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收政策

　　作者： 来源：背 景厉以宁称不能简单用税收杀富济贫

　　据报道，12月25日，在北京大学第七届“光华新年论坛”上，经济学教授厉以宁谈到如下观点：中国的发展，需要中产者队伍的壮大；而中产者队伍的壮大，主要应该依靠较低收入者逐步提高他们的收入，而不是靠实行高税收，把富人降为中产者。杀富济不了贫，也无助于穷人的脱贫。“杀富”的结果，只会使刚刚步入中产者行列的人群感到惊惶，使本来

可能成为中产者的人们感到心灰意冷，不愿继续致富。如果出现这种局面，不仅中产者的队伍难以扩大，而且会使经济失去活力。辨析国家税收是干什么用的

　　厉先生把税收简单地等同于杀富济贫，并将所谓的“高税率”与“把富人降为中产者”等同起来，不仅颠倒了事实的黑白和因果关系，而且彻底颠覆了国家税收的概念。实际上这是一个天大的误解。

　　笔者认为，国家税收有两大基本功能：一是维护社会公正，二是维护社会安全。不论在什么样的社会制度下，富人都理所当然应该承担起比穷人更多的税收任务。

　　从支付能力角度看，富人收入高、纳税能力强，多交税是应该的；从受益角度看，谁从国家提供的公共物品中受益多，谁就应该多纳税。富人的受益显然大于穷人，多交税合情合理；从社会公正的角度看，社会的机会是不平等的，在市场配置各种资源的过程中，富人往往享受着种种市场的“自然特权”，这种特权无疑会加重穷人的被剥夺感，导致其相对经济能力的降低。

　　通过税收这个国家强制性杠杆，实现对单一的市场偏见的纠正，以税收的公正逻辑，通过收入再分配缩小收入差别以及实行社会保障，符合社会的整体利益，也符合富人的长远利益。

　　据介绍，从中国目前的税制结构看，具有真正调节收入分配功能的财产税（房产、遗产、赠与税等）并没有征收，对富人极为有利；个人所得税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能够征收到的也就是工薪收入，对于税务部门难以监控的其他收入，难以征收，而巨富们的收入恰恰多为这类收入，逃税极为方便，因而也极为严重。

　　总之，现阶段我国的税收没有发挥出应有的收入调节作用。通过更为公正、合理、有效的制度安排，让富人和有产者承担起更多的税收任务，不仅不是“杀富济贫”，而且是对社会安全稳定、对富人生命和财产权利的最大保护。摘编自《潇湘晨报》12月29日文/童大焕求是让税收福泽大众同样重要

　　笔者不赞成“杀富济贫”的说法，以及高税收就是“把富人降为中产者”的观点。但是，高税率能不能缓解贫富差距倒值得探讨。

　　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中工资、薪金的最高税率为45％。许多人希望通过个税征收和个税税率的提高，将收入差距降下来，缓解社会贫富差距。专家们多以西方高税率国家为例，来说明加强对富人征税的好处。但是，社会贫富差距并未因此缓解。北京市统计局公布今年前11个月城市居民收入支出调查，其中，最高收入组与最低收入组差距较去年扩大，1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5648.9元，1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32838.5元，城乡之间、城市与城市之间、城市内部不同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在加大。

　　为什么个税的高增长和高税率没能缓解社会贫富差距？有一种说法是，我们对富人征税还不够，制度不完善，使相当多富人偷漏税而不受惩罚。不过，这只能是原因之一，另一方面的原因应是减免不够。

　　比如教育补偿。每年开学，都会有“贫困家庭孩子上学难”一类的新闻。贫困家庭孩子能得到困难补助的，占比极低。按理说，税率提高，福利相应提高。利用公民纳税所得而投资建设的公立学校，理应保障每一个公民受教育的基本权利。现实情况是，相当多公立学校也设置了各种各样高收费门槛，拦住了贫困学生。

　　减免，不光指减免低收入人群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还包括对企业与富裕人群在教育、公共卫生、慈善等社会公益事业投入方面实行税收减免政策。笔者常听一些文化界人士感叹资金捉襟见肘，企业缺乏文化投入的兴趣。许多文化发展项目投入是长期的、公益性的，比如昆曲保护、文物保护、剧场建设等，如果对乐于文化投入的企业减免税收，相信能吸引更多民间力量关注社会公益事业。

　　高征收带来的高收益，最终还要通过各种科学、适当的投入方式，将收益释放到需要补偿的人群当中去。温家宝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用5年时间逐步减免农业税。而农民从此项减免中获得的，不仅仅是被减掉的一年几百元赋税，更有种粮积极性的提高，以及农村干群关系的改善等综合收益。因此，对税务部门而言，如何抓税源固然重要，而如何减免、如何让税收福泽大众，这是比提高税率、扩大征收范围、补牢征管漏洞更费神的事情。摘编自《人民日报·华东新闻》12月29日文/郝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