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晚报独家责任:禁赌风暴中公务员的百姓权力(2)

　　公务员是否拥有“百姓权利”？

　　在这次波及全国范围的禁赌风暴中，值得关注的是，一边对党员干部的要求越来越严，另外一面却是对百姓权利的松动，一个疑问是，对拥有政府职位和老百姓双重身份的公务

员来说，如何在节日期间约束和放松他们的行为？或者说，公务员是否拥有“百姓权利”？

　　河南大学哲学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庞红铸认为，政府官员首先是公民，然后才是政府官员。党员干部与普通百姓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不同的只是社会角色和工作岗位的区别。

　　“既然国家允许百姓可以在娱乐时带有少量的彩头，那么对于党员干部来说，在私人生活的空间中，也可以有这项自由和权利。”庞红铸说，作为公民，在私人空间里，党员干部和百姓一样，都是社会人，在中国的传统节日中与亲朋好友适当的娱乐赌博，应该是被允许的。

　　当然，国家出台严规约束党员干部的行为，也并不是空穴来风。庞红铸同时认为，虽然从理论上来说，党员干部与老百姓在私人空间中拥有完全相同的权利，但是，现实的问题是，由于掌握了社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公务员的私人空间也可能会被腐败渗透，利用这个空档进行腐败交易，这已经成为一个相当严重的社会问题，从严要求公务员具有现实意义。

　　一个可供参考的例子是美国的做法，美国虽不禁止公民赌博，但决不允许公务人员赌博，更禁止以公款赌博，一旦发现，严惩不贷。由此，庞红铸得出的结论是，公务员具有比普通百姓更多腐败的空间和可能性，加上学识、形象等问题的考虑，对于娱乐赌博的“百姓权利”从严考虑是比较现实的做法。

　　官员禁赌的背后

　　这场主要针对党员干部的“禁赌风暴”在得到百姓赞赏的同时，也引起了一些评论家的反思，他们认为，在这场风暴的背后是，相当严重的官员赌博问题。

　　时评家王建章甚至直言不讳地说，从中央高规格的官员禁赌行动中，我们可以清楚地感受到“官员参赌”的问题已经非常严重了，不然国家不会采取这种铁的手腕。

　　事实确实相当的严重，根据媒体的报道，可以触摸到这个问题的脉络。在我国周边地区已经形成一个从韩国、朝鲜、日本，到泰国、缅甸、马来西亚、菲律宾、印尼，一直延伸至澳大利亚及欧美的庞大“赌博网”。这一网络每年吞噬亚洲国家约140亿美元(约合人民币1100亿元)的资金，其中大部分是来自中国的。 在赴境外赌博的中国人当中，有两类人引人注目：一是政府官员，二是国有企业负责人。他们的赌资几乎都是来自公款，少则十几万、上百万，多则几千万、上亿。

　　最著名的例子是，原沈阳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曾频繁利用周末时间飞赴澳门赌博，有一次他们一伙人3天内就输了上千万元。短短两年就赌掉几亿元。原广东省台山市体育局局长李健扬，1999年至2001年间，到澳门赌博100多次，其中一个月就挥霍公款700多万元。原广州市番禺区区委书记、区政协主席梁柏楠，在澳门赌输后被扣作人质，最后只好打电话让其下属陈某带20万元港币将其赎回。还有，1999年上半年，在中央党校学习的蓝某私自跑到香港去赌，一天就输掉350万元。

　　还有一个佐证的事实是，1月17日，《新京报》发表消息称，在禁赌风暴刮起的半月内，已经导致了包括被指为官员豪赌天堂的朝鲜英皇赌场在内的82家缅甸、老挝赌场倒闭，另有2家越南赌场停业。

　　党员干部参赌带来的是严重的后果，这是不容怀疑的。赌博这种形式已成为滋生腐败、权钱交易的温床，成了下级向上级、“老板”向官员行贿的重要渠道。而且党员、干部的赌博行为已与经济腐败案件相互交织，往往在赌博案中挖出经济案，经济案中带出赌博案。

　　来自党员先进性教育的约束

　　“除了运用强硬手段大规模的禁赌之外，目前党内正在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也是阻止官员赌博的良药。”河南大学马列德育部副主任赵连文认为，目前正在全党上下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恰逢其时，对于破解公务员参赌问题是一个有效的促进。

　　赵连文对《郑州晚报》独家责任记者说，党员干部从群体上来说是民族精英的一个代表，无论学识还是品德等方面都应是人民的楷模，因为掌握了人民赋予的权力，因此应当有着更高的要求，但是近些年来，在少数干部中却滋生了赌博痼疾，严重影响了党员干部的群体形象。

　　赵连文认为，党员干部参与赌博归根到底是一个思想问题，仅仅从严规惩治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而目前正在大规模开展的党员先进性教育则更能有突破这个难题。

　　“党员先进性是从更高的层次和更严的要求方面对党员干部进行约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比禁赌风暴更为有效。”赵连文说，党员干部因为工作性质和社会责任感的不同，应该表现出更高的姿态，因而在禁赌风暴中应该舍弃“百姓权利”，告别不良行为，根除痼疾，从而成为百姓的楷模。(郑州晚报记者 尹海涛 实习生 马纪朝 /文 廖谦／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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