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洲伟(《21世纪经济报道》副主编)
因为我们是一份财经类报纸，我感觉今年一年都充斥着四个字“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仅仅是对经济发展速度的一种控制，实际上体现着中央政府对发展的理解和认知从单一的经济元素扩大到政治以及整个社会的平衡发展。
比如今年的“铁本”事件，表面上看是“能源紧张”，现在全国“大炼钢铁”必然导致媒电油运的紧张，因此国家要限制那些达不到要求的小钢厂小企业。但这背后关键的问题是和土地有关。土地实际上掌握在地方政府手里，这是它们发展本地经济最有力的一张牌，在它们通过土地换取经济利益的同时，很有可能伤害百姓譬如农民的利益。这就不再是单纯的钢铁行业的问题了，它成为一个带有综合意义的事件，是一个标本。学界有些研究认为这实际上是中央地方关于发展的价值观的一种博弈。这个背景下，郎咸平事件也不单纯是经济的东西，实际上它是把我们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严重的贫富分化导致的底层情绪给激发了出来，郎咸平这个事件成为了这样一个发泄的口子。
在土地方面，今年最值得注意的还有一个“地产商群像”，包括潘石屹、冯伦、任志强等在内的所谓地产哲学家和地产政治家。他们成为代表地产商利益的一群人。今年他们经常扎堆，实际上就是主动地寻求利益，特别在地产问题上游说政府。今年央行有一个121文件，这实际上就是这些人游说导致的结果。这一事件有人认为是商人的声音首次超过了政府，一部分利益集团俘获了政府。国外称Capture，俘获这个词研究政治经济问题时经常出现，但在西方有法律规则去规范和限制这种行为，中国不同。譬如美国参众两院存在各种利益团体及其游说团体，它是显形存在的，但在中国，相同的过程中会存在大量灰色的部分。你不能说这就是丑恶的，我们必须走过这一步，关键是有规则。
2004年，中国人寻找规则的意识，寻找答案和解决办法的意识正在增长，这与以往经常是提出问题的状况有所不同。一些学者也认为中国正在努力地重建价值观，软力量。中国的外贸进出口额现在已经是世界第三位，这是硬梆梆的东西。全球化对于中国而言也成为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是可以看得到摸得到的。关键是除掉这些物质的东西，你再拿什么去影响别人。今年的情况看，中国人新的经济发展所依托的价值体系正在萌芽，我觉得这很重要。(采访/宁二)
张柠(文化评论家)
关于“大国”，在2004年集中体现在“金牌大国”上面。这一次奥运会，中国又上了一位，第二了，下一届奥运会估计是第一。中国自己也承认，金牌跟体育运动全民化以及人民的健康水平之间还有距离，还需继续努力。但金牌数量是硬指标，不容否认，因此称之为"金牌大国"。张艺谋在奥运会上的8分钟，是奥运会的一个又细又短的小尾巴。与此相关的还有北京2008奥运场馆的“鸟巢”工程被国家叫停，为的是节约经费去建设真正的“大国”、“强国”，而不是单纯的“金牌大国”。这是一件好事。另外今年的“双宝马”事件影响很大，一辆奔驰在祖国的东北，一辆驰骋在祖国的大西北，一时间勾引了国人眼球达半年之久。东北宝马事件发生在2004年元月，就像一份新年贺礼，这是典型的悲剧，主角是苏秀文和一位买菜的农妇。紧接着，西北宝马就出来了，这是一场典型的喜剧(闹剧)，主角是青年刘亮和西安体彩系统的干部。悲剧和喜剧都有了，这叫“悲喜交加”。
郎咸平事件影响范围较小，主要是知识分子和知识青年。这一事件使得文学青年们(简称“抒情派”)全都成了管理专家(简称“算账派”)，算来算去，最后还是一笔糊涂账。热血沸腾的中国青年素来喜欢当抒情派，现在开始学会理性地算账(像帐房先生一样)，也可以算是社会进步的一个小小的标志，因而有意义。至于刀郎，也只有跟文化产业扯在一起才有意义，否则它就是一个比较闹心的事情。每当我听到刀郎的歌声，就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语录歌，大街小巷都是一个调儿，大人小孩，男的女的，有文化的没文化的，坏人好人都在唱“2002年的第一场雪”，十分恐怖。但有人说这很好，比港台歌星(什么刘德华、周杰伦、王菲、张学友等)占据祖国市场要好一点。这不是音乐美学，而是音乐政治学。“性小康”单独也不能构成关键词，只有跟“12月1号世界艾滋病日”放在一起才有意义。我们发现，一边是人民群众追求“性小康”，一边是联合国官员对我们的“艾滋病”感染者数据的超常关注。国家领导都着急了，我们还蒙在鼓里。所以，“性小康”和“艾滋病”应该同时入选。(采访/宁二)
徐列(《南方人物周刊》主编)
我们《南方人物周刊》今年年度人物打算给郎咸平，因为今年他不但搅动了经济界，也使得整个人文学界卷入了进来。他今年的所作所为不能用对和错来判断，他的价值在于他把国有企业MBO存在自买自卖的这种情况给捅破了，使得大众了解了这种情况的背景，当然具体的情况他有自己的分析。这件事情引起这么大的争议，我发现经济学家中支持他的很少，倒是人文学者大多持有和他类似的观点。实际上这里面牵扯的就是效益和公平的问题。企业家和一些经济学家认为国有企业的改革产生很大的效益增量，这对国家对企业家对劳动者都是有意义的事情，但人文学者认为改革到了今天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是如何确保公平，用效益增量去掩盖国有资产流失的现状是不对的。很有意思，人们通常认为人文学者中新自由主义和新左派这两派立场不同，但在这件事情上我发现他们都是在谈论“公平问题”，立场很相近，共同点可能在于他们都是人文主义的，都有很强烈的理想主义情绪。公平与效益的问题我们谈了十几年了，郎咸平挑起的这个话题无疑也是改革的一个延续。
今年另外一个大事是奥运会。奥运会后大家都关注刘翔，他最近也引起了一些争议。他当然是个英雄，但赛后他说“谁说黄种人不行”这番话我不大同意，当然我理解他很兴奋，但如果说到黄种人白种人，并且大家都在谈论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这其中有民族主义的情绪。实际上没有哪个运动项目分“黄”“白”。我们不一直觉得跳水是黄种人的运动吗？但奥运上欧美白人的进步也非常快，在这项运动上他们正在崛起。另外刘翔硕博连读这件事争议也很大，在我看来，他明显不具备读硕士博士的学术基础，实际上是剥夺了其他人的权利。这牵扯的还是公平的问题。中国培养一个奥运冠军的成本非常高，这些花的都是我们纳税人的钱，从这个角度讲，他作广告或者得到得奖金不该只是他自己以及体育总局的，应该也有纳税人的一份。在一个民权时代到来的时候，如何确保人民的权利不受侵犯这非常重要。(采访/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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