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银行副行长称中国是世行最好的客户

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迈克尔·克莱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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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副行长为本报题词：世界银行愿意帮助所有的中国人在下一代摆脱贫困。--迈克尔·克莱恩

　　12月中旬，世界银行公布了《2005年全球经济展望》，预测2004年世界经济将实现4%的高速增长。报告称，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世界银行如何评价中国经济发展？本报记者独家采访了世界银行副行长迈克尔·克莱恩博士。

　　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很大

　　记者：世界银行11月9日发表报告认为，中国经济降温的措施初见成效，预计中国经济今年增长9.25%，明年增长8%左右。您认为，中国经济能够成功实现软着陆吗？

　　克莱恩：中国政府一方面采取了一些行政调控措施来让过热的经济降温，另一方面也采取了一些市场化的手段，比如向更富弹性的汇率机制迈进，这些措施目前都取得了一些成效。我认为中国经济实现软着陆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中国的市场调节机制还未发育完全，不足以有效左右经济的走向，因此还需依赖一些行政手段进行调控。

　　记者：世界银行最近出版了《2005年全球工商企业运营报告》，这是全球第一部系统分析各国投资环境的综合性研究报告。我注意到，在这个报告中，中国开办企业的最低资本占人均收入的百分比高达1104.2%，而美国的这个百分比却是零。中国的百分比为什么这么高？

　　克莱恩：目前大多数国家都已经废除了开办企业的最低资金要求，但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国家仍保留了最低资金制度。相对来说，中国对最低资金限额的要求确实比较高。

　　记者：但是开办企业要求有最低资本限制，对普通消费者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因为这可以让消费者有更多的安全感，要不然一分钱没有就开公司办企业岂不乱套了？

　　克莱恩：如果你要开办企业，你肯定应该有一些资本，但政府没有必要掺和进去。政府部门的工作应该是核实企业主的身份，看看他的社会安全号码和税号有没有问题。如果企业主想投资或者干点什么事情，他们必须得有资金，别人要是不信任他，就不会把钱借给他。这些事情都是企业主的事，跟政府没有什么关系。对政府来说，提出最低资金要求实在没有必要。

　　记者：如果中国取消开办企业的最低资金要求，等回国后我也会开一个公司(笑)。

　　克莱恩：是吗？太好了！(笑)

　　中国最弱的是获取信贷

　　记者：您如何评价中国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促进私营部门发展方面的表现？

　　克莱恩：总的来说，我对中国的杰出表现感到惊讶。1978年的中国与今天相比不可同日而语，20多年来，中国经历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过渡。

　　从今年的报告来看，今天的中国在改善企业经营环境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就是跟拉丁美洲最好的国家相比也毫不逊色。智利目前是拉美经济发展的领头羊。中国在许多指标上都跟智利相近。这让我很吃惊。

　　记者：那么中国最弱的是哪里？

　　克莱恩：的确应该看到，中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因为中国毕竟只是跟智利不相上下。整个拉美经济都不太景气，智利只是矮个儿中的高个儿。中国最弱的是获得信贷方面的指标不够高。政府保护债权人利益的能力不够强，信用系统尚未建立，让债权人难以查证借贷者的信用以及支付和偿还能力。

　　记者：可是许多人说中国的银行放贷太多？

　　克莱恩：这些贷款大多不是贷给私营企业的。银行放贷，考虑得更多的不是能不能收回贷款并获得利润，而是如何执行政府的指令。中国政府现在已经认识到，必须建立一套完善的银行系统和法制环境。也就是说，必须让银行的贷款决策越来越多地建立在如何提高银行经济效益的基础上，逐步减少“政治性贷款”。

　　记者：您认为中国的银行和金融系统面临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克莱恩：我个人认为，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最重大的课题是如何合理地分配资金，将资金分配给最富有效率的生产者。中国的银行系统目前拥有的不良资产数额庞大，如何处理这些不良资产，如何在未来让银行作出更好的贷款决策，如何走出不良贷款造成的恶性循环，是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2020年，中国人均GDP将达到1万美元

　　记者：1997年你们发表了《2020年的中国》报告，预测到2020年，中国会达到葡萄牙1997年的富裕水平，即人均GDP1万美元左右，是现在人均1000美元的10倍。这种预测还有效吗？

　　克莱恩：是的，依然有效。而且我认为到那个时候，中国肯定会超过葡萄牙的水平。

　　记者：世行行长沃尔芬森今年5月说过，2017年以后，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您是否也像他那么乐观？

　　克莱恩：这取决于我们采用哪种方法来计算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如果按照汇率平价来计算，要实现这个目标可能有些困难。但如果采用购买力平价标准，中国到那个时候超过美国是有可能的。很多货物和服务并没有在国际市场上交易，所以不同的国家价格相差很大。例如理发，在中国，理发的价格远远低于欧美和日本，中国人的购买力也因为这些服务和产品的价格很低而变得比较高。中国目前的人均收入大概在1000多美元左右，如果考虑到购买力平价因素，这个数字就变成了四五千。这样算的话，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超过了日本，仅次于美国。到2020年，如果不出意外，中国的经济规模将超过美国。

　　中国目前显然在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变

　　记者：包括您今年4月的中国之行在内，您在世行工作期间一共去中国访问过几次？

　　克莱恩：三次。我上次去中国还是在10年前。当时去了北京，今年又去了北京。中国的变化非常大。

　　记者：什么让您最惊讶？

　　克莱恩：我在跟中国政府官员交谈时，感觉他们虽然在如何搞市场经济这个问题上还有争议，但方向感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搞市场经济。这在很多国家都是少见的。

　　记者：您认为中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吗？

　　克莱恩：不管人们对中国的市场化程度是否满意，中国目前显然在向市场经济国家转变。世行非常乐意帮助中国实现这个目标。

　　记者：您这完全是外交辞令吧？

　　克莱恩：是的(笑)。

　　记者：中国还需要做哪些工作，市场经济地位才能被主要西方国家承认？

　　克莱恩：中国目前正在与一些国家谈判，我不太知道到底要具备哪些条件才能成为一个市场经济国家。中国目前正在对金融系统进行改革，使其更加自由化。但是应当小心，尽管金融市场自由化是必经之途，但许多国家在对金融系统进行市场化改革时却遭遇了金融危机。中国金融系统既要逐步市场化，同时各种金融监管措施也必须跟上。

　　中国执行世行贷款的质量是最好的

　　记者：世行从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开始在中国开展业务。您如何评价中国与世行之间的合作？

　　克莱恩：从世行角度来看，中国政府是我们最好的客户之一。中国政府对学习、借鉴和试验世行带来的经验充满了兴趣。

　　记者：世行承诺对中国的贷款额已超过350亿美元，但从2000年以来，世行对中国的贷款数额急剧下降。世行对中国的政策是否有了变化？

　　克莱恩：对中国贷款减少的主要原因是中国从软贷款项目“毕业”了。

　　世行有两种贷款，一种是国际开发协会提供的软贷款，利息低，还款期限长；另一种贷款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贷款，属于硬贷款。幸运的是，中国目前已经变得相对富有，因此不再具有获得软贷款的资格。

　　由此，中国与世行的关系也出现了变化，世行从过去的贷款提供者逐步变成了现在的政策咨询者。中国政府使用世行的贷款，也更多地是想从世行那里学到一些大型项目招标竞标、工程监理等方面的经验，否则中国根本没必要讨这个麻烦从世行那里借钱。

　　记者：世行如何确保贷款资金不被滥用？

　　克莱恩：我们会首先确定一个好项目，在贷款实施过程中加强监管。当然，滥用有时候也会发生，以前世行在肯尼亚的贷款项目曾经出了问题。至于中国，我还从来没有听说有这方面的情况。在全世界所有国家中，中国执行世行贷款的质量是最好的。

　　从贷款银行向知识银行转变

　　记者：我注意到，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世行的角色正在经历重大变化，从过去单一的贷款银行逐步演变为一家知识银行。世行为什么要“脱胎换骨”？

　　克莱恩：正如我刚才提到的，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国家目前都已经能够在国际资本市场上融资，对世行的贷款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了。为了适应这种变化，世行正在逐步对自身的功能和角色进行调整。

　　最近几年来，世行越来越注重向成员国政府提供有用的信息和知识。比如，有些国家可能希望了解：如何在我们国家更好地促进中小企业的发展？如何对政策进行调整？这样世行就可以告诉它们，在这个领域，其他国家是怎么做的，同时提出建议。

　　记者：从规模上看，世行很像是一个庞大的跨国公司。我听说世行有1万多名员工，来自160多个国家，其中有3000个博士，2500位经济学家。这么多聪明的脑袋怎么管理？

　　克莱恩：世行的确有些像跨国公司，但全世界任何企业没有也没有必要有这么多拥有博士头衔的员工。人才济济固然是好事，但太多的聪明人在一起也会带来麻烦。一方面，你必须给这些员工提供足够的自由空间，但另一方面，你还得树立一些基本的标准与规范，防止整个世行变成一盘散沙。世行管理面临的另一个挑战与员工的国籍差异有关，文化和国家背景不同会造成一些冲突。不过总的说来，我认为这不是很重大的问题。文化背景各异的员工在一起工作，也会给世行带来优势与活力。(本报驻美国特派记者　唐勇)

　　人物简介

　　迈克尔·克莱恩，生于德国，获波恩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通晓德语、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

　　1982年，克莱恩加入世界银行，成为该行的一名经济学家。1991年离开世界银行，成为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名高级官员。1993年重回世界银行。1997-2000年在壳牌集团担任首席经济学家。随后克莱恩再回世行，成为该行私营经济咨询部主任。

　　现任世界银行副行长、国际金融公司副总裁兼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