称号越来越泛滥，终于闹到“村官”普遍流行的局面。国家从来没给“村官”以公务员地位，预算中也没有他们的薪俸。叫他“官”，其实是严重地自相矛盾的。官方文件里从不用“村官”称号，百姓俚语上不了书面，流行的缘由，只能归于传媒的不够严谨了。

　　新闻里的选“村官”不就是选村委会主任(俗称“村长”)吗，何必改变说法？要找来由，显然由于各级冗员队伍扩大，一村之小也有“领导班子”：村长支书，还各副职若干名……其统称本来只叫“村干部”。

　　随着社会的演进，词语当然要有相应的变化。把村干部改叫“村官”，既非吸收先进文化，又非发扬传统文化，这种“四不像”反映的决不是社会向先进方向的演进。

　　“村官”称呼的不当，不仅限于语义学上的矛盾和谬误，其消极作用也决不限于农村，而关系到全社会的价值导向。跟村相当的城市基层———街道居委会，正在健全职能，很容易仿造出“街官”的称号。

　　仍然保留“干部”之称的，似乎除了“离退休老干部”只有“学生干部”了，离退休了可以不算数。据报道，学校里的班长尽管还是小孩一个，也在想方设法争当班长，“当官”意识已很强了。“村官”、“街官”流行，保不住“班官”也会叫响？

　　“村官”一词是否任其流行，还真是个值得严肃对待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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