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冰兄说:中国漫画死了(组图)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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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05日10:20 人物周刊 | ||||||||
廖老在油画肖像前 对老朋友任仲夷说:“我和你一个鼻孔出气。” 图/受访者提供 禁鸣(1945年作,1991年重绘) 当如今的人们为朱德庸、蔡志忠、畿米的漫画津津乐道,街头少年沉溺于日本连环卡通故事时,廖冰兄的悲愤漫画似乎在提醒着我们,别忘了文化人的激情、信仰、理想、责任和担当 本刊记者 陈静
89岁的冰兄 第一次见廖冰兄老人,是在广东美协的宿舍楼里。普通的公寓楼房,没有沙发,客厅里挂满了他的画,有重彩风景画,有七十自画像,有十二生肖打油词画。没有单独的书房,一张宽大的书桌搁在床边,卧室兼书房,狭小简朴。 老人午睡过后,颤颤巍巍一步一步挪出卧室,让人不敢相信,这位头发全白,竖起,穿条纹睡衣,和自家爷爷有几分相似的老人,就是廖冰兄。 挪威专门研究中国漫画的学者何莫邪,认为近代中国漫画有两人可以称为世界级艺术大师,一是丰子恺,一是廖冰兄。 耄耋之年的廖冰兄戴着助听器,言语不清,只能吐出一个一个模糊的粤语音节,甚至已无法成句。与记者交流只能通过纸笔,还有他女儿廖陵儿的翻译。 记者写了一个问题“什么样的漫画是好的?”,老人看明白后,激动地表示,“画死着了,中国漫画死了!(“死着”为粤语,意思是死了)”,这句话说得很清楚,这也是记者惟一清晰听懂的一句话。老人极力想表达自己,很多话却好像堵在喉咙口,说不出来,只有咕噜声。 几年前的廖冰兄,大嗓门,声如洪钟,有说不完的话。不管对象,不管时间,不管别人是否理解,想到就说,妙语连珠,谈人生,谈艺术,谈政治。陵儿回忆,父亲在“文革”后很形象地说自己“领回了上缴三十多年的脑袋”。他针砭时弊,反思历史,句句都很精彩。她不停地记录,有时在饭店的餐桌上,就在筷子的纸套上赶紧写。很多接触过廖冰兄的人,都觉得听他说话是一种享受。 陵儿说,现在父亲很痛苦。虽然他像往常一样,每天一如既往地坐在桌前,看几个小时报纸,但很多字,认得也不懂其义了。而看报刊是他惟一的爱好。几年前,他还看《南方周末》、《南风窗》。一直关心国计民生,关注生活中的“重”。2001年生病住院时,陵儿给他一本《读者》,他却扔在一边,说这些轻松的东西不看。 老人的思维尚且清晰,但已无法跟上常人的速度。反反复复回到同一个话题,多次念叨:“原来的廖冰兄已经死了”,“原来是天才,现在是蠢材”。 2001年脑梗塞,住院。廖冰兄已无法再和人深入交流,即便是亲人,有时也不明白他的特殊语言。他的记忆力已经衰退。 他还是抽着两块五一包的烟,每天抽10支,抽完一支就在本本上打个“√”,打完10个“√”,就不再抽了。还保持着每天写日记的习惯,只是内容都是琐碎的客人往来。白天写草稿,晚上还要在专门的日记本上重新誊写一遍。记者告辞时,看到老人已经在本子上歪歪扭扭地写下“《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采访”等字句。 记者第二次走进廖冰兄家时,他正在书房,坐在那张宽大的皮椅上抽烟,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张《羊城晚报》,很大的标题“庞巴迪飞机再演空中惊魂”,旁边有一个放大镜。老人精神极好,和第一次见面判若两人。他给我拿画册,还主动走到客厅,坐下,就像惯常接受访问一样,让记者坐在他对面。他知道今天有朋友来,记者写下一个问题,他看明白后,点头,又抢过笔,写下“失忆失眠”,同时不断试图表达,却只有断断续续的粤语音节吐出来,陵儿在一旁翻译,才明白,他是在说,老朋友来了,也不记得名字。 60岁的舞蹈家姚珠珠,小时候廖老抱过她,临近告别时,她在客厅里给老人跳起了舞,音乐老人是听不见的,喜悦或伤感他也无法表达出来,但老人最后歪歪扭扭地写下了“你60岁好似小孩”几个字,惹得姚珠珠眼泪直流,廖陵儿也红了眼圈。 “六人漫画展”和《自嘲》 廖冰兄的漫画是独特的,不是餐中调料或餐后甜点,看他的漫画甚至会令人笑中带泪,感到莫名的沉重和压抑。他自己也曾在文章中提及:“我感到自己处于世界漫画史的纵横线的一个交叉点上,因为中外古今的漫画大都偏于幽默以及所谓黑色幽默,而我的作品却偏于发泄悲愤,不是使人感到轻松而是感到压抑、震撼。” 从1932年到1994年,70余年的漫画生涯起起伏伏,但廖冰兄一直恪守着他的艺术原则。在他一生的4个创作高潮中,抗日战争初期的连环漫画,和40年代以《猫国春秋》为代表的抨击国民党政权的组画,为他赢得了“一代鬼才”之誉;解放前在香港的3年,他创作的适合小市民口味的漫画《阿庚传》,至今还有不少香港市民念念不忘;而1979年之后,《自嘲》、《噩梦录》等反思之作,则开创了80年代漫画界的“冰兄时代”。 这是一个谦虚的老人,对自己的艺术与为人的评价远远低于别人。漫画界的天才张正宇1976年临终前还对黄苗子说,廖冰兄老是否定自己的成就。1979年引起社会轰动的《自嘲》面世前,他还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询问木偶剧团的一个工人,是否能看懂。得到肯定的答复后,他才松了口气。 1979年,廖冰兄组织“六人漫画展”,首次展出《自嘲》、《噩梦录》,控诉十年浩劫。那是美术界乃至文化界的奇观。10天左右的展览,每天有上万人参观,知识分子,平民百姓,里三层,外三层。广州美院的一位教授去了两回,都因为个子不够高而无法挤进去。展览引起了前所未有的思想共鸣,尤其是《自嘲》,破坛而出的惊喜、恐惧、瑟瑟发抖,道出了整整一代人的心声。张悦楷,当时的一个话剧演员,是哭着看完的,他说,他看到了知识分子千般的自畏,和万般的思索。 记者翻看廖冰兄漫画时,一看到 《自嘲》,老人立刻竖起大拇指,称这是他最满意最好的一幅画。 在那次“六人画展”中,廖冰兄为了纪念张志新以生命的代价说真话,特地做了类似行为艺术的创意:在门口放了一面镜子,旁边写着:“共产党员请来照一照”,以警世人。为此还特地重绘早年作品《禁鸣》,以雄鸡和猫头鹰的生死搏斗,象征光明与黑暗的对抗。 在众多对他漫画的评论中,上世纪30年代《中国漫画》主编朱金楼的叙述,他最满意。“廖冰兄的漫画重得像有一根横梁在你的头顶将要压下,怪得像一场恶梦里你看见一块巨大的陨星在眼前坠落;凶险得像古农民发现白虹贯日和长安市上听到红衣小孩的童谣;阴森得像墓旁的尸怪或嫠妇挑着油灯夜哭!……” 是的,他批判着一切丑恶,欺诈、压榨、贪婪、残暴、鄙污、下流、荒淫、无耻、营私、谄媚、凶狠、阴毒……所有溺杀善良的东西。 如此深刻记录中国半个多世纪的苦难历程,在漫画界,惟有廖冰兄一人。 22年没有作品问世 时代成就了廖冰兄。老人毫不讳言:“造就了我此生的有4个人,一个是日本天皇,为救亡,成就了我的漫画 ;一个是蒋介石;一个是毛泽东;一个是邓小平。” 自上世纪30年代始,他不断加入进步团体。1937年,在武汉加入郭沫若领导的军委会第三厅属下的漫画宣传队;1947年,在香港加入中共香港文委直接领导的“人间画会”。 和大多数国人一样,廖冰兄以无比的热情期待和拥抱新中国,在建国初期的各次运动中,积极参与,“三反”,“五反”,“反右”,直到自己也被打成右派。期间,他画过数量众多的歌颂之作,也参与了对于胡风的批判。陶铸(当时的广东省委书记)把他当作文化战线上的积极分子。老人后来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我也要批判自己,我也做过很多坏事。” 1957年,廖冰兄画了一组《打油词画——赠教条主义诸公》,本是“遵命之作”,他却因此被打成右派。更为戏剧性的是,在右派期间,他还被广东省工商联借去,大画反右漫画。“右派反右派,真是以毒攻毒”,后来廖冰兄也觉得甚是可笑,但当时的他,却丝毫不觉得滑稽,十分认真。 “父亲宁可相信自己错了,也不希望是他一贯认为正确的党犯了错误。”陵儿能理解父亲的心境,即使有朋友议论,共产党也会搞错的哦,他也会制止:不要这样说,不要这样说。 廖冰兄一直认为是自己错了,虔诚且自卑地活着,22年没有作品问世。 “他对于政治介入太深,妨碍了他成为大艺术家。”很多同辈朋友这样评价他。黄永玉也说,廖冰兄没有发掘自己,他是可以画大画的画家,比如壁画之类。年轻时和他熟识的人,都会为他磅礴的想象力和非凡的才华所折服。聂绀弩说过,廖冰兄是个大诗人。他的竹枝词、粤讴,几乎随口成章,句句见好。 但他似乎没有将艺术作为自己人生的惟一目标。陵儿的丈夫打了一个形象的比喻,廖冰兄就像一个卖专利的科学家,永远要把他的作品卖给社会,卖给人民。“他太关心社会了,不可能去玩艺术。” 这位曾经紧紧追随共产党的漫画家一直没有成为党员。上世纪50年代初,组织上认为他已经合格,可是他却说:“我家里负担太重,不能全身心投入。” 陵儿说,他是一个虔诚的理想主义者。 我的心肠其实是很柔软的 1988年廖冰兄接受台湾《远见》杂志访问时,有过这样的表白:“我的画很恐怖,但我的人一点也不恐怖,我的心肠其实是很柔软的。” 陵儿和丈夫也同样认为,父亲是一个敏感、善良、容易动情的人。他对于普罗阶级的爱,对于不人道社会的恨,都源自贫苦悲惨的童年。 这个1915年出生在广州城北“贫民窟”的孩子,4岁丧父,母亲被逼疯,随后改嫁。自幼和妹妹廖冰跟随外婆长大,曾经一人住在空荡荡的关帝庙里,童年的恐惧在以后的漫画中留下了难以抹去的阴影。他挚爱妹妹,在第一次投稿署名时,用的是“廖冰兄”,廖冰之兄,替换本名“廖东生”,沿用至今。 “父亲身上有很多女性的气质,敏感、心细,一点点小事都牵动着他的心。”陵儿的丈夫深有感触。晚年的廖冰兄身边,有很多朋友来来往往。很多女孩都要认他作干爹。伊莎白,一个法国女孩,现在的法国外交部亚洲地区学术研究委员会主席,1981年看到廖老的漫画后,非常喜欢,后来专程来中国拜访,成为老人的干女儿。“很多接触过父亲的人,都会很自然地迷上他,他心很好,总是会牵挂着你。” 廖冰兄一生追求真、善、美,从他的漫画可见其赤子之心,即使建国初期绘制“遵命之作”,他也做得非常认真,他是真心诚意地拥抱共产主义理想。陵儿说,父亲挨批斗时,耳聋听不见,但他很认真,头低着,同时把助听器伸到人家嘴边,像采访一样,这时头上的高帽子就掉下来,他赶忙弯腰去捡,掸一掸,再戴上去。几乎所有的人都想笑,又不敢笑,偷偷跑出去笑。 这种源自真诚的幽默反而保护了他。回忆起这段往事,陵儿自己都忍不住笑个不停,还模仿老人伸出助听器的样子。“父亲平常待人都很平等,所以他们对他也很难恨得起来。”后来,廖冰兄也常说,比起他那些北方的朋友,吴祖光、黄苗子、郁风,他还是幸运的。 “文革”时,廖冰兄埋头写下几十万字的“交心”材料。在重庆时期,他曾是“二流堂”的座上客,因此必须交待各个时期与什么人,如夏衍、郭沫若、黄苗子、叶浅予、张乐平等,甚至初恋对象,有过什么关系。 但老人的过于真诚有时也伤害了别人。他将始终也想不透的,初恋女友莫名离开他的谜也和盘托出,怀疑她是国民党特务,所以即使在国共合作期间,也不能和相爱的人结婚。而那个杭州女孩,为此在“文革”中受到多次调查。上世纪80年代,老人终于得知,初恋女友的突然离去,仅仅是因为曾有遭受强暴的经历,不禁仰天长叹:这怎么能成为分开的理由呢?“他其实很爱她。”陵儿轻轻地说。 口无遮拦 廖冰兄有数不清的朋友,各个时期,各个阶层。他戏称自己是“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 晚年的廖冰兄是热闹的。他的荣誉头衔最多时有40多个,他笑称自己是“华威先生”。他曾被聘为《象棋报》顾问,其实他只知马行日,象行田,却从不下棋。不久前,广州举办老舍文学创作生涯展览,舒乙亲自登门造访,希望老人能出席开幕式。 廖冰兄为人坦率真诚,因此得罪过很多人。他曾对华君武半开玩笑:“你说的是官话,我说的是民话。”担任广东省美协副主席时,对从不来上班的主席关山月,也当面说:“你官僚主义考第一哦!” 无所畏惧的个性也让有些政府官员敬他又怕他,只因他直言不讳。有些青年开玩笑说:“廖老您太崇高了,弄得我们不好做人。” “父亲不是这个社会的宠儿,主要是人太真了。”廖冰兄有一颗印章,上边刻着“八折真人”,百分之八十的真,不是十足的真,“但这已经很难得了。”陵儿的丈夫说。 中国漫画死了 晚年的廖冰兄在《自嘲》的辉煌后,动笔越来越慢。他希望将更多的思考和反省注入笔端。“我现在画漫画不是生产炮竹,来得快,我是制造原子弹,用了很长久的时间积蓄力量,才能一朝释放。”1994年的《残梦纪奇篇》即是如此。这一组对于建国以来历次运动进行反思的作品,老人10年前就有了腹稿,可称“十年磨一剑”。 1994年后,廖冰兄很少画漫画了。“父亲从不屑于画类似讽刺‘吐痰’、‘走后门’等被他称之为‘抓痒’的东西,他期望涉及社会的本质,他一再强调,画漫画就是要记录历史。”一直负责收集父亲资料的陵儿,对他的创作思想了然于胸。 对于90年代后飞速变化的社会,廖老感慨万千:现实比我的想象力还要夸张!终于掷笔收山。 陵儿理解父亲的忧国忧民心,她认为父亲只抽两块五一包的烟,对自己那么刻薄,其实是用这样的方式表达自己对潮流的一种态度。她说时下的媒体都把廖冰兄写成学雷锋的老人,其实是一个误解。 九十年代之后,廖冰兄不再用漫画表达自己,转而画起风景画。一批有独特民族风格的重彩风景画,呈现了他艺术才华的另一面。同时他不断捐钱助人,以此为社会效力。 即使在无法清楚地说话时,他还是激烈地说出“中国的漫画死了”,廖冰兄式的漫画死了,讽刺批判的漫画死了。他并不是不了解漫画娱乐化、商业化的趋势,上世纪80年代初,他访问日本,看到了漫画日渐商业化的未来。他看不惯现在日本漫画的大举入侵。 但他很欣赏迪斯尼的动画,因为它艺术性很强,可以让孩子们快乐起来。“我们也给他看宫崎骏的《千与千寻》,他说好,但比不上张光宇的《大闹天宫》。”陵儿说着也笑了,“张光宇那种民间的传统的艺术风格对父亲影响很大。我有时候觉得,父亲是像大海、大山一样的人,他看不上这些轻飘飘的东西。” (感谢廖陵儿、黄民驹和张红苗提供相关资料) 相关专题:南方人物周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