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杂志：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访谈

南开大学校长侯自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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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泽民同志为南开大学题词

候自新校长陪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立昌（中）参观百年南开展览

　　人物：今年正值南开学校100周年和南开大学85周年华诞，而您1959年就考入南开大学，1995年起担任南开大学第六任校长，能谈谈您与南开的这段情缘吗？

　　侯自新：今年5月，为了庆祝天津南开中学100年和南开大学85年诞辰，我们在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大型展览——“百年南开”，将整个南开的历史、发展、现状和蓝图作为一个整体展示给了世人。多位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展览，并对南开学校在中国近当代史中的作用给

予了高度评价。当然，作为南开大学的校长，我有一种特殊的感触，可以这么说，我是南开学校历史长河中的一滴水，已经将自己的生命完全地奉献给了“南开”这两个字。

　　至于说到我与南开的情缘，我想应该分为三个生命段落：

　　我是1959年从耀华中学考上南开大学数学系的，1964年大学毕业的时候又有幸考上了研究生。为什么说有幸呢？因为当时南开大学全校文理科加在一起只有二十几个研究生，只占到本科生数量的百分之一二。我本想在自己酷爱的数学专业上有一番作为，可是，研究生只念了不到两年就赶上“文革”了。当时国家提倡的口号是面向边疆、面向农村、面向基层、面向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的“四个面向”，于是，经历了一番运动后，从1968年到1979年，我被分到天津郊区的一个普通中学，当了11年的中学教师。这个阶段我无法再继续自己的学业，不是不想搞，而是没有环境和条件搞。虽然曾偷偷进行过一些课题研究，但大都是断断续续的，不成系统。但是这11年却使我更多地接触到了中国社会最底层的百姓的生活和他们子女的教育状况。我当时所在的学校周围主要聚集的是下层市民和产业工人，他们的生存和教育状况给我上了人生中很重要的一课。我想，作为一个刚刚走出校门的学生，往往对社会缺乏基本的了解，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一个人今后更好地融入社会。而我呢，刚走出校门就踏进社会底层，这不但为我的进一步成熟和以后这些年来的发展做了很好的社会经验的铺垫，而且使我今后做任何事都会从最底层、最基础的层面做起，时时考虑到社会的需要。这是我人生三个主要段落的第一段。

　　1979年，南开大学的教学科研秩序正在恢复之中，很多老领导感到学校要想重新发展起来首先要依靠人才。于是，吴大任先生和胡国定先生提出，要把“文革”前学校的研究生从社会上找回来支持学校的发展。于是，我被南开找了回来，开始了我人生的第二个段落。我当时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要把中断了十几年的业务重新捡起来，从事教学研究。学校对我非常重视，第一年就将数学系本科生的基础课交给了我。基础的东西往往是最本质的东西，因此只有站在更高的平台上才能真正看清最本质的东西。陈省身先生90岁了还给学生讲基础课。杨振宁先生回国后分别在北大和清华开设物理学的基础课，这都说明学校和学者对基础课的重视。我当时感到了很大的压力，但是这也给了我一个机会，使我很快在教学上成长起来。那时我还面临着科研上的压力，我的导师是严志达院士，他是我们国家重量级的数学专家之一，他所创建的方法在国际领域被称为“严方法”。我的研究领域叫李群，是比较前沿的，兼具代数、几何与拓扑学的概念，是数学内部的一个交叉学科。但遗憾的是，在这个研究领域我最终也没有超过自己的老师。

　　1995年我做校长以后进入我生命的第三个段落。这段生涯与以前完全不同了，但是与前面两个阶段的铺垫和积累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人生的三个段落虽然起承转合，但都与南开息息相关。我是南开的一部分，而南开，是我的全部。

　　人物：南开大学名师荟萃，您自己曾经是南开的学生，现在又是南开的名师，能谈谈在您的学术道路上师长们的作用吗？

　　侯自新：在南开有两位老师对我的影响最大，他们是陈省身先生和严志达先生。陈先生从上世纪70年代初，中美关系刚刚解冻就回国访问。80年代，陈先生做了几件很重要的事：一是在国内组织了多次大规模的国际学术会议，沟通了国内外的学术交流；二是建立了南开大学南开数学研究所，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直接支持；三是送很多学生到国外深造，为我国后来的学术发展积累了必要的人才。他所做的一切对中国近年来数学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他很早就提出了“到21世纪中国应该成为数学大国并率先赶上国际先进水平”的口号，并为整个中国数学事业的发展提出了一个战略目标。而我，从一开始就做陈先生的助手。我觉得，我从陈先生身上学到的东西不能简单地用潜移默化四个字来概括，他做人的性格魅力，做事的目标高远，处理问题的高屋建瓴，真正体现了大师的境界。陈先生特别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在国内受到陈先生的指点和支持，走上数学研究道路并做出一番成就的人有数百人之多。90年代他主持在香港设立的“求是青年科学家奖”数学奖的遴选，专门挑选年轻人作为培养对象，每年三个人选，到现在有二十几个人获得了这个奖。而2002年国际数学家大会在中国召开，国际数学联盟挑选了11个中国数学专家在大会上做45分钟的发言，其中年轻的科学家全部在陈先生支持的人选中，可见他挑选人才的独到与远见。像南开数学所现在的支柱，陈永川、张伟平等人当时都是陈先生送到国外去，又在国内成长起来的。

　　严志达先生虽然也是陈先生的学生，但两人风格迥然不同。他是那种执著于书斋里搞学问的人，在学术上敏锐，在名利上淡泊。严先生在学术上非常民主，从不将自己的看法强加于人，而且鼓励我们自己去思考。记得我曾经做过一篇论文，论文的题目是一位日本科学家村上信吾提出来的。村上信吾在讲课中讲到了这个问题的一些结果，当时我就发现有些不对头的地方，后来就从这个质疑开始进行研究，从而形成了我“文革”后的第一篇论文。而这种质疑的精神就是严先生给我的。

　　人物：2002年在中国举行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曾委托您搜集一批关于数学发展与应用的材料，并在给您的回信中表示感谢，能谈谈当时的情况吗？

　　侯自新：陈省身先生每次回国都受到江泽民同志的接见。1993年，江泽民主席在接见陈先生的时候，陈先生就提出要在21世纪初由中国主办一次国际数学家大会。中央很支持，认为这是中国数学走向世界的重要一步。为了开好这个会，陈先生多次考虑请江泽民同志出席大会，因为从1897年在苏黎世召开第一届数学家大会开始，到我们主办的第24届大会之前，没有一个国家的总统和元首真正出席过。如果江泽民同志能出席大会，说明我们国家对数学发展的重视程度，这将是无与伦比的。其实江主席对数学很有兴趣而且很有研究。在一次接见之前，江泽民同志向我问及数学应用方面的事情，我同他谈了自己的看法。我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是化学战争，比如燃烧弹出现了；“二战”则是物理战，比如原子弹出现了；而海湾战争便是数学战，因为当时科威特的石油资源被伊拉克占领之后，美国领导人不能确定如果伊拉克破坏了石油资源是否会造成全球性的、长期的污染。于是美国聘请数学家进行数学模型推演，推演的结果证明是区域性的、短暂的污染，而不是全球性的、长期的污染，所以美国才最终决定发动海湾战争。江泽民同志听后很有兴趣，希望我们能提供一些有关数学应用方面的资料。2000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会见陈省身先生及国际数学联盟领导人之后，又一次请我们提供有关数学发展及应用方面的资料。于是，我们先后两次认真组织资料报送给江泽民同志。江泽民同志收到资料后给我回了一封信，表示感谢。他在信中说：“数学是一门重要的学科，不仅对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对培养人们的逻辑思维能力也有好处。”

　　人物：作为一个数学专家，您觉得运用数学知识与管理一所高等大学有什么相通和相互借鉴的地方吗？

　　侯自新：数学思维的训练使我在处理任何事情的过程中都很注意它们之间的关联和逻辑性，也就是说解决一个问题，无论大小都应该抓住关联性去解决。举个例子。2002年，南开大学学生宿舍紧张，如果不能在下一届学生入校前解决，学生就将面临无处可住的问题。于是我们决定将校内的化工厂搬迁走，建造学生公寓楼。当时几乎没有人认为这个计划是可行的，因为距离学生入学只有11个月的时间。但是我觉得只要抓住关键问题，将整个拆迁、改造、建设计划纳入一个链条进行周密的安排是可以完成的。没想到雪上加霜的是在建设过程中还经历了“非典”时期。但是由于我们在尊重客观规律的条件下最大限度地挖掘工程潜力，最后完成了这个艰难的计划，而且在规定时间内建成了一个迄今我校最好的学生公寓区。

　　人物：南开大学自张伯苓、严修二位先生创办以来，一直传承着非常鲜明的办学传统，这种传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南开人，即使现在看来仍然有着积极的意义。您能谈谈您在治校中是如何继承和发扬这种传统的吗？

　　侯自新：我一直在思考南开精神的继承与发扬的问题。南开原来是所私立学校，上世纪20年代南开能成为一所名校，一方面和严修、张伯苓的办学理念息息相关，另一方面也得益于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20世纪初，救亡是时代主题，办学者除肩负教育管理的职责外，还需要担负起投资者通常要面对的市场风险。学校不能高枕无忧地躺在国家财政上，办学思路必然带有明显的市场取向。在张伯苓看来，学生就是学校这所“大工厂”的产品。学校的直接效益要受制于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程度，其发展也取决于对市场的适应能力。为此，南开在许多方面都坚持实用化和实业化导向。在学科设置上，它以社会需求为指针，偏重于理科、工科和商科。在科研课题的选择上，它以切近实用为主旨，南开最有成绩的两个研究机构——经济研究所、化工研究所的课题选择都是如此。另外，南开还很重视依托自身科研力量，将成果转化为商品，这一点以化工厂最为典型。 　　

　　所以，我认为学校的发展必须要实实在在地与社会有一个紧密的联系，不能脱离社会。过去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用过多地考虑学校的发展，国家给我多少钱我就办多少事。南开真正走上自我发展的道路是在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后。市场经济要求大学的职能也要随之转变，要想发展，必须与地方和区域经济有联系。当然，在新时期，南开的学生不仅要有实用的知识，更要有创新的激情，这是新时代提出的要求。南开没有清华、北大的中央支持力度，也没有复旦、南大的地方支持力度，但是我们又不能落下，还要在这样的条件下发展，要尽最大努力去挖掘、争取教育资源以求得自身的发展。我们与天津经济发展最快最好的区域——天津经济技术开发区合作，筹建了南开大学泰达学院。1999年泰达学院挂牌成立，现在发展状态非常好。有2000多学生和一批优秀中青年学术带头人，成为地方企业和教育合作成功的典范。

　　人物：南开大学历史上曾经饱受摧残，先是被日军炸毁校舍，后来遭遇唐山地震，在90年代初又面临过严重财政困难，即便是现在也仍然有着人才和资金短缺的问题，您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并解决这些难题的？

　　侯自新：我刚接任校长的时候，学校财政极度困难。当时面临的是学术人才的新老交替问题。培养中青年学术带头人迫在眉睫。10年了，这两个方面的工作应该说有了很大的成绩，但是还很不够。对于人才问题，我们有过几个很关键的做法。1997年，我们提出解决人才问题必须将吸收社会优秀人才和培养自有人才充分结合起来。我们就想什么样的待遇才能吸引留学生回来？于是，我提出10万元年薪的想法。我征询了很多留学生的意见，他们表示可以接受。当然后来也遇到过阻力，比如老教授的待遇是否相应也要提高？当时老教授的平均待遇只有每月2000元左右。于是我找到有关市领导谈这个问题，也得到了支持。后来年教育部在1999实施“长江学者”计划的时候也提出了10万元的标准，而我们则已经先行实施起来了。当时《人民日报》为此做了专题报道《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关于引进什么样的人才问题，我认为人才有引进、培养、使用这样三个环节。我们要挑选处于发展上升期的人，而且由自己培养他们走向顶峰。培养人才关键是要有好的环境，不要过多地干预其学术发展。在人才上我们和北大、清华要竞争，但不是全面竞争，而是有限竞争。如何在区域里形成自己的局部优势，在哪些问题上形成突破是我经常考虑的问题。比如我们聘请了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邓越凡教授，由他担纲主持设计并与IBM合作建造了“南开之星”高性能计算机，并广泛应用于相关科技领域之中。它在世界排名第42位，在世界高校排名第5位，在中国高校则是第一。一下子从无到第一，这就是我们的局部突破。

　　最近几年我们一直致力于做好三个规划：一个是学校战略发展规划；一个是学科队伍建设规划；一个是校园规划。其中学校战略发展规划基本完成，简单说就是以建世界一流大学为目标分两步走，第一步是建立一个国际知名的高水平大学，然后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第一步我们锁定在10年左右。我们的发展方针是规模适度，不追求大而全；结构合理，适应学科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保持可持续的发展潜力；特色鲜明，形成自己的风格。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们又提出了八个字的办学方针：求精，求强，注重特色，即学术要精，学科要强，特色为先，并实施了“人才强校”等五大战略举措。为了将学科与学术做精，做强，我们始终在关注应用学科与应用研究发展的基础上，加强对基础学科和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多年来在“文理并重，不薄应用重基础”的思想指导下，我们本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集中力量开展材料科学、生命科学、信息科学、公共管理学、应用经济学等新兴学科的研究和应用，并专门设立了“新兴交叉学科发展基金”，使部分重点学科的某些领域和研究方向的学术水平接近或达到世界先进水平。同时我们还注重形成自己的培养人才的模式，通过课堂教学、校园文化和社会实践相结合来完成。我们每年拿出100万元支持学生科学社团活动。我们的女排去年参加世界大学生比赛夺得冠军，我们的合唱团今年参加德国不来梅奥林匹克世界合唱比赛也得了金奖。总之我们在培养人才的时候不忽视任何一个环节。

　　人物：几年前，中国的高等学校曾经掀起一股“建设国际一流大学”的热潮，而您在上任之初即立刻提出“不要盲目提出目标，要把眼光放远一些，再远一些，要冷静地思考这个问题”的方针，能谈谈您当时和现在的思路吗？

　　侯自新：上世纪90年代中期，国家开始实施“211工程”,当时国内一批著名高校提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许多高校都热血澎湃地制定各种规划，有的学校甚至提出用十几年的时间建成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南开当时也有这种倾向，但我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急躁的热情，而对于什么是一流大学、怎么建设一流大学缺乏深入思考。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稳定大家的情绪，让大家把眼光放得更远一些，必须认识到建设一所国际水平的一流大学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需要很多人用相当长的时间去艰苦奋斗才能达到的。在稳定大家的情绪之后，我们决定南开必须从学科建设做起，因为一流大学没有具体的标准，而一流学科却有具体的标准，如果有一批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学科，那么这所大学自然是一流的大学。从南开的历史地位和现实责任来讲，我们必须定位在世界一流大学的位置上，这是丝毫不能动摇的。但是我们有一些优势则是别人没有的，比如南开的数学学科是世界一流的。但是南开在某个阶段的发展可能会慢于其他学校，对此我们要沉得住气，要认识到发展是需要一个过程的。

　　人物：南开百年在即，您希望对世界各个行业和领域的南开人说点什么？

　　侯自新：我想说，一个人在人生道路上选择了南开是正确的，希望所有的南开人都记得我们在开学典礼上常说的那句话：今天，你们以南开为荣；将来，南开以你们为荣！（文/本刊记者　张伟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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