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

耶利内克肖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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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10月，法兰克福书展，参观者在耶利内克作品前驻足观看

2002年12月，在杜塞尔多夫获得海涅诗歌奖

　　200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了奥地利女作家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Elfriede Jelinek)，瑞典科学院认为：她的“小说和戏剧中各种声部及反声部在作品中流淌着、互动着，并以独特的语言激情揭露了社会陈腐的思想语言的荒诞和胁迫之力。”瑞典科学院的发言人在宣布耶利内克为今年的文学奖获奖人之后说，评奖委员会在做出决定时，并没有考虑到她的女性身份，而是认为她以强烈的愤怒和激情批判了奥地利这个消费社会，批判了奥地利不敢正视过去的历史和现状。耶利内克的散文作品与戏剧作品一样独特。

　　从瑞典科学院公布的授奖原因可以看出，耶利内克几十年来的文学创作在思想上、语言上和文学手法上的创新得到了承认。这些创新意味着打破传统，冲出俗套，意味着不断地进行新的尝试，耶利内克因而也成为奥地利当代文坛最有争议的作家之一，她的作品获得的赞扬与得到的抨击一样地多。耶利内克在德国的前任出版商对她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反应是：“第一，是惊喜；第二，这是她应该得到的；第三，对奥地利人来说，是个惊吓——他们现在也要开始读她的作品了。”

　　耶利内克是德语区的当代著名作家，获得过几十个德语区最重要的文学奖和戏剧奖的奖项：1998年获得毕希纳文学奖；2002年，剧本《没关系》获得穆尔海姆戏剧家奖；2004年除诺贝尔文学奖之外，她还获得了莱辛文艺批评奖，并因剧本《作品》再次获得穆尔海姆戏剧家奖。耶利内克将获奖和各种荣誉看得很淡，她对前来采访的媒体说，她隐约有个不妙的预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会给她带来很大的负担：“因为得诺贝尔文学奖我就会成为公众人物。如果我觉得受不了了，我就走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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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一切真正的艺术家一样，耶利内克心灵的成长过程也充满了艰难和挫折。而正是这种非同寻常的路程铸就了她独立的个性和超凡脱俗的价值观。1946年10月20日，耶利内克出生于奥地利东部施蒂利亚州阿尔卑斯山区的一个小镇穆尔茨楚斯拉格。小镇位于穆尔茨河谷，海拔近700米，风景秀丽。夏天是避暑胜地，冬天是滑雪的好地方，全镇人口目前不过12000人。不过耶利内克现在的生活已经与这个宁静的小镇没有什么关系了，她在慕尼黑和维也纳两座城市之间生活。

　　耶利内克的父亲弗里德里希·耶利内克具有犹太血统，是工程学博士和化学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军工部门就职，因从事“服务于战争”的工作，而免遭纳粹政权的迫害。但在二战中，耶利内克这个斯拉夫——犹太家族共有46人被残害。艾尔弗里德·耶利内克一直无法热爱奥地利，不断地批判奥地利政府逃避清算这段历史的行为，原因大概与此有关吧。母亲奥尔迦出生于维也纳的一个十分富裕的家庭。上世纪50年代，父亲弗里德里希开始患上心理疾病，到了60年代，病症越发严重，最后只能在家中养病。1969年，弗里德里希完全精神失常，病故于一家精神病院。由于父亲的心理、精神状况每况愈下，直至不能正常工作，母亲奥尔迦依靠给一家公司当簿记员的收入担负起一家人的生活。奥尔迦的心气很高，她要让女儿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艾尔弗里德从小上的是一家天主教教会办的幼儿园，后来，又被送进了一所修道院小学。这类天主教色彩极强的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极为严格，在修道院小学里，艾尔弗里德因好动被修女们送到儿童精神病院去检查，但检查的结果是，耶利内克的精神状况属于正常的孩子。童年的回忆对艾尔弗里德来说是黯淡而苦涩的，她曾经写过杂文《去上学就是走向死神》来表达她当时的心境。

　　母亲对女儿的未来做了种种美妙的设想，她一心想把女儿培养成一个音乐小神童，小小的艾尔弗里德被母亲带去学习演奏钢琴、吉他、长笛、小提琴、中音提琴，学跳芭蕾。13岁时，她被维也纳音乐学院录取，学习管风琴,钢琴,竖笛和作曲。在音乐学院学习的同时，她并没有放松文化课的学习，并于1964年顺利地在一所公立文理中学通过了结业考试。而这一切是以耶利内克的心理健康为代价的——她经历了生命中第一次心理崩溃——这是一次十分痛苦的经历。她转学到维也纳大学，学习了几个学期的艺术史和戏剧学。1967年，她最终还是因精神状况不佳不得不在家中休学整整一年。一年里，她几乎完全与世隔绝。她的精神陷入了更大的痛苦，她开始了写作，因为她发现，写作对于她有一种疗治心理伤害的功效。她写了很多诗歌，发表在杂志上，并由一些小出版社出版。她的第一部诗集《丽莎的影子》就完成于这个时期。她在这个时期的写作与德语区的其他作家不同，她遵循的是一个由奥地利作家在50年代组成的维也纳小组的书写方式，即将德语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小写，不分段落，有时也不加标点。而德语区的标准书写方式必须将名词的第一个字母大写，由此可以看出她的反叛精神。

　　父亲1969年去世后，耶利内克的精神状况慢慢恢复了正常。上世纪60年代末，欧洲的学生闹学潮，学生们声援越南革命，抗议越战，要求美国停止对越南的狂轰滥炸，要求改变欧洲社会的保守状况。在法国，学生们罢课、讲演、游行示威。德语区的学生们也积极参加了当时席卷全欧的学潮，但德语区的学潮带有明显的国别特征：学生们除了抗议越战之外，还要求社会肃清法西斯思想，要求政府等国家机构正视德国和奥地利的纳粹统治历史。耶利内克积极参与了左翼学生的活动，加入了一些学生政治团体，并居住在学生们自行组织的居住群体中。70年代早期，她在柏林和罗马短暂地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回到维也纳。1974年她加入了奥地利共产党， 1991年退党。1974年，耶利内克与音乐家格特弗里德·徐恩斯贝格结婚。徐恩斯贝格曾经为德国著名导演法斯宾德的电影作曲。徐恩斯贝格居住在慕尼黑，那时他的职业是信息工程师。耶利内克婚后经常往返于慕尼黑和维也纳两座城市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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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年耶利内克在维也纳音乐学院顺利通过管风琴演奏的结业考试。这个时期耶利内克认真研读了罗兰·巴特的符号学理论，从符号学角度对语言文学进行着自己独特的思考，并在杂文《无限的纯洁》中记录下她的思考。她认为在文学作品中，充斥着男人占主导意义的符号和各种象征，这些构成了文艺作品中的种种套话和陈词滥调，制造了大量的语言垃圾。耶利内克要用她自己的语言和独特的文学手法去颠覆占主导地位的男权主义。她接受的正规音乐教育使她的文学作品在主题的展开、语言节奏和韵律方面具有音乐作品的特点。耶利内克的文学主题是：男性对女性的性剥削、充斥在现代社会中的语言垃圾、对外国人的仇视、对历史罪责的逃避、历史和现实中的法西斯主义。很多人不喜欢她的作品，她的作品也多有争议，但是没有谁能够不拿她当回事。耶利内克的文学创作体裁多种多样，她写过诗歌、小说、戏剧、广播剧、音乐剧歌词等50多部作品，此外，她还翻译了不少其他国家的文学作品。耶利内克的小说大多以奥地利的现实生活为题材，她的剧作则更多采用的是历史题材。

　　1975年创作的小说《女情人》给耶利内克带来了文学上的突破。她将当时流行的乡土文学以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的角度进行了漫画式的变形。70年代，耶利内克创作了大量广播剧。耶利内克作品中的女性意识很强。1977年的剧本《娜拉离开丈夫后怎样》通过易卜生的《玩偶之家》的女主角娜拉在社会上的种种经历，展现了独立女性的生存状况。场景虽然设置在上个世纪20年代，但展现的生活却是当代的。离开丈夫的娜拉去找工作，对一个公司的人力资源部主任特别强调了她的独立性:“我不是个被男人抛弃的女人，是我主动地离开了我丈夫。这可不多见吧。我是易卜生戏剧中的挪拉。目前我要从一种混乱的情绪状态逃进工作中去。”但不久后，娜拉就不得不放弃易卜生戏剧中那个娜拉的浪漫的英雄式的无所畏惧的姿态。耶利内克的剧本一步步地、以悲喜剧的方式解构了易卜生在戏剧结尾可能给观众带来的对娜拉未来的幻想。娜拉虽然将她的“天然”角色——母亲和妻子撇在了身后，但她很快地就迷失于对消费和对安全的渴求中，同时也迷失在作为女性所特有的生理欲望中。离开家庭后，在男权社会中，她很快由原来丈夫的玩偶转变成了男人们牟取经济利益的工具。娜拉爱上了另一位男人并嫁给他，而这位新任丈夫一方面对她甜言蜜语，另一方面准备把她转让给一个部长，同时还打算利用娜拉前夫的关系获取好处。娜拉最后堕落成了一个玩性虐游戏的妓女。耶利内克将娜拉出走后的故事作为一个譬喻来叙述：法西斯主义认为民众是个可以蹂躏的女性。耶利内克用时代错位(Anachronism)等手法，让娜拉在剧中引用了希特勒的话:“民众的绝大部分据说都有很强的女性倾向，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较多地受情绪感染而不是由冷静的思考来决定。希特勒这么说过。”耶利内克认为，浓厚的情绪和倾向是她创作剧本的原则:“我并不想致力于创造那些有缺点和弱点的面面俱到的人，而是要制造出极端强烈的反差，这算得上一种木刻的手法。我用斧头去塑造，我的剧中人物走过的地方寸草不生。”虽然以这种原则进行戏剧创作，可以获得最强烈的戏剧效果，但也需要极大的热情、勇气和才华，耶利内克善于毫不留情地通过对人物的变形来塑造人物。

　　耶利内克的作品体裁多样。例如写于1980年的小说《排除在外的人》，曾以广播剧的形式出现，最后被改编成电影。这是一部青少年题材的小说，以奥地利20世纪50年代现实生活中发生过的真实故事为蓝本：一群十七八岁的青年人想跳出长辈的影子，他们组成一个团伙，经常利用夜色和他们清纯的学生外貌作掩护，袭击、抢劫并殴打路人。这个团伙的精神领袖莱纳是个失败者。1983年，耶利内克的小说《女钢琴师》出版。评论界对这本书的评论主要集中在小说内容与作者的生平经历上，却忽视了这本书在语言上的音乐般的节奏和韵律。这本书也被搬上了银幕，并于2001年在戛纳电影节上获奖。

　　1983年，剧本《城堡剧院》的首演引起了极大争议。耶利内克想以这出戏对奥地利的纳粹历史进行清算。城堡剧院是建于19世纪的奥地利最著名的剧院，耶利内克以20世纪三四十年代这个剧院里最著名的女演员宝拉·魏瑟丽在纳粹时代的行为作为原型，意在揭露那些纳粹追随者。她认为：“宝拉·魏瑟丽是第三帝国时代女演员的典型，是战争的获利者，她在宣传上有力支持了纳粹政权。” 魏瑟丽曾经在纳粹的宣传片《还乡》中饰演女主角，在影片中，波兰人被描写成对德国人进行迫害的角色。战后，这位女演员曾经专门为出演这部电影道歉，为自己当初没能顶住纳粹的压力出演这部电影感到痛心;她同时声称:在第三帝国时代，她曾经帮助过不少被纳粹迫害的犹太人。虽然宝拉·魏瑟丽的言论获得了奥地利大众的原谅，但耶利内克却不原谅这段历史，又旧事重提，揭开了一部分奥地利人的旧疮疤，迫使他们重新面对过去，这出戏使耶利内克获得了“弄脏窝的人”这一称号。

　　面对公众的言论，耶利内克毫不妥协，在1999年借用舒伯特《冬之旅》套曲中的三个曲名《魔头》、《少女和死神》及《漫游者》为题，创作了只宜于诵读的三部曲《没关系》。 其中在《女魔头》中，耶利内克又捡起了这个题目。按照城堡剧院的传统，著名艺术家死后出殡时，其棺木将被抬着绕城堡剧院走三圈。这位女演员“坐在棺木里，嶙峋的骨块刺出皮肤，她时不时地从自己身上割下一块肉，扔向围观的群众。”她朗诵着为《城堡剧院》而作的尾声，而她正是《城堡剧院》中的主角。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投奔权势，利用电影的力量来左右观众。在耶利内克的笔下，这位女演员在战争中的行为完全是自觉自愿的：“民众如果不簇拥着元首，他们又怎么能够凑近元首，又怎么能够得到元首向他们许诺的好食物？元首为他们卖命，作为报酬，元首要踏着他们过河，而这时元首就需要民众的命了。这时舵手就要给民众一袋食品。我就在这个时刻出现，对，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在该出现食品的时候。我的角色是：安抚民众，这样他们就不会去撕扯我们的舵手，而会为了舵手的食品去撕扯别的什么。给每个人面包？这不可能。”戏剧场景荒诞恐怖，但又是触及现实的。耶利内克将这位女演员作为纳粹帮凶的原型进行刻画。让死人说话，正是因为她所代表的思想倾向并没有死，还依旧活着，在她发表的辞世演说中她的思想是具体和清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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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利内克在评论界引起较大争论的小说是1989年出版的《欲望》。小说写的是：阿尔卑斯山最偏僻的山谷里也出现了艾滋病，因而一向经常更换性伴侣的工厂主不得不放弃了跟妓女们的往来，又重新向他的妻子格尔缇泄欲。格尔缇为了逃避丈夫的性侵犯，经常出逃，并靠酗酒来麻醉自己。后来，她爱上了一个大学生米夏埃尔，但这个大学生也同样欺凌她，羞辱她。耶利内克在这部小说出版之前就预料到，这部小说不但不会在男人世界里引起“欲望”，相反会招致许多误解、愤怒甚至仇视。耶利内克认为色情文学中的语言是男性的语言，这类文学中流露和描绘的欲望是男性的欲望。男性玩味着女性的躯体和心灵，女性只是作为男性欲望的发泄对象而存在着，女性成为性剥削的牺牲品。所以她声称要从女性视角创作一部色情小说，以女性的眼光和角度来玩味男性，她想在这部小说中创造出女性的淫秽语言，将色情文学中的女性由欲望的客体转变为欲望的主体。但最终她的这个计划没能成功。她认为原因在于男性已经将色情语言完全霸占了，她所能做到的只是将现存的男性色情语言以各种方式进行解构。所以她的这部小说被称为反色情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耶利内克使用了通俗色情小说的语言、男人酒桌边的话语、电影电视或者低俗画册上的语言，并用各种文学手法，例如蒙太奇、反讽、角度转化等将这些男性语言进行变形、加工之后加以使用。这部作品出版后，果然使很多人失去了阅读的欲望。一位著名的文学批评家曾以《无欲望》为题，评说这部小说既没有提供性“欲望”，也没有引起读者在阅读过程中的审美“欲望”。而这位批评家所指责的正是耶利内克创作这部小说的目的所在。为写性欲而写性欲，是真正的色情小说。但耶利内克在创作中，是想通过写“性”来解构男性社会的语言霸权，所以不能将她的小说简单地等同于色情小说。

　　耶利内克发表于1995年的小说《死者的孩子》是一部倾注了她几十年心血的作品，这是耶利内克作品中篇幅最长的一部小说。小说的故事情节荒诞不经：奥地利的一个小客栈的客人中，混入了三个已经死去的人，他们想回到真正的人间来。耶利内克在这部小说中让死者动作起来，这种写法使用了巴洛克譬喻文学的手法。耶利内克使用这种手法是为了抗议奥地利政府对纳粹统治的那段不光彩历史的遗忘。在耶利内克看来，上百万死于纳粹政权的遇难者与在奥地利依旧有市场的纳粹思想共同构成了当前奥地利社会的基础，因而她要针对奥地利人的自我认识创作一部“鬼的故事”。一位评论家说：“死者醒来，要作为活着的人重新生活。他们咂嘴离开充盈着血污的、遍布着尸体的地面，混迹于欢乐的，乐于谋杀的阿尔卑斯山鬼怪之中，一起跳起了魔怪之舞……奥地利的这些鬼祟与被它简单地丢弃在一边的往事有关，这一点在小说中处处可以体现出来。”

　　“奥地利是个美丽的国家”——耶利内克与这个陈词滥调进行着斗争。她认为奥地利是个“吃人的国家”，是一片沼泽。奥地利的土地已经被矿井掏空，地表总有一天会塌陷，会将承载在它表面上的一切：房子和人都拖入地下。耶利内克在一次采访中说，能将她和奥地利联系起来的惟一字眼是“恨”。30年来，她不间歇地在她的作品中喊出了对这个“有着美丽河谷和丘陵的国家的恨”。她2000年出版的小说《贪》中的主人公杨尼斯就是一个在这个“美好”的国家里混得如鱼得水的人物。他是那个代表着“正派、能干、勤劳”的政党中的成员。“他们在人群中是最出众的，挣得也多，他们所拥有的以及想要拥有的他们都能挣到。”这个能干的乡村警察在他的小王国里简直就是一个国王。如果不是在银行里有些债务，那他的生活简直就太完美了。作为法律的维护者，他清楚地知道怎么能够在正派的幌子下与法律打交道而不触犯法律。所以他时而谋杀个把女人也并没有给他造成什么麻烦。小说《贪》的结尾中，女主角格尔缇因服药过量而去世，最后是冷冰冰的一句话：“这只是个事故。”这位女子逝去了，她留下了房子、存折和其他财产。财产吸引了英俊的杨尼斯，但对女主角生前奉献出来的心，他却不屑一顾。耶利内克世界中的男性冷酷而凶残，像格尔缇这样不精明的女子在世界上找不到自己的位置，幸福不属于她们。小说的副标题为《一部消遣小说》。从形式上来看，这部小说具有消遣小说的不少元素，如：偷情、谋杀、侦探等等。但小说处理题材的严肃性实际上已经超出了消遣小说的范畴。在语言上，耶利内克有意识地不断解构着以杨尼斯为代表的男权社会的语言。在奥地利，男人使用他们的语言就像使用武器一样，具有女性意识的作家们生活在这样的语境中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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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多媒体时代，耶利内克以她奇异的语言和警醒的思考独树一帜，她的文字不是安眠药片，而是令一些人不爽快的荆棘。诺贝尔文学奖则是对她坚持自己独立创作风格的奖赏。为了坚持这一风格，她付出了很多，她以极端的方式，以极大的勇气批判着奥地利体系中的一些荒诞的东西，但她从来不把自己视为牺牲品，而是视为一种推动改变这种状态的催化剂。作为第一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奥地利人，耶利内克说：“我一点也不希望这件事对这个国家有任何意义。我和政府从来都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现在我根本不清楚，那些跟我一起高兴的人，是否真的高兴。”在接受奥地利新闻社记者采访时，耶利内克说：“得奖，我当然高兴，我没必要装着不高兴。但我更多地感觉到的是绝望而不是高兴。”因为，耶利内克觉得：“如果将我拖到公众面前，我就会觉得我受到了威胁。”面对媒体，耶利内克一再说，她不认为她所得到的诺贝尔文学奖是“奥地利扣眼里的装饰花。”12月10日诺贝尔奖颁奖的那一天，耶利内克不想自己亲自去斯德哥尔摩领奖，她说：“我想自己撤回来。我也没有亲自去领我得的其他几个奖。”（文/张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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