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作家梁羽生：1000万字的刀光剑影(2)

青年时代的梁羽生 图/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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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4年梁羽生与金庸在悉尼作家节对弈 图/资料图片

徐克所拍电影《七剑下天山》 剧照 图/资料图片qihuanzi-体力

　　金庸比我写得好

　　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我自己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人物周刊：提到梁羽生不能不提到金庸，您写得比他早，但似乎名气还是金庸大一些。

　　梁羽生：金庸比我写得好(笑)，(孙：他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都很谦虚)，我占点便宜，比他写得早，我是开启的。1916年，胡适第一个写新诗，很幼稚，“天上两只鸟，一个飞上天，一个跌下来”之类。总之，开始的时候不一定很成熟，在正常情况下，任何文学应该后胜于前。现在有一个争论，是不是金梁之后，后继无人？《明报》有过整版的报道。后来在澳洲的会上提到这个问题，金庸说可能是的，我认为这个很难讲。中国有13亿人口，有那么多人喜欢武侠。可能性不是没有，就像运动员，总有一两个，以前也有跳水冠军，现在不是亮晶晶出来了吗？(笑)现在没有好的武侠作家，并不等于将来也没有。

　　人物周刊：当年《新晚报》总编辑罗孚让您写了《金庸梁羽生合论》，但用“佟硕之”的笔名，后来好像还引发了一些争论？

　　梁羽生：梁启超、康有为他们是师徒啊，梁启超有一本书《清代学术概论》，一开始就写他和康有为的比较，那是民国11年，实际有好多是批评康有为的。批评并不等于把你踩在地上骂你，康有为是他老师，弟子批评老师，那有什么关系？我写 “开风气也，梁羽生，发扬光大者，金庸”，这是结论先行的，并没有借文章去打倒谁。(孙：比较公道地正面评价金庸，这在当时要承担很大政治风险)当时左右两边对立得很厉害，左边骂右边，右边骂左边。后来最大的攻击不是金庸对我的攻击，也不是右边，最大的是左边的高层，认为我对金庸的评价过高。

　　人物周刊：当时您承受了很大的压力？

　　梁羽生：当然。左右对立，你跟他有来往不可以，说他一句好话也不可以。

　　人物周刊：40年过去了，如果让您再写一篇类似的文章，比较自己和金庸，还会动笔吗？

　　梁羽生：不写了，现在没有这样的必要了。不过在那个时代来讲，我的说法还是基本站得住脚的，这篇文章还是有存在的价值。

　　人物周刊：简单地说，您觉得你们两人在武侠小说上的区别到底是什么？

　　梁羽生 ：怎么样说得清楚呢(笑)。金庸讲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后来也不见得就是这样，韦小宝处于正邪之间，也不是什么大师。金庸写“恶”、写坏人比写好人成功，写邪派比写正派成功，我认为《书剑恩仇录》中写得最精彩的是张召重，写四大恶人，一个比一个精彩，但写好人君子，段誉啊，不够精彩。这也是一个艺术手法，但从大的历史观来看，不要搞得正邪不分。我自己写邪派怎么样写，都不够金庸那么精彩，我写名士风流比较有一手。

　　谈到比较，总要论出个谁第一，谁第二，好像《隋唐演义》的好汉排名，李元霸第一，宇文成都第二，第8条好汉碰到第7条好汉一定输(哈哈)。真真正正的比较是表述、叙述，鲁迅的杂文是辛辣的，周作人的是清雅清淡的，辛辣的要比清淡的好一些？不是这样的。就算是同一类的作家，一定是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但是中国的比较老是谈到第一第二，无聊，比较俗。我常常说，我是全世界第一个知道金庸比梁羽生好的，现在有很多人讲啦。(笑)

　　我对政治兴趣不大

　　不想做官，也不想有什么大名，普普通通就算了，随遇所安

　　人物周刊：都说您是一个有名士风度的传统文人，喜欢诗词、下棋。

　　梁羽生：那是别人说的，我自己没有这样的感觉，黄苗子给我写“名士风流”，那个字写得蛮漂亮的(笑)。我比较随心所欲，比较率性，有时候乱讲话，没有防备人的，现在很多事情牵涉到政治，对一个作家来讲，很麻烦：是不是另有所指啊，我没有顾虑的。我对政治兴趣不大，不想做官，也不想有什么大名，普普通通就算了，随遇所安。不想发财，财呢，一定要有，太多不好，太少也不行，总之，像我现在这样就好了，够用就行了，在这里能够住得起这样一个房间就行了。

　　人物周刊：您大学先学的是化学，后来又学经济，当时的理想是什么？

　　梁羽生：其实我想学数学，但是岭南大学没有数学系，毕业之后我对数学还是很有兴趣，也不一定要成“家”，数学有很多有趣的东西。现在我还可以开立方，3秒钟就可以。当时抗战期间，大家都要理工救国，学化学可以制作一些化工产品。后来我是没有办法学下去，搞实验老是乱七八糟，这边烧一个洞，那边怎么样，不懂做实验是致命伤。后来想学文学，但是那时一个很有名的女老师冼玉清，说以我的水平在大学里学文学已经学不到什么了。岭南的经济管理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实用，起码将来不会饿死吧(笑)。

　　人物周刊：您一向不愿与政治发生关系，这种性格和成长经历是不是有关系？

　　梁羽生：我从小跟外祖父念四书五经，念古文观止，旧学的东西很多。而且呢，很难说(欲言又止)，您看看《梁羽生传》就会了解。我的家庭是地主阶级，好像是天生原罪一样。刚巧大学毕业时，大革命浪潮来，家庭一下子就没了。金庸也有相同的经历，但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他是振奋，知难而进，我呢，不是退而是守，政治压力我受不了。不为天下先，我有这样一个信念。大概我是一个中庸的人，做编辑，老是不想做主任，不想做主编(嘻嘻笑)，做个普普通通的编辑就够了。

　　人物周刊：但是在您的小说中，却都是交织着民族矛盾、国家利益等重大关系，而且人物也大多卷在其中，这和您本人非常不同，怎么会有这样的反差？

　　梁羽生：还是要有历史感，张丹枫也是要名利的，但他还是有使命感。那时候的青年是这样的，尽管共产党犯了很多错误，但是共产党代表了方向，当时年轻人还是有希望，还是有理想主义，要不然，早就被历史淘汰了。

　　人物周刊：现在回头看，您觉得这一生有遗憾吗？

　　梁羽生：太多了，讲不了那么多，不讲了。人生总是有遗憾的。

　　人物周刊：但是您现在是这么有名的武侠小说家。

　　梁羽生：人的价值不一定在这些方面。我希望看到中国好，真真正正的好。现在看上去有光明前景，但是还没有达到我理想中的社会。年轻时想得太美了，共产主义啊，为理想奋斗啊。实际上，一个社会，即使是最完美的，也有脓疮有血瘤有丑陋的一面。当时想，东方红、太阳升，美得不得了啊。这是我人生的遗憾，也许能看到，也不一定。

　　梁羽生生平

　　1924年，出生于广西蒙山县，本名陈文统。

　　1945年，考入岭南大学，先学化学，后转入经济系毕业。

　　1949年，经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介绍，7月进入香港《大公报》，初任翻译，后改任副刊编辑。

　　1953年3月至1956年8月，在《新晚报》副刊开《茶座文谈》、《李夫人信箱》等专栏。

　　1954年1月17日，香港太极派掌门人吴公仪与白鹤派掌门人陈克夫在澳门进行擂台比武，轰动港澳。1月20日，梁羽生的第一部武侠小说《龙虎斗京华》开始在《新晚报》连载。

　　1957年—1958年，《江湖三女侠》、《七剑下天山》、《白发魔女传》等改编成粤语电影。1960年代初，《萍踪侠影录》、《云海玉弓缘》等几部小说相继改编成国语电影。

　　1962年8月，改任《大公报》撰述员专事写作。

　　1986年6月，退休，武侠小说则在1983年8月已停止写作。

　　1987年9月，移居澳洲悉尼。

　　1994年9月，在悉尼受洗，成为基督徒。

本刊记者 陈静 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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