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啸阴影下中国公民在行动

　　□王立彬(北京)

　　1月9日，设立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民间援助印度洋海啸灾区协调办公室提供的最新数字说，截至当日16时，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以及各地红十字会、中华慈善总会以及各地慈善会累计接受民间捐赠到账资金达1.2483亿元人民币。

　　印度洋大海啸，确实在中国引发了全新的慈善赈灾浪潮。政府出面的捐赠一再追加，尽显中国政府的诚意与责任感；而民间各种形式的捐赠活动，此起彼伏，连绵不绝。

　　也许确实要比港澳地区的同胞反应稍迟，但是中国内地民间自发的援助印度洋受灾国家的热潮，从黄发垂髫到民营资本巨子，从演艺者到修行者，正以持续扩大、前所未有的规模，让全世界刮目相看。

　　中国公民：发起最大规模

　　的民间捐助行动

　　2004年12月31日是上海市发起民间募捐头一天，而最早通过红十字会向海啸灾区捐款的名人，大概就是101岁的巴金老人。而在新年里，其家人再度来到上海市红十字会将捐款追加到6万元人民币。其家属一再表示，已度过101岁生日的巴金目前状况平稳，他一向最关心支援国际社会各项爱心事业，东南亚灾区告急，捐款当表率是巴老的心愿。

　　而在沈阳市，成为第一位民间捐款的是一位比巴老整整小95岁的小朋友牟奕。2005年元旦上午9时，牟奕在父母陪伴下，来到沈阳市红十字会捐上积攒了3年的177.21元零花钱，大约折合22美元。当天早晨，沈阳市红十字会通过电视台向全市发出给海啸灾区捐款的倡议。

　　一星期后，联合国秘书长科菲安南在东盟地震和海啸灾后问题领导人特别会议上，赞扬道：“中国沈阳一位名叫牟奕的6岁小男孩，将自己全部的22美元积蓄捐献给了受灾国。”这也是安南在多国首脑会议上公开称赞的唯一个体。牟奕小朋友3年积蓄的22美元在全球已募集的数十亿美元资金中，确实沧海一粟，但正是这一滴水映照出中国公民社会和中国公民精神的朝阳。

　　中国民间社会对他国灾难反应之快之强烈，令许多国际人道机构亦大吃一惊。“中国政府反应速度很快，但对全世界来说，真正让人记忆深刻的是中国民间的人道主义激情。”

　　美联社报道引述国际红十字会驻北京代表斯帕罗的话说，“中国民众对捐款的支持非同一般。”美联社报道称，为海啸灾区募捐的中国私人捐款的数量是史无前例的，尽管中国公众为外国灾民进行公开募捐的情况较少。

　　“中国的人民群众在这次事件中表现出的捐赠热情令人感动，这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精神，”中国红十字会联络部部长王小华说，“虽然这不是中国人民第一次自发捐助海外受灾民众，但这是捐助规模最大和热情最高的一次。”

　　人们见到，近日来，中国内地同胞与港澳台民众一起，到处呈现赈灾的奔忙景象，从而形成了中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对外赈灾活动。

　　尤其难得的是，虽然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有较大起色，人民生活也有较大改善，但至今中国仍属于发展中国家，中国人民总体上只是达到了小康水平，甚至还有近一亿人口生活在贫困线上。况且，中国也是自然灾害多发国家，每年少则数以百万计民众受灾，多则上千万甚至上亿民众受灾。应该说，中国自身的救灾压力决不亚于此次诸国的受灾情况。这就使得中国这次对外赈灾活动的热潮显出它的格外可贵。

　　在印度洋海啸造成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中国香港特区多个民间机构根本等不到元旦，就开始为赈灾举行各种募捐活动。应当承认，相较之下，甚至直到2005年元旦3天假日结束后，除内地官方提供的援助外，民间仍然较少募捐行动。

　　“其实已揪心了好几天，看到香港市民大规模自发募捐的报道，我们一家三口都很着急，我爱人老是嚷，怎么上级还不通知捐款啊！”一名北京市民曾如是对媒体说。每日看到电视报刊上的惨绝人寰的悲剧，这种“希望我们也帮上忙”的心态，在中国数以亿计的城镇居民中间非常普遍，但是“我想捐款，应该怎么办呢？”的传统心态仍然一度表现出来，直到北京一些演艺界人士终于忍不住，几个“大腕”集中到一家酒吧协商成立自发的“办公室”类的东西来捐款，据说由于担心引起猜测，对于“办公室”的称呼还非常犹豫，直到中国红十字会、中国慈善总会等迅速赶上“节拍”。

　　其实，“宅心仁厚”的中国人，从来就不乏同情与慈善之心，不过在内地这种善举长期以来由行政机构主持，每当内地发生重大灾害，行政部门都会“动员”人们捐钱捐物，在不少机关企事业单位，款额还按行政级别区隔开来。这些“动员”大都带有“上级”指定色彩，也养成了一般人等待“动员”的习惯。

　　“元旦放假，但灾难没有假期。”公民们终于等不及了，而这种主动爆发的热情最为感人。据了解，北京78岁的周谨，元旦这天就托民政人员转交1800元人民币捐款，这是她手头上仅有的现金。“我都这么一把年纪了，手里留着钱也没用。我帮不上别的忙，就捐点钱吧。”这绝非唯一的事例，也绝非北京才有的事例。

　　北京市一个居委会的周建芳大妈说得好：“新中国成立以来，不知道参加了多少回募捐活动，这一回最特殊。倒不是说受益人完全是外国人，而是事先根本没有做过任何动员，群众自发的捐赠热情从没有这样高涨。”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确实是海内外中国人引以自傲的一种传统美德，港澳市民在内地多次水灾的赈灾中，一再体现了这种“四海一家、风雨同舟”的热血之情。但是，中国内地民众能够在这次印度洋地震海啸灾害中发扬这个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堪称来之不易。正如《香港经济日报》刊文所称的那样，这是中国执政党和中国政府近年来坚定不移致力于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巨大成果。

　　在网络空间中也有极个别的人质问中国普通人“为什么在1998年长江大洪水中都没有这么激情澎湃”。其实，这种似是而非、刻舟求剑式的“提问”，完全忽视了最近几年中国跨入国际社会的步伐之大。

　　现代社会的基石是公民意识，它包括公民的权利意识、民主法治意识和参与意识。而唯有公民参与意识才能为中国政治民主化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这也就是“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健全社会风气。在世界市场形成和全球化时代，这个“人人”既超越了乡里，也超越了国境。

　　公民行动呼唤更旺健

　　的公民组织

　　前文说过，当几位著名的演艺界人士急不可耐地要组织募捐行动时，情急之下曾经设想组织一个“办公室”，最终只能不了了之。中国内地没有演艺人员统一的组织，在演艺人员五花八门、甚至超越国界的情况下，曾因“走穴”就焦头烂额的艺术行当的行政组织也是束手无策，在灾情似火的情况下，演艺界也只能群龙无首。

　　当笔者截稿时，由“北京青春奥运志愿服务团”等社会团体联合主办、20余家首都新闻媒体共同发起的大型赈灾义演《爱，来自中国》在首都体育馆举行；“中国曲艺家协会”也于10日晚在民族文化宫大剧院举行义演。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经纪人说：“好多明星需要克服巨大困难，有的肺都唱痛了。因为不少人已经连续参加多项赈灾义演，他们仍都表示要以饱满热情完成此次重要演出。你知道，前些天是自发组织的义演，没想到10多天了，一些有行政色彩的组织才提出义演，大家吐血也得撑到底。好在钱花给灾民，值！”

　　无数中国市民通过凤凰卫视看到数以十万计的香港同胞跑出家门捐献时，也面临不知道找谁的窘境。“居委会大娘说了，街道办事处的同志也很着急，但没有上面的通知也不知所措！”

　　中国人民大学的毛寿龙教授在总结2003年中国人民战胜萨斯疫情时，曾经高度评价公民及公民社会组织的巨大作用。2003年4月10日，南京一些社区市民在没有任何一级政府行政命令的情况下，以媒体报道的新闻资料为指南自发采取行动。

　　“它比南京市政府发布防治萨斯有关规定的日期早了十几天，比各级政府下令排查来自‘疫区’人员的行动也早了近20天。这些预备性的运作，对减少居民的恐慌情绪，为更艰巨的防萨斯工作赢得了时间。”当时，南京的志愿者，几乎每个社区都有数十名帮助居委会工作，有的志愿者一个社区就有100多个。他们帮助张贴防萨斯的宣传海报、横幅，给隔离的居民买菜购物，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和检查等。

　　“萨斯危机需要市民社会，市民社会通过萨斯危机显示了自己的力量，与此同时也显示了中国市民社会发育的基本缺陷和问题。”

　　改革开放前，中国城市成年居民不外行政单位、事业单位或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个体只有通过各自“单位”才能获得生产与生活资源，私人没有多少自由支配的资源与活动空间。改革开放20多年后， “单位”已不再是城市唯一的组织形式，城市公民人口结构已经呈现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政府也需要一种新的组织方式以减少社会管理成本。在这种背景下，从1984年开始，中国城市的非营利组织、民间志愿团体进入了快速发展期，其地位和作用日益受到人们重视。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许延根(Edgar Cua)副代表透露，由于中国经济飞速发展，从2001年起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不再接受中国申请低息、长期的软贷款，但实际上针对中国的援助计划事实上仍在扩大。《亚洲开发银行中国代表处2004～2006年发展战略》草案显示：在未来3年内，对华的援助贷款将由每年10亿美元提高到15亿美元，增幅达到50%，贷款利息也将大幅降低，由原来的5%～6%降至2%左右；其中84%的资金将投在西部地区。

　　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跨政府组织和非政府组织这两类援助提供机构出现了基本上相反的趋势。在非政府组织方面，有更多的援助资金正计划进入中国。庞然大物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盖茨基金会等，他们并非不知道中国仍有数目惊人的贫困人口、环境问题、艾滋病问题，但他们多数不太愿意将资金注入“官方背景”的机构。这一点，中国正在理解。而这将成为推进中国非政府组织发展的巨大力量。

　　中国已经认识到，非政府组织在国际舞台上具有极为强大的生命力。

　　中国民间资本界：

　　一场财富跑道上的公益跨栏赛

　　张朝阳捐出当年创业时的座驾：价值40万元的切诺基吉普，亚信CEO张醒生捐献了一部1892年中国最早的古董电话(据说目前中国仅存两部)，潘石屹将尚都的一套市场价180万的100平方米的商品房捐献出来，阿里巴巴CEO马云将跟随其1年多时间的斯柯达2004轿车捐献。

　　这是阿里巴巴、淘宝网上公布的部分最新数据。也是《21世纪商业评论》与搜狐财经联合发起“亚洲家园”2005企业公民行动倡议后的最新收获。上述物品都从1月9日开始在淘宝网上一元起拍，持续时间一周。

　　“在赈灾过程中，中国企业和企业家不仅为灾区人民尽早走出苦难有所贡献，而且更深切地体会到一个中国的企业公民的责任与担当。这个担当，体现的是中国人的真情，而试图达成的，则是整个地区的合作与团结。我们呼吁，有更多的中国企业站出来，来体现中国人对于亚洲安宁的一份真情与道义。”宣言说，企业家群体要担当起灾难来临时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要赋予财富精神的力量，这也是20岁的中国企业家群体在抗击SARS疫情后的又一次携手。

　　非常有趣的是，近期欧洲货币(中国)与中国社会工作协会企业公民工作委员会共同制作和发布了《2004中国大陆慈善家排行榜》，这是内地首个此类榜单。在此榜中，黄如论成为中国最慷慨的慈善家，他在过去一年中捐赠额就达到2.1亿元，主要用于教育和非典项目。据称，50位慈善家在2003年总共捐赠了10.29亿元的现金和物资，平均每人捐赠超过2000万元。稍后几天在上海发布的《福布斯》2004中国慈善榜的桂冠是捐款额达3447万元现金的上海瀛通集团。

　　胡润版慈善榜以“寻找中国的卡耐基”命名，其最大长处在于明确了候选人为民营企业家。在中国，慈善捐赠的主体长期是政府劝募：国家机关、国营企业的捐赠和个人的数额不大的捐赠占有较大比重。近几年民营企业经济地位的崛起，使民企老板成为最具捐赠潜力的群体。

　　新兴的中国企业家在行动，他们开始思考卡耐基的名言。这位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奠基者之一在1889年发表的《财富的福音》中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而富有，朽而蒙羞。”

　　两大慈善榜，在这个特定时刻诞生，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公认的事实是：不管怎么解说,如果财富和道义不能结伴而行,甚至形同冰炭，那么支撑13亿人的社会生态就会出现可怕的断裂。这种断裂产生于财富的背后，蔓延至财富的前路。

　　胡润版中国富豪慈善榜在发布时声称：“这是我们寻找中国卡耐基的第一次尝试，我们看到，中国的卡耐基正在路上。”“在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对于企业社会责任，或对企业公民的要求会日益强烈，同时一个公民社会的兴起，一种社会善治(good governance)的形成，也离不开更为积极的企业投身于社会的机制。”

　　显而易见，2003～2004年中国慈善榜的主题词是“抗击萨斯”；毫无疑问，2004～2005年中国慈善榜的特征是“慈善无国界”。印度洋海啸考验着中国的慈善机构、考验着中国的富翁和富婆们。就像人类历史印证的那样，相对清贫的人总是愿意把手中唯一的大饼分一半给饥饿的人，因此中国亿万普通人率先经受了这场考验。

　　2004年12月26日，印度洋大地震并引发大海啸，生灵涂炭，天地同悲。而中国公民和中国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自发行动，显示着中国人对超越国家、民族、信仰和历史恩怨的人道主义、人类友爱等普世价值的深刻认同。这是属于中国也是属于世界的一个发现、一个惊醒和一个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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