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饱之困：泗阳政局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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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康》记者 秦俊勇

　　与邻县沭阳比起来，泗阳的状态令人忧心。因为县委主要领导的腐败和不作为，泗阳县在1996年以来的关键四年里，县域经济大步下滑；而继任的县领导班子却并不团结，加之没有提出经济发展的有效思路，全县财政问题愈加严重，久已积累的矛盾终于爆发

　　自2003年以来，江苏泗阳社会局势异常不稳，县城周边几个乡镇都出现大规模的越级上访，严重的甚至还出现了群众和政府对峙，并几乎引发警民冲突。泗阳县政府陷入了焦头烂额的处理上访矛盾之中，却无法获得多大成效。

　　最终，泗阳的事件引起了中共江苏省委高层的严重关切。一年之内，省委书记李源潮两度到泗阳蹲点。

　　2003年底，刚上任才一年多的县委书记和县长被双双调离，宿迁市副市长侍鹏“空降”到泗阳担任县委书记，并明确为市委常委。知情人士说，侍鹏的任务只有一个——稳定泗阳局势。

　　引起泗阳政坛巨变的最直接原因，起于发生在当地的一个“大事件”。

　　大事件

　　2003年初，泗阳县启动东区工业园区建设，首期建设用地4平方公里(其中原有建设预留地约2000亩，另有4000多亩为基本农田)，范围涉及来安乡丁家沟等4个村。县政府急于建立工业园区，而很多手续却还没有完善。

　　2003年5月22日，银河电子有限公司进园开工建设，遭到当地群众阻拦。泗阳县公安局出动48名警察，对阻止施工的26名群众采取强制措施，并对其中的10人实行拘留。之后，丁家沟村民因不满政府违法拆迁，拒绝到安置小区，于是负责拆迁的部门采取强制措施。在铲车的轰鸣声中，村民的房屋连同家用电器等生活、生产用品被埋进瓦砾堆。

　　矛盾开始升级，6月24日，丁家沟40多人开始到省会南京上访；7月11日，28人去了首都北京。9月26日，冲突爆发，村民和政府派去的官员发生直接接触，双方长时间僵持不下。

　　此事件被当地人称为泗阳县的“大事件”。

　　国家信访局向江苏省政府转发了来访问题的信函，江苏省主要领导迅速作出批示。省国土资源厅迅速派员会同宿迁市政府赶赴泗阳县，着手展开调查，并提出处理意见。时任泗阳县委书记的薛永干和县长蒋建平分别被找谈话，主要责任人泗阳县副县长、开发区管委会主任张爱国和来安乡党委书记张修旺也被处分。

　　但双方的矛盾并没有就此划上句号，丁家沟的村民继续往返于北京和泗阳之间。直到2004年6月15日，现任县委书记侍鹏召开“百日维稳”总结大会，表示泗阳的社会进入稳定阶段。

　　在此前的5月22日凌晨，从北京上访回家的41名泗阳人在归来的长途汽车上，被拦截并被当地警察押解。同一天，正在睡梦中的泗阳县丁沟村的8个村民在自家的棚户中也被警察逮捕。这一天，共有近50人被泗阳县公安局抓捕。

　　导火索

　　对于泗阳县的这起“大事件”，一位当地人士认为，“其实矛盾的激化，也是前几届政府积累下来的。”他说，不到4年时间里，换了3任领导班子。穷则思变，泗阳太穷了，政府的财政匮乏可以说是到了无法想像的地步。”

　　在宿迁三县两区中，泗阳的经济实力排位处于末端，全县97万人口，其中近80万人是农村人口。泗阳全县的经济总量非常低，2003年国内生产总值51.71亿元，全年财政总收入约3.5亿元，支出4.9亿元左右。

　　在采访期间，几乎所有的官员都为泗阳财政的困乏而感叹，认为泗阳走到今天很是可惜。泗阳曾经是苏北的富裕县，当它还归属淮阴市(现江苏淮安市)分管时，就一直是淮阴市的重要财政来源。泗阳拥有众多的工厂，每年为泗阳带来上亿的收入。其中最让泗阳人感到惋惜的则是洋河大曲酒厂，它于今年划归宿迁市。

　　据有关人士透露，现在的泗阳政府完全是负债经营，每年都有大笔的贷款，用来维护政府的日常开支。这位人士估计目前泗阳的欠债最低在5亿人民币以上。在政府工作的另外一名公务员也表示政府肯定是负债经营，但到底负债多少，他无法估算出来。

　　不过在一份财政局的文件中，则详细记录了2001年来泗阳的财政变化：泗阳是以农业为主导的大县，2001年农业税费改革后，县里的财政收入明显减少，由原先的1.0637亿下降到3994万元，致使缺口达到3514万。2004年，免收农业税后，缺口继续扩大。

　　县里的大部分财政收入都用于公教人员的工资支出。每年省里都是划拨一部分，地方补充一部分，然而由于地区经济不景气，公务员又是硬性加工资，遂使县财政捉襟见肘，没有足够的钱进行新的投资或公共建设。

　　“这几年，泗阳社会局势动荡不安，都是因为经济发展滞后。只有搞工业，才能搞上去。”当地一位官员说。但在长达一年的群众和政府相持不下的态势中，工业园区成了纷争的导火线。2002年西区工业园和2003年东区工业园的先后启动为这场纷争埋下伏笔。

　　关键的4年

　　除了洋河酒厂曾是泗阳的利税大户外，这个县还拥有泗阳绢纺厂、泗阳棉纺厂、泗阳铲运机厂、泗阳化肥厂等等一系列大中型企业。在上个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泗阳县综合经济实力和工业基础一直位居苏北前列，创造过财政收入亿元县和工业产值两个第一。

　　泗阳县曾经是苏北的工业基地——也正因为有过这么好的条件，所以泗阳今天在县域经济竞争中的落后，就更让人扼腕叹息。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找寻其中原由，可以发现：泗阳县错过了最为关键的发展时期，即1996年至2000年的这四年时间。也就是在这段时间里，邻县的沭阳抓住机会走在了泗阳的前面。

　　1996年12月，曾鸿翔出任中共泗阳县委书记，几乎同时，仇和也成为沭阳当地的一把手(市委常委兼)。

　　2000年12月，又几乎是同时，曾鸿翔和仇和分别结束在泗阳、沭阳的任期，上调宿迁市。曾成为宿迁副市长、仇和任中共宿迁市委副书记、副市长。

　　两个人的四年任期为两地老百姓留下了不同的经济境况。而且与4年前相比，两地的差别恰好调了个儿。

　　沭阳县在仇和到来之后，掀起了至今让人争议、但效果却十分明显的改革。而在这个时候，它的邻县泗阳却一直消沉。“我们泗阳是被曾鸿翔给搞垮了，当时他搞企业改制的时候，搞贪污腐败。”刚进泗阳，县城出租车司机邓师傅就对本刊记者这么说。

　　曾鸿翔在1990年就已是泗阳县的领导班子成员，他先后任中共泗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泗阳县委副书记、县长。按理说，在泗阳县的多年经营，已使曾鸿翔在当地具有很深的根基，并且此时，又正是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关键时期，他在拥有众多国有企业的泗阳完全可以有一番大作为。

　　但事实却多少有些无情：在曾鸿翔主政的4年里，泗阳县改革力度却相当缓慢，原本出色的县域经济大步下滑。

　　“‘九五’期间泗阳的发展落在了全市的后面，”曾鸿翔后来承认，泗阳消沉的“根子是自己想守住为止，保住权力，不敢改革，而使泗阳丧失了发展的大好机遇。”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曾鸿翔在2004年4月29日写的《我的忏悔》里说：“(泗阳)这个地方经常上访告状不稳定，市委就会对这里的工作不满意，不仅不会提拔我，还会换下我这个县委书记，于是我就宁愿不做事，也要确保不出事，这种思想就是为了保住手中的权力。”

　　曾鸿翔还写道：“1998年初，泗阳县仓集镇有300名群众到市里上访，1999年底，泗阳化肥厂有500多名工人集访，我都到场处理，只是就事论事，没有从改革上解决问题。”

　　但问题也许并不仅仅是曾没有做出大力度的改革。彼时的泗阳，吏治的糟糕也同样使其发展缺乏一个好环境。“在干部使用上，任人唯利，任人唯亲……在为企业服务协调矛盾方面，企业效益好，厂长给我送钱送物，我就去得多，关心多，而困难企业、亏损企业则关心不够，无人问津。”

　　2004年10月，曾鸿翔以贪污罪被江苏省镇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0年。而他主政泗阳时的县长、县人大常委会主任郑法忠、常务副县长张详先、县政协副主席蒋贵明等一批党政领导干部也相继落马。泗阳当时吏治问题之严重由此可见一斑。

　　泗阳在曾鸿翔走后的4年里，如走马灯一般换了三届领导班子：接替曾鸿翔的潘玉立在泗阳干了17个月的县委书记；接着，薛永干做了19个月；在薛永干去年12月份调离后，原来担任宿迁市副市长的侍鹏出任泗阳县委书记。

　　潘玉立、薛永干两人和曾鸿翔不同，他们的胆子要大得多，步子也放得开。到任之后，他们开始了热火朝天的城市建设。两人在任时的思路大致相同，都把搞工业园和招商引资当作重中之重。泗阳县严重的财政问题迫使他们不得不将此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案。

　　但泗阳县加快发展县域经济的心理或许太迫切了，以致于到了病急乱投医的程度。今年7月，有媒体就以《江苏泗阳政府糊涂“搭台” 骗子肆意“唱戏”？》为题，报道了2002年下半年发生在泗阳的工业园开发与招商引资中的行骗事件。泗阳的工业园与招商引资项目难有起色，反而集聚了众多的矛盾。去年，泗阳东区工业园在丁家沟征地过程中，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群体性越级上访事件。

　　新官上任三把火

　　泗阳的状态令人忧虑。年复一年，县财政赤字不断增加，并因为各种原因，导致可支配财政收入不断下降。到2003年，全县地区生产总值、财政收入总量和均量，分别下滑至全省的51位、52位和50位。

　　而且，“潘玉立、薛永干当政期间，4套班子不团结的状况是非常严重的，特别是在薛永干任期内，更是如此。”泗阳县委一位官员说。

　　为何领导班子不团结？据泗阳县的一些官员认为：这主要由于潘玉立和薛永干都是从上面“空降”下来的，在泗阳缺乏足够的干群基础。1999年，潘玉立从宿迁市供销总社主任、党组书记调任泗阳当副书记、县长，后出任县委书记。薛永干则是2002年5月从宿迁市宿城区委书记的位置上调泗阳县委书记。

　　尽管拥有组织上的权力，但他们显然缺乏把领导班子成员团结在一起的能量，因而，施政过程中的情况也可想而知。“领导班子不团结，工作怎么开展的好啊？！” 泗阳县委的那位官员感叹。

　　或许有鉴于此，从侍鹏开始，泗阳的县委书记第一次成为宿迁市的市委常委。2003年12月份走马上任的侍鹏，在泗阳当地被认为是与仇和类似的强势人物。这多少是因为侍拥有了当年仇和在沭阳时相同的政治地位，从而引发了人们的联想。

　　“廉政公示、公推公选、三得工程”，这就是侍鹏新官上任烧的三把火，由此他获得了当地老百姓的认可与信任。而其中“廉政公示”和“公推公选”这两把火，更是直接烧向泗阳的基层官员。“侍鹏的行为有助于挽回民心。”泗阳县委党校的一位知情者如此认为。

　　“廉政公示”最初系泗阳县纪委书记郭金的点子，侍鹏采纳了他这个想法。该项政策在今年3月份正式推出，全县的92名党政主要负责人和1633名乡镇、部门副职和中层重点岗位先后成为廉政公示的对象，这给泗阳官场带来了一股清新之气。

　　据悉，在第一阶段92名党政主要负责人撰写述廉报告时，有41份报告被退回重写；在第二阶段1633名单位副职和中层重点岗位负责人中，有243份报告被退回重写。通过此项措施，该县查处12名干部，36名干部受到诫勉谈话，收到退款30余万元，纠正问题1594个。该县王集镇原党委书记因为在述廉报告中隐瞒违纪问题，后来被举报，受到立案查处。

　　如果说是廉政公示是在给官员们念紧箍咒，那么公推公选则是为澄清吏治建立新规。4月份，7名县直机关一把手进行了公推公选；9、10月份，7名乡镇党委书记和9名乡镇长职位进行公推公选；10月底，泗阳对教育系统的中学校长副科级职位进行了公推直选。泗阳的“公推公选”走在江苏省前面，在推行过程中，采取了其他地方所没有的新途径和方法。

　　“侍鹏临危受命到泗阳，首要任务就是为了救火。”有人这么评价。在过去的几年里，泗阳经济的每况愈下和激烈的干群冲突，使得泗阳的政治气氛显得多少有些凝重。而侍鹏所推行的政策及施政方式，使得泗阳政治气氛发生了变化，泗阳县各级官员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而老百姓却感到了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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