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荣氏百年家族神话

　　荣智健：再续荣氏传说

　　-本报记者刘俊

　　连续三年的福布斯中国大陆富豪排行榜，荣智健都始终稳稳地坐在前三甲的位置，从2002年的7.8亿美元，到 2003年的8.5亿美元，再到2004年的14.9亿美元，仅隔两年，财

富几乎翻了一番。

　　和荣氏家族鼎盛时候相比，荣智健的商业规模虽不可同日而语，却打破了富不过三代的神话，荣氏家族这一中国近代 史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迎来了一个新的飞跃。

　　“这恐怕和他作为中国现代史上历史最悠久的财富家族一分子有关，家族的传统使他能够对财富有一个相对理性的态 度。不至于把每一分钱都看得像下水道的井盖似的，没有窟窿就不去堵。”著名财经评论员郭松民这样评价说。

　　出身名门

　　在福布斯罗列出的中国富豪中，绝大多数都是改革开放后白手起家，靠搞民营企业富裕起来的一代，他们的上一辈几 乎没有一个像荣智健家那样有权有势。荣智健因此有着其他富豪无可比拟的家庭背景，他未来的成功之路早在他出生的那一刻 就已经铺就了。

　　少年时代的荣智健生活过得非常优越，即便是在解放后、50年代公私合营等重大时势变迁和经济冲击的时候，由于 荣家所处的特殊地位，都没有对他的成长产生过负面的影响。上个世纪六十年代，荣智健才十几岁，就拥有了一辆属于自己的 红色英国Singer敞蓬跑车。1959年，荣智健在天津读大学时，正值大跃进，很多学生连馒头都吃不起，荣智健却能 经常请他的同学一起去吃排骨。

　　有许多人都认为如果不是他父亲荣毅仁的影响，他在香港根本不会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没有中信和他父辈的背景 作为依托，荣智健的创业之路肯定要比想象中艰难。”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智健本人却不这么看，他曾不止一次地在公开场合表示，“对于个人来说，我是没有想靠父亲来做些什么，靠别人 的名望来做事，长不了，也许一时一事可以，但并不能解决自己的根本问题。”这和大多数世家子弟的论调如出一辙。

　　逆境磨练

　　荣智健大学毕业时，荣毅仁已调到北京任纺织工业部副部长。以其家庭的背景，无论是到中央国家机关还是回上海工 作，荣智健都有充分的选择余地，但他决定到基层去磨练一下自己的意志。

　　他只身来到吉林省长白山水电站，从实习技术员干起。在水电站，他从不摆富豪高干子弟的架子，工作起来踏踏实实 ，而且非常平易近人，领导和同事们无不对他刮目相看。

　　在水电站干了还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就爆发了。荣毅仁自身难保，成为红卫兵的专政对象。政治斗争的无情使荣智 健也受到了牵连，被发配到极其偏远的四川凉山自治州龚嘴水电站工作。

　　荣智健在那里呆了整整六年，几乎什么粗活都干过，这样的磨难是荣智健有生以来从未经历过的，不光是他没有，他 的祖辈也没有。他所遭遇的一切不幸不仅让他看到了现实的残酷，也使他从此养成了绝不向命运屈服的坚强性格，多年后他闪 电般地在香港掀起一轮收购狂潮，跟这样的性格不无关系。

　　独荡香江

　　1972年，荣智健回到北京，进入机电部电子研究所工作。又一个六年过后，他告别妻儿，持着单程探亲签证，独 自南下香港，开创了他新的事业征程。

　　他的堂兄荣智谦和荣智鑫早于二十多年前就已经到香港定居，荣智健到来的时候，他们正准备办一个电子厂，荣智健 加入他们的行列，三兄弟各占三分之一的股份。荣智健的第一笔创业资金是父亲为他提供的100多万港币。

　　1982年，这家名叫爱卡的电子厂被美国一家大企业收购时，荣智健得到了720万美元，是当年投资额的56倍 。

　　荣智健并没有见好就收。坐享其成，这不符合他的做事风格。在他看来，这么点钱在财阀遍地的香港，简直算不了什 么，李嘉诚、霍英东这样世界级富豪才是他崇拜的偶像。他要像他们那样，非做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来不可，让荣氏家族重 新焕发青春和光芒。

　　公司售出后不久，他便拿出其中120万美元跟几个在美国的工程师合作，在加州合资创办了CADI公司，这是全 美第一家专门从事电脑辅助设计软件的公司。由于产品新颖，盈利丰厚，不到一年，就吸引到美国一家硬件厂商收购了28％ 的股份。

　　两年后，公司成功上市，股价一路狂飙，翻了40多倍，荣智健赚得盆满钵满，至少获得4800万美元，他的总资 产超过了4亿港元。

　　在第三个六年里，从100万到4亿，荣智健财富的增值速度像是搭乘了火箭。

　　收购狂人

　　荣智健跟荣宗敬有点相像，敢于冒险，有魄力，他1986年正式加盟中信(香港)之后一系列大胆的收购动作着实 让人看到了他雷厉风行的一面。

　　荣智健上任之初，第一个大手笔就是以23亿港元收购英资企业香港国泰航空公司12.5%的股份。在收购之前， 这一提议曾经遭到许多董事会成员的公然反对，因为当时世界航运业普遍低迷，香港航空市场也很不景气。

　　为了说服他们，荣智健花了六个月做调查研究，他最后给出的解释是“香港要繁荣，处处得靠运输，不是轮船就是飞 机，国泰已有几十年的经验，有一支优秀管理队伍，发展潜力巨大。”没想到北京总部在听到他的汇报之后，不到5天就批准 了，国务院还特地批准给他们8亿人民币的贷款作为运作资金。

　　在尝到了国泰带来的甜头后，1990年，荣智健又以5亿港元购入港龙46.3%的股权，将香港第二大航空公司 收进囊中。就在这一年，他进行中信(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投资，以100亿港元的高价收购香港电讯20%的股权， 成为这家当时香港股票市场市值最大公司的第二大股东。

　　荣智健的野心越做越大，对于觊觎已久资产高达70亿港元的恒昌企业，他已经不再满足于以前那种小规模收购了， 而是想一口就把它直接给吞下。通过复杂的资本运作，他最终只用了40亿港元的价格就拿下了这家资本大鳄。

　　房地产、运输、金融、电信、基建，荣智健执掌下的中信泰富所涉足的行业无所不包。历经26年的摸爬滚打，以十 几万美元起家，到如今的14.9亿美元，荣智健在实现自己梦想的同时，也在延续祖辈们的商业帝国之梦。

　　荣氏家族的百年沉浮

　　-本报记者刘俊

　　“荣家是中国民族资本家的首户，中国在世界上真正称得上是财团的，就只有他们一家。”毛泽东曾这样评价说。

　　面粉大王、棉纱大王、红色资本家、中国首富。百年来，荣氏家族从来都不缺乏这样的王牌称号，他们在商场上的纵 横驰骋，独领风骚，也逐步为他们在政治上赢得了较高的话语权。这一点尤其在第二代掌门人荣毅仁身上得到最充分的体现， 从1957出任上海市副市长到1993出任国家副主席，荣氏家族在政坛的影响力可见一斑。

　　“荣家是爱国资本家的典型代表，解放后，获得执政地位的共产党对于这样家族重视有加也是理所当然。”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在接受《时代人物周报》采访时说。

　　家族奠基人

　　荣家祖上就有人做过大官，曾经家世显赫，但到了荣毅仁的曾祖这一辈，家道开始中落。荣毅仁的祖父荣熙泰很小的 时候就进入铁匠铺当学徒，成年后在外给人当账房先生、当师爷，勉强养家糊口。

　　由于家境贫寒，荣熙泰的长子荣宗敬在14岁时就不得不离开学堂，到上海南市区一家铁锚厂当起了学徒。当时是1 886年。比荣宗敬小两岁的荣德生在私塾学校读书，因为父亲对他抱有很大的希望，认为他将来一定可以考科举当大官。

　　荣德生却并不这么想，他一直以哥哥为学习的榜样，想早日为家庭分忧，三年后，15岁的荣德生乘着小木船从闭塞 的无锡郊区摇进了喧闹的大上海。

　　在兄长的引荐下，荣德生进入上海通顺钱庄做学徒，此时的荣宗敬则在另一家钱庄做学徒。这为几年后他们和父亲一 起在上海鸿升码头开一个名叫广生的钱庄打下了业务基础。经营上的稳妥再加上从不投机倒把，两年不到，荣氏兄弟便掘得了 有生以来的第一桶金。

　　就在生意蒸蒸日上之时，荣德生南下广东，留下荣宗敬一人打理钱庄。在那里他呆了整整一年，广东人思想活跃，敢 于开拓，善于经营，这些都使荣德生大受启发。他发现，从外国进口物资中，面粉的量是最大的，尤其在兵荒马乱的年代，销 路非常好，而国内面粉厂却只有天津贻来牟、芜湖益新、上海阜丰以及英商在上海经营的增裕四家。

　　荣德生看出了面粉行业的商机，当他把这一想法告诉荣宗敬时，兄弟俩一拍即合。20世纪的第一个年头，荣氏家族 事业迈出了其决定性的一步。

　　农历二月初八，荣德生挑了这一良辰吉日破土动工，地点是在无锡西门外的太保墩，取名保兴，有保证兴旺的意思， 这是无锡历史上第二家近代企业。17亩地皮，四部法国石磨，三道麦筛，两道粉筛，这是面粉厂的所有家当。

　　从1914年至1922年8年间，荣家的面粉产业发展迅速，其产量占到当时全国面粉总产量的29％。这种高速 度不仅在中国绝无仅有，在世界产业史上也非常罕见。到抗战前，荣家的面粉厂已飙升到14家，另外还衍生出了9家纺织厂 。

　　“红色资本家”

　　“固守稳健、谨慎行事、决不投机”，这是荣熙泰留给两个儿子的遗训。兄弟俩一直以这句话来警戒自己，并因此在 商场上建立了良好的信誉，每当资金紧缺之时，沪上一些银行老板甚至会主动上门争相要求帮忙。

　　“孔家、宋家都是当时上海滩数一数二的金融资本家，由于跟他们关系密切，银根紧缩的时候，别人借不到，荣家却 可以借到。”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教授马克锋说。

　　荣氏兄弟性格迥异，荣德生处事慎重，考虑周密，而荣宗敬则敢于冒险，做起事来很有魄力，在兄弟俩默契配合下， 荣家企业扩张步伐在不断加快，渐渐地厂房就从华东铺向了全国各地。

　　1949年，国民党政权倒台前夕，荣氏家族内部出现了大震荡，这一年也是个分水岭，荣家由此走向低潮。国民政 府在前一年推行币值改革和限价政策，不久就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引起抢购狂潮，上海经济渐趋瘫痪。

　　上海产业界人士纷纷迁资海外，寻求新的出路。1948年11月，荣宗敬的长子荣鸿元因套购外汇被国民党政府判 处缓刑，后交了一百万美元才算了结，情绪一度陷入低潮，不久就将鸿丰二厂纱机及设备售与大安纱厂，他则去香港另设大元 纱厂，最后远走巴西，1990年客死他乡。其弟荣鸿三、荣鸿庆和荣德生之子荣尔仁、荣研仁等也先后离开上海。

　　资金的外流，致使留在内地的荣氏企业元气大伤。这让荣德生气愤不已，“生平未尝为非作恶，焉用逃往国外？”在 最后关头，荣德生和荣毅仁父子经再三斟酌决定留在大陆。

　　上海解放后，荣氏企业面临困难，不仅资金紧张，原料也供应不足，国家通过发放贷款、供应原料、收购产品委托加 工等方法，对荣氏企业予以大力扶持，实现了新的复苏。荣德生父子加深了对共产党的信任感。荣毅仁在1954年向上海市 政府率先提出将他的产业实行公私合营，这一举动为上海对私营工商业的改造工作起了积极带头作用，“红色资本家”的称呼 由此得来。

　　“荣家之所以能一直这么富有，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很善于处理跟政府之间的关系。”一位对荣家颇有研究但不愿意 透露姓名的学者表示。

　　正在隐去的第二代

　　如今，荣氏家族已经有第五代了，除少数仍继续留在大陆，大都旅居海外，主要分布在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巴 西、德国和港澳等地。

　　在荣氏家族中，荣毅仁这一辈健在的已经不多，比较活跃的只有荣宗敬的幼子荣鸿庆一个。现任台湾上海商业储蓄银 行董事长的荣鸿庆24岁即赴香港经营南洋纱厂，在经营55年后把事业重心转向台湾，该厂则交由其子荣智权打理。

　　近年来，荣鸿庆经常来往于两岸三地，为的是进军大陆金融市场。一旦两岸放开金融上的业务往来，台湾上海商业储 蓄银行有望成为首家在大陆开分行的台湾银行。

　　在银行事业蒸蒸日上的同时，荣鸿庆还不忘在纺织这个老本行上争取更多大显身手的机会，和他的银行发展策略一样 ，他也把纺织业的触角延伸到了大陆。1990年，荣鸿庆就同姐姐荣卓如一起来上海，决定将南洋沙厂移机来沪合资经营， 与当时的上棉二十二厂合资开设申南纺织厂。总投资3000万美元的这家工厂是目前上海纺织行业最大的合资企业，荣鸿庆 任董事长。

　　尽管生意越做越大，却难以抵抗岁月的侵蚀，已经81岁高龄的荣鸿庆，无论体力，还是精力都大不如从前。

　　“智字辈”皆为商业翘楚

　　荣智健的同一辈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大都事业有成，在海外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成为了继承荣家衣钵、延续荣家商 业辉煌的中坚力量。

　　荣智健以外，“智字辈”里事业最成功的首推荣智鑫，其父荣伟仁是荣德生的长子，可惜英年早逝。荣智鑫在家排行 老六，是荣伟仁最小的儿子，父亲去世的时候，荣智鑫才5岁。15岁那年，他和家人一起来到香港。

　　幼年丧父，荣智鑫的家境没有荣智健那样好，一切都只有靠自己。在美国麻省理工电子工程专业毕业后，荣智鑫在美 国电话公司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三年后，他决定回香港“碰碰运气”，用筹来的50万港元跟几个朋友在香港合伙成立了一 家名叫美联的烟草公司，专门代理美国牌子的香烟。

　　经过10年的苦心经营，这家公司被一家美国企业收购，荣智鑫从中净赚一亿多港元。这时，荣智健还在四川凉山继 续他长达六年的“下放”生活。

　　1975年，电脑业一度成为香港制造业中的热门。荣智鑫及时抓住这个契机，投资200万港元，成立了荣文科技 有限公司，1982年7月这家公司在香港上市，揭开了荣智鑫事业发展历程新的一页。

　　荣文成立仅隔三年，荣智鑫又把挣来的一部分钱与其兄荣智谦合伙开办爱卡电子厂，当年，荣智健初到香港，兄弟俩 决定邀请这个远道而来的堂弟一起加盟。

　　如今，荣智鑫非常低调，很少在公众场合抛头露面。而那些身在异国的“智字辈”们的风光程度也绝不亚于荣智健和 荣智鑫两堂兄弟。荣智鑫的二姐荣智美，曾任德国尤尼可公司经理，有德国商界女强人之称，自1954年定居德国之后，一 直致力于推动德中两国贸易的发展。1979年中信创立时，荣毅仁才恢复工作一年多，她特地向德国奔驰汽车制造厂定制了 一辆豪华面包车，作为礼物送给四叔荣毅仁。车子左右两边印有蓝色的中信中英文名字，在当时北京城里绝无仅有，很出风头 。

　　荣毅仁二哥荣尔仁的次子荣智宽，是巴西环球公司总裁，在巴西商界拥有崇高的威望，曾随巴西总统和外交部长多次 出国访问。荣毅仁的侄女婿沙曾鲁，长期在美国从事核能研究，在著名的阿岗研究所工作已长达20多年，是享誉世界的核能 专家。

　　“当年，邓小平之所以让荣毅仁创办中信，除了看重他的个人能力外，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拥有这些广泛的海 外关系。”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说。

　　1979年尼克松访华之后不久，荣毅仁在香港从事电子产业的侄子荣智鑫，以及在美国的外甥李乐莘是率先与国内 建立业务往来的华人企业家。

　　寄望第四代

　　“智字辈”大部分都步入晚年，比较年轻的荣智健也已经62岁了，就像荣德生当初把荣氏家业托付给荣毅仁一样， 荣家第三代传人也将面临着确立接班人的问题。

　　事实上，荣氏家族并没有将选才育才的范围局限在家族内部，而是广纳贤才，并且非常注重教育和培训，为企业长远 发展做铺垫。

　　自1919年到新中国成立，荣家先后开办了无锡公益工商中学、上海中国纺织染工程补学校、江南大学、上海中国 纺织染专科学校等，同时增设分设校内面粉、机电、化工、数理、商业、农业等许多专业系统，约培养高级人才1200多人 。可是荣氏家族本身就人才济济，所以解放前的荣氏各大企业一般都是由荣家自己人独当一面。荣尔仁、荣德生的女婿李伟国 、荣鸿仁等荣氏第二代传人都曾在荣氏企业里头身居要职，是荣宗敬去世后荣氏企业后期发展的几个主要推动者。

　　自从荣氏家业转成公私合营之后，企业也就不再属于自己独立掌管，荣氏对于接班人的培养也就不像以前那么重视。 直到1986年，荣智健加盟中信集团的时候，才重又让人们想起了接班人的概念。

　　而现在，真正能算得上荣氏家业第四代继承人的就只有荣智健的后代了，在中信泰富的管理层名单上，荣智健的长子 荣明杰和唯一的女儿荣明方都名列其中，从中不难看出荣智健对两个子女的有意栽培。

　　现年35岁的荣明杰1993年进入中信泰富，在包括荣智健在内的10名执行董事中，他是年龄最小的一个。比荣 明杰小3岁的荣明方在中信泰富也已经工作了8年，负责中信泰富科技项目的发展。

　　荣智鑫之子荣文渊和荣明杰一样，有着与身俱来的商业天赋和野心，他不仅是方正数码的执行董事，还控制着荣智鑫 创立的浩荣、荣文等多个公司。荣智鑫的女儿荣文蔚则是香港社交界的名媛，活跃于大小舞场派对。荣氏第四代的其他成员则 生活在公众的视野之外，媒体鲜有报道。

　　看来，荣明杰和荣文渊都有望成为将来荣氏家族第四代的两颗新星，再塑荣家百年基业的辉煌。

　　大家族的兴衰

　　-萨加

　　大人物总盼望自己的家族能够千秋万代地享有荣耀、权力和财富，所以老福特称自己为福特一世，儿子则是福特二世 ，孙子是福特三世。可福特的后人似乎一代逊于一代，到了四世，福特家族就难以为继了。这倒不是因为福特的后人无能，民 主社会能够使老福特白手起家，扶摇直上，也使他的后人难以续承祖荫。民主制度的基础是力量制衡，它不允许权力和财富为 少数大家族所把持，至少不让权力和财富永久为这些大家族所把持。

　　资产阶级时代具有一个典型的特征，即对传统的不断否定，家族传统连续性的中断就是表现之一。大家族是与封建时 代相关联的一种现象，封建时代的一个典型特征是稳定，通过分封土地和确立爵位世袭制来保证一个稳定的贵族阶级存在。封 建时代才为大家族创造了制度条件，使财富、权势和荣耀得以代代相传。

　　资产阶级时代创造了一种完全不同于封建时代的成功

　　于是，我们目睹了社会阶层之间活跃的纵向流动(区别于贵族时代社会阶级之间稳定的横向流动)，它使以前严格的 阶级等级失去了稳定性，使个人在社会阶层上处于一种时升时降的流动状态。因为一切都是不可继承的，因此一切就必须是重 新获得的。

　　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美国的工业化浪潮中，曾涌现出大量白手起家的富翁阔佬，但他们的财富在儿辈那里就 开始减少了，到孙辈那里就更少。往往才经历三、四代，这些显赫一时的家族就消失了。比尔·盖兹成了当今的首富，可他的 孩子并不能继承他的全部财富。如今，谁知道福特五世(如果果真叫“福特五世”的话)是何许人？谁知道罗思柴尔德的后人 到底是

　　在曾经居住着大量美国豪门的罗德岛州的海边，耸立着一栋栋宫殿般的巨宅。如今这些宅子早已人去楼空，成了公共 的博物馆，那些宽敞的

　　中国现当代史上也有几家豪门大户，权势、财富和荣耀传承了数代。最著名的自然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还有 作为“民族资本家”的少数巨贾豪商(解放前的上海和作为英属殖民地的香港的金融、造船等行业的“大王”)。蒋时代经常 被定义为“资本主义时代”，因为这个时代确实拥有资本家阶层。但这个时代只能被看作是“裙带资本主义时代”，因为它与 “自由竞争、政府不管”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原则南辕北辙。四大家族的财富主要不是来源于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而是依靠 政权的保护甚至借助政权的力量使全社会的经济资源向自己集中。四大家族都具有强大的政治背景，而且彼此之间通过联姻等 手段实现强强联合，以便稳固和强化对社会财富的垄断。政治资源被转化成了经济资源，而真正的资本主义强调的是政治资源 与经济资源的分离。

　　退守台湾之后的蒋介石试图进行政治改革，到蒋经国时代，政治改革终于见成效。这对四大家族是不利的，他们被置 于自由竞争的市场中，其命运开始取决于在市场中的竞争力。不管其市场竞争力如何(显然，由于其养尊处优的习性、官僚意 识的浓厚以及对新技术的迟钝，他们在市场竞争力方面远不如那些勤奋而灵活的对手)，他们都必须面临这一局面，即社会财 富正在由集中重新走向分散。财富的分散是民主社会的经济基础，因为只有财富分散才会形成权力制衡。一旦四大家族的后人 们失去了政治方面的优势，他们也就失去了经济方面的优势。四大家族已经成了一个历史名词，其后人们已湮没于芸芸众生之 中。

　　与四大家族同代却受压制的“民族资本家”(我指的是那些“大王”，而非一般薄有资产的资本家)并没有经历同一 命运。甚至，由于新政权需要其经济资源和社会资源，他们还获得了应有的保护。然而由于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源的分离，“民 族资本家”没有可能将政治资源(他们并不拥有这种东西)转化为经济资源，他们仍是市场竞争者；另一方面，他们试图将经 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例如通过捐赠或赞助)，而且取得了部分成功。只是这种成功具有象征色彩，无非是对其予以承认的 形式之一。在这种既分离又合作的状况下，“民族资本家”得以延续下来。

　　经济体制改革时代使“民族资本家”的地位受到了削弱。这不仅因为市场经济的确立使他们开始面临层出不穷的竞争 对手，还因为新富人群体的出现使他们的家族财富越来越显得不那么重要。这个新富群体善于将政治资源转化为经济资源，或 将经济资源转化为政治资源。一句话，在市场规则建立的同时，又有一些迫使市场规则失灵的东西的存在。

　　当“民族资本家”在进行捐赠或赞助的公益事业时，新富群体却对公众利益表现出极大的冷漠。“民族资本家”不惮 于公开自己的财富，因为他们对自己的财富问心无愧，是以市场的方式从市场上获得的，而新富人却害怕公开自己的财富，因 为其财富的大部分有一个隐蔽的来源。他们因此心怀恐惧，也因此对政治体制或法制的改革表现出极大的戒心，他们在政治上 于是成了最保守的群体。与四大家族一样，他们的利益通常是与政治权力相消长的，在朝不保夕的心态下，新富人很难安心地 去做“世家”梦，因为这个梦太容易破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