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希恩获2004感动中国年度人物奖

桂希恩出席颁奖仪式。记者魏娜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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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4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评选昨晚在中央电视台揭晓，其中“武汉人”占据四席。

　　防艾专家桂希恩早已家喻户晓；支教大学生的典范徐本禹来自华中农大；

　　而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和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曾是武汉四中的同班同学。

　　作为一名传染病专家，桂希恩是中国艾滋病高危区最早的发现者，他以良知和勇气揭开了真相，让阳光温暖了艾滋病这个曾经被忽略的角落。他对艾滋病患者关爱让很多人都流下眼泪，但他自己说：“我做的事是每一位医生遇到都应该做的，我做得还很不够，这么多的荣誉我担当不起。”

　　作为一名支教的大学生，徐本禹放弃公费读研的机会，献身贵州贫困山区。评委认为：“徐本禹的出现让人们看到了青年人的希望，中国的希望”。徐本禹认为，自己只是很幸运。他寄语当代的大学生，要珍惜得来不易的学习机会，因为有很多孩子想学习却没有机会，人一定要学会感激。

　　“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1943年至1947年曾就读于武汉博学中学(武汉四中的前身)。2004年，他研究出来了超级杂交水稻，大面积亩产超过800多公斤，每年能多养活7500万人口。忙于科研的袁隆平未到颁奖现场，而通过连线表达了自己的两个心愿：一是早日研究出3期超级水稻，因为那样每年又能多养活7000万人；此外，就是在全世界推广杂交水稻，那样就可以多养活10多亿。

　　中国驻伊拉克使馆复馆小组组长孙必干，是湖北武汉人。这位从事了40多年外交工作的老外交官，2003年6月成为伊拉克复馆小组组长，更成为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位在6名武警的保护下开展工作的外交官。在他的协调下，25小时内，成功解救了7名被当地武装分子绑架的中国人质，在局势多变的伊拉克，孙必干临危不惧的风范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 (记者魏娜 通讯员高翔)

　　桂希恩何以“感动中国”

　　如果不是艾滋病，他也许不会成为一位公众人物，但他的意义并不仅仅属于防艾事业。

　　在他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和责任，一位医生的职业精神，以及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和谐——

　　河南有一个家庭，4口人都感染了艾滋病，其中大儿子已于去年过世。

　　听说桂希恩是“2004年感动中国”评选的候选人，这个没有多少文化的艾滋病家庭，特别拜托一名志愿者替现有的3名家庭成员各投桂希恩一票。

　　他们说：“桂教授曾发自内心地帮助过我们，他的一言一行令人不得不感动。”

　　对于患者的痛苦，他总是感同身受

　　在西安读大学的肖童(化名)，因为一次手术输血感染了艾滋病病毒。望着眼前这名本该充满朝气的年轻人，桂希恩老泪纵横。

　　两年过去了，肖童的父亲至今还记得那一幕：“看得出，桂教授的痛惜之情都是发自内心的。”

　　对患者的痛苦，桂希恩总是感同身受。

　　随州市均川镇有一对母子都感染了艾滋病，7岁孩子的皮肤已经出现了疱疹，这是发病的迹象。趁着桂希恩到均川镇给艾滋病患者做体检的机会，妈妈带着儿子找到桂希恩，希望早点给孩子用药。

　　桂希恩详细地检查了孩子的身体后，摸了摸他的小脸蛋，笑着说：“好孩子，再等等，爷爷帮你去找像糖一样好吃的药，好吗？”

　　目前，湖北还没有针对儿童的抗艾药物，成人用药对儿童来说难以承受。回到武汉，桂希恩马上着手向国家申请儿童抗病毒药。

　　尽管桂希恩希望每一位患者都能得到妥善的救治，但艾滋病抗病毒治疗的过程非常痛苦，并非每个人都能够坚持。

　　随州患者董武(化名)在抗病毒治疗过程中，总是不按时去拿药，对医生的嘱咐也常当“耳边风”。桂希恩得知后，伸出小指头和董武拉钩，并拍下照片为证，让他保证以后坚持吃药。

　　因为艾滋病，桂希恩在60多岁的时候认识了500多个朋友(艾滋病患者)，而这个数目还在不断扩大。朋友来自各个社会阶层、各个地区，他们中间有很多人都定期和他通信。而每一封信，他都亲自回复。

　　为此，他还买了个手机，但号码只有艾滋病患者才知道。记者找他，只能打电话到办公室。他说：“这条热线是专门为那些患者朋友们而设的。”

　　【点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教授乔新生：知识分子肩负着特有的社会责任，是社会良知的代言人。但是，目前的知识界是如此喧闹，多少人都在向上看，或者朝资本靠拢。桂希恩却把目光投向了特殊的弱势群体，用自己微薄的力量唤醒社会良知。他是社会的楷模，也是知识分子的中坚。

　　他的一举一动，成了业界的“桂希恩标准”

　　南漳县艾滋病温馨家园主任胡志元，常常将“我愿意”3个字挂在嘴边。熟悉的人都知道，这是桂希恩的语言。

　　在与基层防艾人员讨论病情时，桂希恩总是说“我愿意听听你们的意见”、“我愿意跟你们一起研究这个问题”。

　　看望艾滋病患者时，桂希恩会说“我愿意给你提供一些帮助”、“我愿意看到你更好地活下去”。

　　南漳县是一个省级贫困县，那里的艾滋病患者生活更艰难。有些患者甚至抱着“病死好过饿死”的念头，拒绝到艾滋病温馨家园领取免费的抗病毒药。实在没有办法，胡志元和同事们就自掏腰包，对按时领药的患者进行“物质鼓励”。

　　“这些都是跟桂教授学的。”胡志元不好意思地说，“他不是经常掏腰包帮患者解决经济困难吗？我们的经费有限，只好自己少吃点少用点，筹点钱给患者家里过日子。”

　　胡志元认为：“也许我们没有桂教授做得那么好。但每当遇到问题时，我们总是问自己：如果是桂教授，他会怎么做？”

　　桂希恩的“认真”是出了名的。他总是执着地查找患者在治疗过程中身体指数变化背后的原因。为此，60多岁的他常常不辞劳苦，亲自为患者反复检查。

　　现在，桂希恩的这种对患者科学、负责的态度，已成为随州市性艾防治所所长周培林日常工作的标准。他说，这是“桂希恩标准”。

　　为了搞清楚中原地区艾滋病流行的真实情况，桂希恩曾做过很长时间的“地下工作”。因此，有人说防治艾滋病是“孤独者的事业”。

　　但桂希恩不赞同：“现在为艾滋病事业尽力的人已经很多。他们在很艰苦的工作条件下，冒着很大的风险，到处寻找患者、发现患者、说服患者、治疗和关心患者。”

　　而贯穿这一切的，正是“桂希恩标准”。

　　【点评】武汉大学医学伦理专家肖家炳：也许有人认为，桂希恩做的事情没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是自己也会那样。但是，不要说面对艾滋病患者，就是在普通的医疗岗位上，又有多少医生能像桂希恩那样，对待每位患者呢？在社会上对医生持怀疑目光的今天，我们从桂希恩身上看到职业精神的光芒，看到了一个完美的职业人生。

　　他用信任，重建被病毒破坏的和谐

　　去年中秋节，桂希恩收到一个特快专递。打开一看，原来是一盒月饼，上面写着：“桂爷爷，祝您花好月圆，中秋节快乐！”这份心意来自福州市的一名中学生。而他与桂希恩从未谋面，此前也没有任何通信往来。

　　这些年来，桂希恩见证了艾滋病在中国从“雪藏”到公开、从小范围重视到举国关注、从歧视到渐渐关爱的历程。正是在这个过程中，牵挂艾滋病患者的桂希恩，也成了社会各界牵挂的对象。

　　在桂希恩家住了5天，艾滋病患者程金临走前将一件新衬衣悄悄塞到桂希恩的枕头下。这件衬衣是别人捐给程金的，生计艰难的他却送给了桂希恩，因为“这位专家的穿着并不比自己好”。

　　有人说，艾滋病破坏了现有的人际关系，扩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信任和相互提防，甚至使歧视扩大。而在桂希恩与他的患者朋友之间，看到的却是相互牵挂、相互信任。

　　南漳县的黎林(化名)与妻子都是艾滋病患者。因为艾滋病，黎林感到“自己两口子已经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了”。2003年4月，他和妻子来到武汉找桂希恩。桂教授给他们安排了住处后，又带着他们去吃饭，就像对待远方来的两位朋友一样。

　　黎林记得：“桂教授每次来住处看我们、给我们做检查时，都不戴手套。我有时还提醒他防护一下。他总是摇摇手对我笑笑说，没事，这样不传染。”

　　桂希恩的这些艾滋病朋友，会定期找他拿药，寻求下一步治疗方案，而更多的是向这位亲人般的长者倾诉心中的恐惧和苦闷，寻找生活的勇气和生存的希望。在他们心中，桂希恩值得信任。

　　如今，桂希恩已经从武汉大学中南医院感染科主任的职位上退了下来。“无官一身轻”的他除了每周上一次专家门诊外，将全身心都投入到艾滋病研究工作中。

　　“我属牛，是一头老牛，已度过了5个多周期。老牛自知夕阳近，不用扬鞭自奋蹄！”

　　67岁的桂希恩以此勉励他的学生，也勉励自己。

　　【点评】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教授李国光：让患者和社会相互接纳、相互信任是艾滋病防治的首要工作。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乔新生：桂希恩的行为是一把标尺，衡量着我们国家的道德水平，衡量着医生的医德和公民的公德。桂希恩用自己的言行，为艾滋病患者营造了一个和谐的生活氛围。他用一颗平常心“让不正常回归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