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文化商人掘金2004年

　　宋柯、于天宏、孙健君，他们是中国主流娱乐内容的生产者。

　　你可能没听过宋柯，但你一定知道老狼，知道朴树，知道年底刚刚一炮窜红的那个龙太子房祖明；你可能没听过孙健君，但是你一定看过《环球影视》、《东方夜谈》；你可能没听过于天宏，但你一定听说过《手机》、《大腕》、《卡拉是条狗》，也在琢磨着去看看刚上档的《天下无贼》和《功夫》，对《可可西里》也意犹未尽。

　　不管他们坚持内容为王还是通道为王，不管他们是文化人还是商人，同样的结果证明，他们就是藏在背后，让你哭，让你笑，让你感动，让你尖叫的那拨人精。

　　这三个人，大学时代在文艺青年那一堆儿里摸爬滚打过，又带着一身在各个领域跌宕起伏过的风尘终于圆了青春年少的梦想，站到了掌握精神娱乐内容的那一堆儿人里去，他们走着中国老一辈文艺青年的经典成功路线：从创造者走到贩卖者。一个文化金矿，就在这些真正爱它、懂它、被它感动为它激动过的人们手中渐渐浮尘散尽，现出了让人眼花缭乱的原形。

　　2004年，中国文化传媒的第一个大动静，就是由宋柯折腾出的。这个华纳中国区副总裁的转投太合，让传媒业内的人事变动第一次惊动了行外看客。

　　而这一年年末，广电总局44号令，即《中外合资、合作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企业管理暂行规定》，于11月28日正式实施，这标志着中国允许外资入股国内广播电视制作业，开启了一个节目制作领域资本合作的时代。

　　一个内容王朝似乎即将驾临。

　　这是一个仍处在第一代创业人领军阶段的行业，这是一个潜藏无穷利润的行业，这是一个还被严重低估的行业，是中国和世界差距相当大的行业、这是一个在未来5年内蕴涵着无数良机的行业，传媒业，这是中国最后一个暴利行业。

　　他们曾经歌唱过创造过疯过玩闹过，而现在，他们站在一个行业的船头，一头扎进茫茫雾色中，一个文化江湖，就在前方，蕴涵着杀机，也暗藏无数成王的可能。

　　只是记住，千万别跟他们谈艺术，他们现在的身份，是文化传媒业的第一波外来商业新势力。

　　于天宏从一无所有开始

　　20年前，还是北大学生的于天宏和同学们带着自制的第一批文化衫四处兜售，上面用大字印着“一无所有”、“一块红布”，晚上他骑着自行车穿过整个北京城去听崔健的演唱会。现在于天宏有时候还能在工作场合碰见老崔，每当这个时候，他就感到一阵恍惚。

　　这个当年在圆明园画家村玩儿前卫艺术的文艺青年现在已经是太合传媒集团的副总经理，最近他最头疼的事情是怎么把今年的两部贺岁片卖个好价钱。

　　游离在文化和商业中间

　　“从小到大我就喜欢跟比自己岁数大的人在一块儿。”于天宏算是一个挺另类的大学生，他跟学校里的学生接触不算多，也不是个很用功的学生，他那时候更大的乐趣是靠着自己的能力养活自己。大学生于天宏是一个勤工俭学的疯狂爱好者，他的第一笔生意是把自己的一个红梅相机出租给刚来北京的新生，供他们出门逛街用，这笔生意一共给他赚了150多块。很快他就在学校里找到了一份稳定的工作，参与法律研究和计算机数据库系统结合的研究工程。毕业之后留校，一切都在按照一条完美的轨迹前行，但要命的是，于天宏骨子里偏偏是一个有点儿文艺理想又有点儿商业头脑的人，这世界上还有一条更合适的路等着他去走。

　　“我们那个年代是一个大学生活非常丰富的时代，那时候人的意识和思潮非常丰富多样，风起云涌，每天你都面对大量信息，面对全世界各种先进的颓废的迷茫的前卫的思想推动，这是对一个人心灵的巨大撞击。”但是他死活不承认自己是那个文艺圈子里的人，虽然他在圆明园跟一帮前卫艺术家呆了一年多。“高晓松宋柯在学校里算文艺发烧友，我可不算，那时候也不认识他们，我不是那个圈子的，我所在的这个圈子更重思潮，考虑更多商业化的东西，印文化衫啦，做当代艺术中心什么的一些游离在文艺和商业边缘的东西。”

　　兴趣，惊喜或是惊吓

　　“我进这行完全是因为兴趣。”做过计算机，做过投资银行，于天宏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了他从卖文化衫那时候起就喜欢的行当。

　　“但是觉得做这个行业你就必须把兴趣和事情分开，因为这个行业太多的失败和太多的奇迹都和兴趣有关，你会发现原来你觉得一钱不值的想法最终获得巨大成功。”兴趣能给这个行业带来巨大的惊喜，当年沃卓斯基兄弟拍《黑客帝国》的时候，所有人都认为他们疯了，但是最终他们给世界带来了一个巨大的惊喜。

　　“我觉得这得看你是不是一个能把兴趣转化成巨大成功的人，”于天宏说，他比较缺少这个，更理智点儿。“对于一个项目我会完全按照商业规则去判断，但问题是你要是老坚持标准你就不太可能创造奇迹，你有时候需要一些灵光一现的东西，才能有一个爆发性的突破，但这是一个在积累基础上才能出现的东西，不能奢求。”于天宏觉得他至今没能在电影这个行当上闪过灵光，虽然他的影视公司投资制作的片子几乎每部票房都在1千万以上。

　　“我希望我如果运气好，能有灵光一现的时候，不过这搞得好是惊喜，搞不好就是一惊吓。”

　　文化传媒IT之后的第二次奇迹？

　　于天宏觉得，他的生活轨迹似乎在重复。

　　1985年，读大学的于天宏看了一本叫《硅谷热》的书。那时候微软还是个小公司，靠IBM在拓展自己的业务，那年他第一次接触计算机技术、硅谷这些词，那年他第一次用计算机，第一次听说风险投资这个东西，他跑到刚刚开始在四季青乡一堆临时房屋里创业的四通公司去实习，在四通第一任总裁的办公室第一次看到空调。

　　将近20年后，他和他的太合传媒又开始走上了这条相似的道路。

　　“IT和传媒一样，都需要创造力需要激情而且都会产生奇迹，都在不断变化。而且我觉得新技术给人们带来的东西在这两个行业都差不多，我进入传媒业之后发现，过去我学过的所有东西：投资、计算机、数据库、策划都能用上，都能融合在一起。”

　　于天宏是个行外人，于是他决定给传媒业来点儿新概念。

　　职业经理人入主江湖

　　在IT业中，职业经理人已经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词汇，但是在传媒行业中，除了少数外资公司内有这样一种职业称谓之外，大部分成功企业还处于第一代创业人阶段，于天宏说，中国的传媒业，还是一个“江湖”，而不是一个产业。

　　“IT业一些成功的民营公司现在都在逐渐实施职业经理人制度，这是现代企业制度中很重要的一种操作方式。”

　　年初，于天宏替太合传媒操盘把宋柯率领的麦田音乐招揽入旗下，他说宋柯是一个他理想中的职业经理人，他要把这个概念引入到民营传媒公司中来。

　　“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中国传媒业的第一批职业经理人，像我们这样从外行业进来的人 带来了其他行业的优秀流程，会迅速提升这个行业的运营水平，这也标志着这个行业的快速发展。”外行人于天宏觉得，江湖英雄混战最终要被现代企业经营方式所取代。

　　“当年互联网经济起来时，中国哪里有互联网人才啊？都是从计算机其他行业或者别的行业来的，但有一个共同点：高学历，高知识，来自高端行业，比如投资银行、跨国公司营销行业等等，这说明这个行业的发展到了一定地步，才吸引着其他行业高端人才的进入。传媒行业这么多年基本都还在第一代创业阶段，这些民营传媒公司都不会超过10年历史，它们现在的成功基本都是个人能力的产物，相对规模比较小，还像是一个私人作坊，现在这个行业的领军者大多没有管理现代企业的经验，但公司一旦再扩大发展规模就需要一个管理体系，需要那些发展水平高的其他行业的经验。”

　　也许有人说这种念头是杞人忧天，然而，提前做好准备的人，在发令枪响的那一刻，才冲得最快。

　　等待大爆发

　　派格太合的老总孙健君说，现在中国一共只有3000块大银幕，但是有12亿人，美国只有2亿人，但是他们有5万块大银幕，所以这个市场不是你制作公司能做多少内容的问题，是你做了之后没地方卖的问题。

　　“我觉得传媒业现在的状况很像IT业兴起时的样子，以中国传媒业发展的现状，它肯定具有爆炸性的增长空间。”于天宏对此信心满满，“你别忘了，互联网也是媒体，它也算是传媒业最大的一次奇迹。”

　　“这个爆发契机是多层面的，首先当然是政策契机。”广电总局的44号令已经给整个行业亮出了一个重要的信号，更进一步的举措只是时间问题。“另一方面，新技术的迅速发展已经让这个行业产生了更大的空间，它改变了娱乐产品的营销模式和传送模式。此外打击盗版力度越来越大，作为电影大卖场的电影院也越来越多，行业的大规模爆发性发展，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5年可能会有个量变，而到10年头上，中国传媒业特别是电影业肯定会发生一次质变。”

　　电影还在自娱自乐

　　《自娱自乐》里李玟和尊龙拍小电影自娱自乐，我们把这个镜头无限放大到整个中国，“其实整个中国电影业都是一个小圈子在自娱自乐。”于天宏说。“我们的任何一个指标数据，别说拿到欧美，就算拿到日本韩国去都是很可笑的，没法比，我想5—10倍的差距应该是有的。”

　　不完整的产业链

　　“我们的产业链中项目还很不完整，比如DVD，它的销售只占到电影总收入一个很小的比例，而且我们正版DVD对盗版的市场占有率比例大约是一比九。”盗版问题又被不可避免地提及了。“在国外，电影某种意义上就相当于DVD销售前的一个宣传片。”于天宏说，“DVD都在电影发布之后的两个月到三个月才上市，而电影的其他周边收益也会很多。“

　　“在中国呢，恨不得上映之前DVD就得上市，要不然盗版就来啦，现在好一点了，正版也只能卖两星期，盗版就出来了，更有甚者，一些合法的音像商甚至也生产盗版，因为正版不好卖。”中国盗版业的每一点衰落，给电影业带来的收入增加都是巨额的。

　　而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当然是：中国电影中很少有视听冲击力里强大到观众非去影院欣赏不可的巨片。

　　被卡住的下游

　　韩国电影是近年来电影业的一个范本，韩国电影的奋起直追，是因为韩国人把电影按照一个工业的模式来做，而不是按照文化的模式来做。“抓文化你永远抓不出一个文化产业来，但抓产业一定会抓出一个行业来，”于天宏说。“管理这个行业的官员一直是文化人出身，但是营造产业环境，他们并不是很擅长。”而一些影响这个行业发展的东西，也需要从政策上一点一点地去除。

　　“中国电影的产业链还没有完全形成呢”于天宏掰着手指头数：内容生产量少、院线不够、碟片供应商和制作方的产业链不确定、商业模式畸形……中国电影的千疮百孔还等着人去补。

　　“产业链存在的价值是创造价值，而现在整个商业模式是在消耗价值。”

　　“现在的碟片供应商根本就没有确定的市场，全部都是采取买断的方式来进行，而且在电影刚放映没几天就要开始销售，他甚至有时候还要提前发行来抢市场。电视台也是买断永久播映权。电影院线也是一样，不管什么样的电影，只分给制作方33%的利润，而发行公司和电影院要拿走67%多利润。而在国外是放映前期付给制作方的比例很大，放映后期才是发行方和影院赚钱，而且买方对制作方根本没有承诺，所以这个市场是非常不成熟的，对制作方特别不利，这是一个彻彻底底的买方市场。”

　　到目前为止，电影内容购买还是采用一种垄断的方式。于天宏在此旧话重提，他认为中国电影业需要一大批职业经理人去拯救。“从院线到DVD制作发行销售，包括衍生品的商业开发，都需要职业人员花3-5年时间去建设市场规范，建立一个更有竞争力更符合商业潮流的市场模式。”

　　“买方机构的垄断是最要命的问题，它不是用这个优势去为制作方创造更多的价值，而是去遏制制作方，他们不明白：你得让制作方赚钱，要不你的内容从哪儿来呢？”

　　“其实发行方和制作方是一个鱼水关系，但是现在你的上游或者下游不是为你去开拓市场而是去杀价，这是一个很没出息的想法，如果跟制作方把关系理顺，发行方能够赚现在10倍的价钱都不止。”

　　与此同时，目前中国传统电影院线几乎没有做营销出身的管理人员，整个产业链呈现一头高速发展、而另一头停滞不前的瓶颈状态。

　　“一方面是营造产业环境的人想法要有变化，一个是在产业链各个环节上创造价值的人能力要有变化。政府创造产业环境，资本创造产业链，公司创造产品，大家以职业精神做好各自的事情，一切才能按部就班地发展。”

　　一部《十面埋伏》在欧美热卖，不能拯救整个市场，只要好好数数每年有多少部美国电影、法国电影、日本电影在中国热卖就明白了。1比N的斗争，根本不能称其为一场战争。

　　44号令：资本的一次契机

　　11月28日，被视为电影制片业对外资开放标志的广电总局第44号令发布，明确规定允许外资进入电影制片行业，合营公司注册不得少于500万元人民币，外资在注册资本中的比例不得超过49%。这个法令的内容，甚至比中国入世时的承诺力度还要大。很多人认为，中国影视内容制作业的爆发期就要到了。

　　“我觉得其实这个东西出台是一个必然的事，而且已经酝酿很久了，该做准备的人早就做准备了。”对于这个令业内外人关注的新法令，于天宏倒是处变不惊。因为事实上，国外资本早已开始通过各种方式渗透进国内的电影制作领域。

　　国家广电总局法规司司长朱虹表示， 44号令的颁布与实施，一是为了利用外资的资本，二是引入国外的创投理念和管理经验并借鉴其运营经验。

　　但这次政策规定放开的部分仅限于内容制作领域，只是放开对资本方式和节目方式进入，而不是整个频道的输入，节目的发行、落地仍然没有放开，电视台对于节目播出的垄断状况仍然没能改变。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使得国外资本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资本回报率产生了犹豫。

　　上海文广新闻传媒集团和维亚康姆集团的合作，是44号令发布后的第一个大动作，文广集团的战略规划总监鲍晓群表示，外资入股会选择做地域性比较弱的少儿节目、纪录片、音乐等介入。

　　“它至少标志着国家在进一步加大开放的力度和决心，对民营企业的好处也会多一些，与国外资本合作的机会更多，对其他有意投入这个行业的人也产生了更大的吸引力。”于天宏说。

　　“国际传媒资本的进入，必然会让业内的力量格局发生改变，我们可选择的资本资源更多，一些原本弱小的民营企业可能会因外资进入而扭转劣势。”但是就像大量国外资本也在对此事持观望态度一样，国内谨慎的民营传媒公司，也尚在静观其变，这对于考虑商业回报的他们来说仅仅是很小的一步。当然，就像美国宇航员阿姆斯特朗登上月球时所说的那样，对于整个中国传媒业来说，多年以后回头再看，这也许是很重要的一步。

　　宋柯飞翔在艺术和商业间的丑陋天使

　　这是周迅对此人的评价。

　　此人20年前与刘欢一起参加一个英文歌唱比赛，同场竞技，刘欢第一，他第二。刘欢说，要是咱俩也弄一组合，那现在哪儿还有羽泉他们的地儿啊。

　　宋柯的确能折腾。

　　2004年一开始，他从华纳唱片公司中国区副总裁的位置上跳槽到太合，一个文化圈内的人事变动，成了街头巷尾的谈资，因为这个名字就代表着唱片热卖，就代表着大把大把的钞票。“麦田音乐”，这个孕育了朴树、叶蓓、达达，与老狼、高晓松密不可分的代表着青春期骚动的名字，同宋柯一道，成为了2004年唱片业最特别的一道风景。

　　宋柯身上永远不愁话题，渡过了春天热热闹闹的跳槽风波，热卖了夏天的《生如夏花》，到年底，宋柯又跟刀郎这个2004年最炙手可热的歌手站在了一起，一笔签下后者歌曲的全部新技术版权。

　　一个清华学生的玩票史

　　在清华大学的档案里，宋柯是83级环境工程系学生，本科毕业后留学美国，走着一条清华学生的光明大道，把他拉下水的，是师弟高晓松。

　　“我原来根本没打算做唱片这行，我当时的生活轨迹完全就是一个普通清华学生的轨迹，清华毕业，找个工作，然后呆不了多长时间就出国，还去特俗的美国，然后回来再工作，清华学生基本上都是这样。”不过宋柯跟别人还是有点不一样，他当年是清华挺知名的校园歌手，虽然他说自己最爱踢球，唱歌就是为了骗姑娘。宋柯之所以跟别人不一样，其实是因为他就是这么一个倍儿真实的人。

　　“我从美国回来以后，高晓松找我，说想投钱推他的作品集，说能赚钱，也很有意思，我就被他拉进去了。”宋柯说。

　　没想到这个一拍即合，就成就了中国唱片业两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做内容赚钱的高晓松，和卖内容赚钱的宋柯。“他没骗我，是挺赚钱，”宋柯想了想又不放心地强调，“真的是挺赚钱的。”

　　据说宋柯写的传唱至今的校园歌曲有三首，《一走了之》、《风雨尽头》和《嗓音暗哑》，他现在也仍然嗓音暗哑，只不过他还没看到风雨尽头，更不能一走了之。

　　老板的责任

　　宋柯说他最烦别人说他是文化人或者音乐人，“商人就是商人，我在公司里的是老板的角色，所谓老板就是你在商业上要维持这个公司的运转，追求商业利益，利润的最大化，这是任何一个公司的经营者都必须具备的，所以我的任务就是好好当一个商人。”宋柯十分坚定地不让自己与文艺青年或者中年“同流合污”。

　　但是这个丑陋天使还是得在艺术和商业之间使劲扑棱翅膀。

　　“我得承认，从事这个行当的老板可能都是这样，不光是音乐，电影和电视剧也是，作为文化产品的经营者或者制造者，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尺度和平衡问题，要让文化产品既有艺术的魅力又有商业的成功。但说实在的，跟华纳合作之前，我不是一个好商人。”宋柯说。

　　最开始的麦田是个很小的做独立品牌的公司，十几个人七、八条枪，艺人的数目也用一只手就能数得清，“大家都是怀着热情，所做的几张唱片商业上也都很成功，但是一个公司想要维持4年的运营成本，再加上一个新公司所要铺设的资源，靠那点儿钱根本就不够用。”那4年让他从一个半发烧友的玩票老板变成了一个商人，更让宋柯明白一个很重要的道理——如果没有一个合理的良性循环的商业模式，甭管你内容再好艺人再有才华唱片再有口碑有市场，都不能完成成为一个产业的任务。

　　“麦田和华纳合作之后，我慢慢地明白了这个行业是怎么回事。原来我的心态没有放在一个真正的商人上，在考虑问题上比较重视音乐本身品质的东西，或者说，很多时候过于考虑艺人、创作者、制作者自身的感受，这其实就是没有找到一个真正合理的商业模式。”

　　“不管怎么样，我得首先让我的艺人、我的股东、我的员工过上好的生活，有好的收入，作为老板我有这个责任。”宋柯抽了一口烟。

　　艺术干吗非得为商业牺牲？

　　“我觉得我们这儿很多人特别容易把艺术和商业对立起来”，这一点让宋柯觉得特郁闷。

　　“包括电影也是这样，张艺谋冯小刚老被人在艺术上指责。我自己觉得，艺术和商业根本就不是两个能对立起来的概念，很多能够取得巨大商业成功的流行文化产品本身都有它的艺术价值，在唱片行业里很多经典唱片都是大卖的唱片，当然也有很多大卖的唱片只是为了满足某一时期某一代人追逐偶像或者是对明星感情上的需要，对于做得好的唱片公司 来说这两个问题肯定不会矛盾的。”

　　宋柯最大的成就感也来源于此。

　　他说他最大的成功就在于：把很多原来大家认为不是很主流的唱片做成了主流，这是他商业和艺术的最大双赢。“朴树这两张碟从音乐上来讲都不算很主流，周迅也不算很主流，但是他们都大卖，所以真正好的娱乐公司能把真正有才华的作品或者人本身纳入一个优秀的商业模式，变成一个很好的产品——流行文化产品并不是什么高尚的东西，高雅艺术也一样，你去看歌剧交响乐就不需要花钱么？比流行音乐还贵呢！它的后面都是有商业支撑，只不过好的唱片公司娱乐公司会给艺人留出一个空间 让他们尽量去挥洒他们的才华，生产出更好的产品，而这之后的过程就完全就是商业技巧了。”

　　宋柯坚持一点：商业绝对是社会发展多方面的原动力，他说，“在这个行业里它当然不是唯一的动力，艺术家的才华、创作力、歌手的演唱能力、音乐魅力，这些东西当然也是重要的，但商业仍然是根本的，我本人在我家的范围里是一个音乐发烧友，但是一旦到了工作上就不是，我们得把这事儿从一个商业的角度上看待。”

　　同样作为文化圈里的一员，一直被认为先锋的孟京辉跟宋柯持有相同的看法，他说，我从未说过我的戏剧是商业的，但对我来说艺术的就是商业的，拍电影就像做买卖，我努力追求艺术性就是为了保障商业上的成功。

　　唱片谁被低估谁在变态

　　“别学他们叫我什么“顶极操盘手”，这行连盘都没有呢，哪儿来的操盘手啊！”宋柯义正词严地给自己摘了一顶高帽。

　　“在唱片业内几家盈利好的唱片公司的成绩听着挺吓人的，但是一年几千万人民币的营收真的不能称为盘，等到我让我的股东们挣到了和在其他行业一样多的钱，年销售额几十亿的时候，我才差不多能说自己是一操盘手。“

　　“唱片业是一个被严重低估了的行业。”宋柯言之凿凿。

　　唱片VS电影究竟谁更赚钱

　　在宋柯率领麦田投入太合旗下之前，国内从来没有过业外资本投资唱片业。

　　但是太合传媒毫不犹豫地往这个不为人所看好的行业上砸了3千万。

　　“我年初从华纳出来的时候媒体问：你怎么那么命好啊？其实大家都没看见：唱片业是一个被严重低估的产业。”宋柯说。

　　他把“票房”的概念套用在唱片业身上，一口气算了一笔让人眼花缭乱的账。

　　“拿电影业做个比较，我们可以数数每年票房排前10名的内地电影，票房上1000万的不超过5部，电影票房收入的分成方式是版权方拿33%，唱片公司也差不多拿总收入的20—30%，套用这个概念，你会觉得唱片业真的挺可怕。刀郎大概卖到200万张正版碟，就是5000万元左右的收入，卖30万张唱片就是600万元左右，而国内能卖上30万张的歌手比票房能超过600万元的电影应该要多。从总收入来说，唱片应该跟电影差不多，但是唱片的投入比电影少太多了。电影动不动就1000多万元投资，而像朴树这样的唱片总“票房”2000万元，投入都加起来也超不过500万元，所以无论从投入产出比还是从总量上来说唱片都是一个挺好的项目。

　　如果你说张艺谋的《英雄》在海外能卖几千万美金的票房，别忘了唱片业还有个十二乐坊，她们仅仅在日本就卖了100万张，100万张收入就是2亿人民币。而且电影演员很多不属于电影公司，而唱片公司都拥有歌手，歌手除了卖100万张唱片以外一年还能演出好几十场，一场平均再挣个20万元，都加起来简直难以衡量。”

　　“变态的”中国唱片业

　　“中国的唱片业其实很变态，身在其中的人不能得到保护。”朴树抱怨说。

　　宋柯也经常慨叹自己生不逢时，他说，要是在英国，他早就比他的业内偶像VIRGIN强了，他们10年只做红了一个艺人，还不是大卖的那种，就把自己喂得饱饱的，可宋柯尽管一个一个地抛出窜红的艺人，还是疲于奔命。

　　“我们只能逼着艺人努力做宣传，把唱片卖上100万，其实在欧美流行乐的经典模式下，不需要艺人大量去做秀，这种愚昧的做法只有在港台才有，所有艺人甭管你做的是什么类音乐都得到无数个很傻冒的综艺节目上去耍猴。”

　　“这是因为市场环境太严酷了。欧美唱片业的商业模式保证了你只要做好一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音乐理想一直往前走，可我们盗版多，版税还低，在中国内地，这些问题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2005坐地分钱?

　　“2005年唱片业会大大地赚钱。”宋柯对这一点信心满满。

　　唱片业的主要收益，来自传统渠道和新技术渠道两个方向，而2005年，无论哪条通路，似乎都将是滚滚财源蜂拥而至的一年。

　　应了四个字：否极泰来。

　　“这行已经没法再坏了”

　　宋柯说了一句特别矛盾的话：

　　“我们这个行业一直有希望的原因就是，前几年盗版的市场占有率一直在95%以上。”

　　这个行业已经没法再坏了。

　　“但就是这样它也还在赚钱，而且现在很多做盗版的人钱都积累够了上岸开始做正经生意了。所以这个行业也已经开始整合了，盗版每减少5个百分点，对于我们来说就是收入加一倍。”

　　今年以来，很多原来免费下载互联网站点开始收费，“他们是在走传统盗版商的路，据我所知有好几个有非法经营项目的网站都想要上市。”以美国的经验来看，MP3.COM已经上市，这些原来做非法内容提供的公司一旦上市圈钱，版权问题就成为了他们的一个污点，这时候就会花钱去解决，这些非法经营者大到一个规模反而就停止了对这个行业的破坏。“行业的重新整合已经开始了。”宋柯说。

　　新技术下金蛋

　　年底，宋柯签了一笔大单，他买下了刀郎和红星所有作品的新技术版权。这在外行人听来，像是个虚无飘渺的生意。

　　“你们不用争辩也不用展望了，新技术给唱片公司带来的巨额利润已经是一个金灿灿的现实。”

　　以周讯的《看海》为例，这首歌至今仍然在北京的彩铃市场高居第一，光凭这一首歌的新技术版权，太合麦田每个月就能收到5—10万元，一年就可能因这一首歌收入几十万，“而传统唱片我们卖40万张才能收80万元钱，这是整张专辑的收入，而那只是一首歌赚的钱。”

　　宋柯是一个激进的新技术拥趸，他觉得，视新技术为洪水猛兽的恐慌已经过时了。

　　“唱片公司之所以惊慌，是因为此前的每次技术革命都是几个公司大佬坐在一起商量出的结果，但网络时代是一场来自民间的革命力量。唱片公司要是早几年觉悟的话现在不会这么被动，在中国盗版这么多的情况下，我们还不如张开怀抱去迎接它，我相信不管是mp3还是什么长远来看会给这个行业带来非常大的推动。”

　　新技术给唱片业带来的收益越来越多。最早只有手机铃声 后来变成录音版，然后又出现了彩铃，“移动平台是最容易保护版权的，在新技术平台上的增值服务商实际上就是传统渠道上的发行商和零售商，但在传统渠道上没有很良好的信用体系让双方彼此信任，但移动平台至少是公平的。”

　　今年，太合麦田实现小幅盈利，同时收购了大量资源，“我觉得这两年我们甭干别的，就攒版权，等我们的版权持有量达到了内地最多，我们挣钱的时候就不远了。”

　　孙健君一切都在细节中

　　“派格”的英文意义是“天马”。起这个名字的孙健君本人行事也有点天马行空——20年以前他是南京艺术学院音乐系的古典音乐老师，10年之前，他在美国当摄影师，还进了世界摄影年鉴，20年之后，他是派格太合影视公司的老大，弄过一档节目，叫《环球影视》，据说像《非常6＋1》、《同一首歌》之类的很多节目最初都是他一手策划起来的，但是现在他又不甘心做电视，做起了电影梦，刚刚从韩国电影周上下来，他还有点意犹未尽。

　　“人的生活轨迹有时候不以自己的喜好为决定。我一直觉得一个人要所好、所长和社会所需三点成一线才能成事儿，要是单从所好来说，我好的就是文化本身，我从来也没想成为一个商人，但要是说所长， 十年磨练当中我越来越向用文化来“谋生”的方向发展了。”孙健君说话听起来一套一套的，你要是脑袋转得慢点儿，就有点儿跟不上他。

　　作品被教皇收藏

　　在美国，有一次他拿着几卷有关建筑的反转片去冲印，结果冲洗店给当成负片洗坏，那个店的老板非常不好意思，决定提供给他设备和所有费用，让他重拍，给他重新冲洗。一个月以后，孙健君收到了他的一封信：冲印店老板把他的作品拿去参加了一个国际摄影比赛，他得了银奖。

　　这次偶然让孙健君挣到了第一笔大钱，但他最传奇的经历，还是水晶大教堂的拍摄。

　　“我那次学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孙健君说，“我学到的是怎么把才华转化成商品价值：第一是敬业，第二是包装自己，第三是销售自己。光拍的好几乎一点用都没有，你要懂得把作品和经历推荐给能用你的人。”

　　美国南加州有一个水晶大教堂，是全透明墙壁，教堂正面高达10米的墙能全部打开。这个建筑作品教堂请了很多人去拍，孙健君决定先干活后拿钱。他不动声色地拍了半年，调动了直升飞机，还让四辆消防车给地面洒水，差不多各种胶卷都用上了，拍了好几千张作品。最后孙健君拿着自己精心包装的集子去给教堂的人看，结果教堂的主教把他的作品用金箔包装，当作贡品送给教皇，被教皇收藏了。这之后他的名字上了“世界摄影年鉴”，先后得了17个国际大奖。

　　“这么一来我的机会就多了，好多人来找我拍片子，所以我说，你得懂得设计自己、包装自己、推销自己。当然最重要的是，你得敬业，把活先给做好了。”

　　孙健君说，在美国，他想得到的东西没得到，但是没想到的东西却得到了。“美国的艺术家并不比中国多，可是它恰巧是一个最适合把你的艺术才能转化成商品的地方，这种人在美国密度很高，所以说它的社会体系是比较容易让有文化才能的人获得社会财富的，而这正好是中国缺的。”

　　“我回来之后发现中国优秀的摄影师特多，但是能把他们的东西卖出去的人就很少。我立刻感觉到，我们更缺少的是优秀的文化商人。”

　　飞机上的“忍耐课”

　　“我回来的第一天和很多美国人坐一架西北航空公司的飞机，那天碰巧晚点了，半夜两点我们降落在首都机场，结果没有航桥，在场的所有中国人一下子都一片骂声，但我觉得非常吃惊的是：所有外国人竟然都很高兴地在那儿玩。他们说哎呀这和我们想象中的中国很一样嘛，他们觉得飞机能安稳落下就挺不错的了，冷就冷点儿等就等呗——人家都是兜里带着美国的卫生纸和矿泉水按照最坏情况做打算的，只有中国人自己没有这个耐心来认可自己国家的问题。那天这架飞机给我上了一课：在中国做事要有两个字，一个是P，就是patient，耐心，一个是R，就是relationship，关系。你对一切都不能期望太高，这是在中国做事的立足之本，要有耐心，去适应中国，它天天都在变化。”

　　行走江湖，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忍”字。

　　孙健君觉得，比起当一个艺术家，他自己做起文化商人来明显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这个基础环境当中每个人的能力是有限的，就像一个大楼不可能是一个人起的，”拍建筑作品起家的孙健君三句话不离本行，“它是一个基础工程，钢是谁做玻璃是谁做地板是谁做……各个行业的基础水准都很高以后，这个摩天大楼才能成为世界一流的水准。现在中国整个文化产业的基础条件都还不够，所以这个产业还不能很有章法地推进。”

　　我们想让他用一句话来总结他回国后的十年，但他说：“成和败不是能够用一句话来总结的。”如果一定要讲的话，那就是“一切都在细节之中”。

　　栽花不成暂插柳

　　在回国之前，孙健君曾经给好莱坞的制作公司做过一些外围工作，他回国的最初想法也是把好莱坞的科技特技引入中国。“十几年前，我们引进第一台工作站电脑都是偷运的，现在看起来那玩意一钱不值。”

　　但是孙健君的电影梦并没有做成，这也成了他后来一直身在电视心在电影的一个原因。

　　他带了好莱坞一笔大资金回来，想做高科技电影，于是就开始先做市场调研，调查电影高科技的产业规模。“我们仔细算了算，全中国的电影高科技市场也就几个亿，北京的份额就算占全国的四分之一吧，一算也就几千万，这还是纯流水，又一算利润，得，也就一千万吧，核算下来就是一百万美金。美国人本来要给我们几千万美金的投资，这么一算人家说你没搞错吧？一年才有一百万美金的纯利润，这还不够我一个总裁一年的年薪呢，结果人家就不做了。你看，这就是我们所谓的文化“市场”。”孙健君无奈地说。

　　孙健君想了想，既然做不成电影那就做个全面展示全球电影的节目吧，于是《环球影视》这样一个金牌节目就诞生了。“我们做环球影视做到第三年才真正赚到钱。当我的投资人都对中国市场彻底失去信心把钱拿走之后，我自己坚持了下来，所以我说，在中国，做任何事情你都得有耐心。”

　　“信”为立身之本

　　但是在美国呆了10年的孙健君也有点偏执。

　　“我就是受不了我们很多人的糊弄和凑合，”这个人较真起来不得了，“明明10块钱的事你要说成100块，明明你能做100分的事只做50分，还说哎呀我们已经尽力了它只能是这样啦，这种事情在我自己公司不允许存在，这才能保证我们在竞争中有口碑和信用。”

　　在美国当摄影师时，孙健君有一次时间紧，匆匆忙忙做了一个活，凑合了一下就交了，客户挺满意，但是一个前辈对他说：“你有可能比它拍得更好么？”“我说当然可以，他说，要是有一个人对你的客户这么说，那下一次的活儿就是人家的。 要是你不做到极致，就等于丢了饭碗，因为美国是一个供过于求的社会，强迫任何一个行业的人做到自己的极限。这就是你的信用。”他说。

　　“信用”——这是孙健君在美国学到的最重要东西。“这个词在英文当中，真的就意味着‘一切’。”美国人靠借钱生活，信用度决定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信用度让人能够提前实现梦想。“在中国电视业，现在最缺的就是这个。大家对对方的期望值都低，也就都不努力，这是一个恶性循环，所以产业才止步不前。”

　　“七分做人，三分做事。”这就是孙健君的用人标准。

　　电视业没有路的宝马

　　44号令打开了电视业的大门。光线传媒的老总王长田说，这是百废待兴的一年，是中国未来的传媒巨头在婴儿期睁开眼睛的一年。“市场上拥有太多机会，却远远没有被发掘出来”。

　　孙健君也说过一句很经典的话，这个社会现在还是5%的人享受95%资源的社会。“特别是在内容和创意领域，更少的人占有了内容资源和财富机会。”

　　而拥有这样一个巨大前景的行业，却依然陷在“通道为王，内容为奴”的尴尬中。

　　没有路，宝马也卖不出

　　孙健君老在媒体上说，通道为王，但是他打心眼儿里盼着内容翻身当老大的那一天：“当英雄无用武之地的时候，舞台才成为王。比如说你是一个很好的京剧演员，但是我10年不许你唱戏，那你说内容是王还是奴？要是舞台天天空着，天天在那儿呼唤：谁来唱一个好歌吧！那你那时候肯定是王。我是一个以原创为核心的人，但当一个流通渠道、载体、平台不市场化的时候，就像你生产的全都是奔驰宝马，但你门外连路都没有，那你生产它干吗呢，只有当平台渠道畅通高度市场化产业化时，内容才能成为王者。”

　　一直觉得自己应该是个文化人的孙健君，现在却奔忙于给他的产品搭建平台，挣钱养活他的内容。“我们制作电视、演出，现在还搞游戏开发，刚签了合同要开发《无极》的游戏，这是没办法的事，如果发布平台非常市场化，我们可以完全不参与平台竞争，就做内容，我们的能力和精力现在都被通道问题束缚着。”他说。

　　拍200部《英雄》卖给谁？

　　孙健君还是特别爱拿电影打比方，大约是他觉得大家对电影比较熟。

　　“产业化是电视业的唯一出路。任何行业要发展必须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项目；第二个层次是企业；这第三个层次就是产业格局。”孙健君陷入了一种亢奋的分析状态中。

　　“产业格局就像是一条食物链，每个环节都必须得均衡发展，一个东西有了就要有其他东西去配合它，但中国现在不是，就像是拍片子，大家看着电影业电视业赚钱，哗啦啦一拥而上都去拍，问题一下子就出来了，第一你不能保证都能拍好，而要是都好立刻问题就大啦，你要是每年拍出200部《英雄》你就真完啦——你卖不出去啦！”

　　如今的电视产品，正如孙健君所说，就像冬储大白菜一样积压着销不出去，原来一部20多集的电视剧音像国内版权一般在200万元左右，现在跌到100万元都卖不出去，跌幅超过50%。

　　大市场才能玩儿大的

　　“如今内容提供的上升市场还有上千倍的空间。”他说。

　　当中国电视业真正进入一个良性循环的产业链后，一个真正巨大的内容空洞才会显现出来。

　　“即使产业规模扩大了，竞争也不会产生太多变化，因为表面竞争越来越激烈，但实际上空间也大了，各个传媒公司自身也就强大了，敌手也还是那几家，现在是光线和欢乐传媒跟我们竞争，以后可能也还是。但即使做得非常大，我们也仍然有危机感，我们面对的外延圈子越来越大，只有不断提高自己的能力。”

　　而一个真正能够给我们带来无穷选择的电视内容市场，正在静静期待着它能够清晰起来的那一天。

　　2004文商力量(配文)

　　许晓峰 华纳唱片中国区总裁，2004年初，为宋柯跳槽事件发表大度宣言；2004年7月， MTV音乐盛典以孙楠不能来参加颁奖典礼为由取消其资格，使得MTV“最佳男歌手”奖空缺，许晓峰炮轰MTV音乐奖，宣布明年华纳将退出该奖项。

　　王中磊 华谊兄弟太合影视公司执行副总裁，金牌制作人，继《手机》之后，2004年再度倾力打造《可可西里》、《天下无贼》、《功夫》三部市场呼声极高的电影；2004年4月，亲口承认《手机》上映时曾付给盗版商200万元人民币“买”7天市面无盗版。

　　刘震云 太合影业公司总经理，《手机》编剧，2004年底，上榜福布斯中国富豪榜，排名第97位。他为冯小刚创作的电影剧本《温故1942》因故被毙，致使这位著名作家今年再度与电影牵手失败。

　　王长田 光线传媒总裁，2004年3月，在国内规模最大的音乐颁奖礼之一“百事音乐风云榜”颁奖前夕，自揭黑幕，向公众公开承认：包括“风云榜”在内的内地极大音乐颁奖礼多少存在“内定奖项”现象，国际唱片公司“要奖”成风。

　　董平：保利华亿，斥资5000万美元力邀吴宇森拍摄巨作《赤壁之战》，投资力度之大令人咂舌，之后又宣布将由王晶执导该剧电视剧版；9月保利华亿入股新影联，成为新影联三大股东之一。

　　覃辉 星美传媒董事长，中国传媒界最神秘的人物，甚至很少有人知道他的相貌，他的神秘使他永远成为媒体追踪的焦点，甚至一度传闻其与李嘉欣订婚。星美集团现拥有17家子公司，包括中影星美电影院线、上海中录音像有限公司、北京华夏文化传播公司以及阳光卫视、东方魅力、昆朋网城、飞腾制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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