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载，中国人口在新年1月6日达到十三亿。这个消息意味着什么，当然不是几句话能说清楚。关于此事，看到一条新闻，那第十三亿个小公民将于“1月6日零点后在北京妇产医院出生”，所以前一天“中央电视台转播车将进入妇产医院进行直播”：“1月6日零时02分，一个体重3660克、身长52厘米的男婴在北京妇产医院诞生”；事后，国家领导人还到医院看望了这位幸运的小公民。
十三亿人的大国，要精确判断哪个新生婴儿是第十三亿位公民当然是不可能的。全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五十六个民族，每分每秒都有人出生，去世。生死相抵之后，即使能即刻知道全国的生死状况，也不可能判明谁是第十三亿个公民。从统计意义上来推算，北京的人口，往大里算二千万，也只占全国人口的1.54%.这第十三亿位小公民出生在北京的概率，不会高于1.54%.合理的猜想，这是一个象征。是要有那么一个婴儿，来标志我国人口的历史性阶段，有关部门需要一个新闻来宣传中国人口达到十三亿这一事件。这无可非议。可是我想，我们能不能借这样一个历史时刻，也提醒自己一个容易熟视无睹的事实：我们公民们的社会差距正在拉开。新生的小公民们，他们睁开眼睛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存在不公的世界，他们将要跋涉的生活之路是有天壤之别的。
人类拥有“人人生而平等”的理想，已经有几百年了。人们曾经以为，别人有三个苹果，我只有一个，就可以去拿来一个，大家都是两个，实现“平等”。以血的教训，人们才理解这是错的。那么，什么是平等？
在将近两百年前，美国的先贤亚当斯说过，“凭常识就可以判断，这句话不是指所有的人在实际上都能够平等”，就像“不可能人人都一样高、一样强壮、聪明、英俊、和活跃”，也不能人人都出生在同样富裕的地区和家庭。
因此，这个理想是在要求社会给公民以机会的平等，“人们能够实现权利上的平等”。
这也是后来托马斯·杰弗逊的名言：“人人生而平等，都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看上去，这样的说法很抽象。其实并不然。
前代人在北京建起了十大建筑，现代人手里，北京已是世界大建筑师们的梦中天堂。拆掉了文化古都，建起了一个新城，本意却是一种优惠。因为无论拆也罢，建也罢，都是要花钱的。这些钱来自全国各地。北京人在天子脚下得到优惠，我们久而久之都已经习惯了。这位小公民，生而为北京人，长大跨进大学的时候，门槛都会比外地人降一截。
我想起龙应台女士讲到她自己当官后的惶恐。当她要拿出一个建剧场方案的时候，她不得不想，这些钱是老百姓交上来的税金，包括那位卖菜老婆婆每天一分一厘扣出来的钱。建了剧场，高雅的交响乐和歌剧有了一个好地方，那么喜欢听歌仔戏的老婆婆呢？歌仔戏能不能进得了这样的剧场？如果进不了，如果歌仔戏就是要在街头广场演出才有观众，那么，在修建高雅剧场的同时，我这个文化官员，能做些什么来改善街头广场歌仔戏的演出条件？如果光建剧场满足了交响乐歌剧一族，却无视歌仔戏的演出，岂不是对卖菜老婆婆们的不公？
只有每个人自己有这样的意识，我们的官员才会有这个意识。否则，以后的小公民出生，我们只能祈求上帝，让他们个个都诞生在北京城。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也在想，在这样历史性的时刻，为什么不能用掷骰子抽签的办法，来确定这象征性的第十三亿位小公民？假如非要以“指定”的方式，为什么不能让命运之神光顾穷乡僻壤，让幸运之儿降生在大山里？
我不得不承认，第十三亿位小公民只是一个象征，谁当都一样。这是一件小事。但是这位小公民诞生在北京妇产医院而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却不得不让我想到，其实，现实中的社会不公就是这样“理所当然”地一点点积累出来的。
作者：旅美知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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