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闻周刊人物:我国赴印度洋海啸救援第一人

　　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后，联合国成立“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郭迅作为该组织在中国的五名队员之一，一般情况下一年只象征性地拿一美元工资。然而，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他成为中国踏上灾区救援的第一人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哈尔滨)建筑工程室主任郭迅，是在2004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多接到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副司长陈虹电话的。当时，印尼苏门达腊附近发生的大地

震刚过2个小时，郭迅正在北京开会。

　　陈虹告诉他：已经接到了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发来的第一号指令(即M1) 实际上，这是一个警报，告知已发生的地震及海啸，询问有谁能够马上出发。

　　陈虹、郭迅、及郭迅的同事孙柏涛等一共5人，都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所属的灾难评估与协调队在中国的队员，在全世界，这样的队员共有100多名，他们都在同一时刻，收到了联合国发来的通知。

　　郭迅当即表示，我马上可以出发。消息即时传回联合国。

　　下午1点，联合国的第二号指令(M2)来了。这次是宣布马上要出发的人员名单和目的地国，郭迅已经名列其中，要去的灾区，是当时所知灾情最严重的斯里兰卡。

　　郭迅说，那时甚至连出国的现金，都是地震局的一位司长现场向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借的，共凑了800欧元。当天晚上10点，郭迅跑到街上的商店里，只买到20包榨菜和2袋奶粉，这些食物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第三号指令(M3)是27日的凌晨3点发来的，这回是发给郭迅个人的。指令告诉他将要去的行程、任务，那边的接应人等等。地震局的同志通宵工作，帮助他准备好相应的文件，早上9点半，郭迅离开了中国地震局赶往机场，只身登上了中午12点15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

　　28日的凌晨1点，郭迅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灾难，是毁灭性的”

　　中国新闻周刊：为什么这次联合国首先指派你们去的是斯里兰卡，而不是印尼或其他受灾国？

　　郭迅：联合国的程序是这样：先发出警报后，马上与受灾国联络，问他们需不需要联合国的灾难协调援助。斯里兰卡反应得最迅速，立即说需要，而且国家也马上进入了紧急状态。

　　中国新闻周刊：你当时除了物质上的准备，是不是也要从专业上做好救灾的准备？当时对斯里兰卡的灾情有一种什么样的估计？

　　郭迅：实际灾情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走之前，告诉我的信息说死了600多人，到现场我一看，光一个省死者就达到了5千人。这与我在飞机上想象的差得很远。在飞机上，自己一直在脑子里反复勾画，默诵当初在培训班上学过的课程，到了那里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我当时想象，建筑物和桥梁，可能还都保存了不少，这样我可能会在房屋安全的鉴定上花很多时间——但是等我到现场一看，凡是过水的地方，90%的房子都不行了。

　　以我以往参与过的灾难救援看，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灾难，是毁灭性的。

　　中国新闻周刊：你去的是加勒，是灾情很重的一个地方。你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郭迅：我们6个人分了工，每人负责若干地区。我被分配到加勒和安博托特省。加勒是个半岛，它几乎被海水从东到西贯穿，全部被淹没了。我看到，海拔五六米以下的地区，一片狼藉，没有任何生机；因为我们到达时已经是第三天，大部分尸体已经清理了，但是，整个半岛没有一处不弥漫着尸臭。

　　我们的工作不是去一线挖尸体，也不是去抢救伤员。我们所做的，始终是围绕着信息：哪些地方受灾，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死亡多少失踪多少，无家可归多少；建筑方面，损伤有多大范围，道路、电力设施、通讯、供水、医院、学校、农田、生产生活物资各种损失的估计；灾区需要哪些物资和服务，比如食物，生的还是熟的，宗教习惯不同，所需也会不同。

　　中国新闻周刊：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是给后来的救援队做一个打前站的工作？

　　郭迅：对，可以这么说。

　　中国新闻周刊：那你具体是怎么来做灾难评估的呢？

　　郭迅：具体是这样进行的：我沿着海边，挑选一段人口比较密集的典型的破坏区域，顺着海岸线走50米，垂直方向再走50米，做出一个方格，然后数，这里有多少栋房子。因为房屋倒塌后，地板还留在那里，能看得出来。这就可以算出，这里有多少栋房子，建筑面积是多少，有多少户，以平均每户按6口人计算。这样就估算出了建筑损失和人员损失。和他们本地人报出来的数对比，通常我们统计的数字都比他们报的要多。

　　那天，郭迅在加勒，一共选了大小不等十个点进行测算，他穿着联合国发的厚厚的服装，在三十四五度的高温下，背着装载着照相机等各种装备的大包，徒步穿行在废墟上，从天刚亮一直干到天黑，人几乎要虚脱。他一天没吃东西，也想不起吃，一共喝掉了8瓶水，却没有小便，因为身上的水分都随着汗出去了。他说，眼前看到的情况惨不忍睹，身体极度疲惫,那天的感受“无法形容”。

　　救灾并不等于去献身

　　中国新闻周刊：灾难评估这个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新鲜。

　　郭迅：它起始于1988年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那场地震，世界各国都派去了救援队伍，结果现场发生很多混乱和浪费。比如说这个地区，可能需要1000顶帐篷，结果送来10000顶；那个地区已经有了几支队伍，工作场地就这么大，却又来了许多队伍，而其他地方却一个人也没有。

　　灾难过后，大家觉得需要一个超越国家的力量来协调这种事。到1989年，联合国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从全世界来选队员。这些队员都是义务性质的，平时没有任务时，一年象征性地给1美元的工资。

　　中国是在2002年才加入这个机构的。1999年，台湾发生了大地震，当时大陆这边也想过去协助救援，可台湾方面不同意，表示他们只接受国际性的援助。这时，我们才了解到，国际上有这样一个灾后评估协调组织，后来我们向联合国提出申请。然后，联合国委托国家地震局代表他们组织考试，中国共有20人参加考试，最后选出5个。我是里面年纪最轻的一个。

　　中国新闻周刊：后来你又参加了联合国的相关培训？那种培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郭迅：那是2003年在日本神户，一共培训了17天。课程包括如何对待灾害，在现场如何保护自己生命，怎样对待受灾地区的人民，怎样协调世界各国来的救援队伍，还包括怎样对待媒体。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教官出的这样一道题：当你知道那里有受灾群众，也知道那里有地雷时，你怎么办？按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宁可自己牺牲，也要去完成救人的任务，要有献身精神嘛。但教官说不对。当时我们的学习，就像是打游戏一样，所有的问题都答对了，才能进入下一关。这一关我们就过得很费劲。答案应该是：首先搞清楚，谁能够去排除地雷，附近和谁联系距离最近，花的时间最少，排除危险以后，才能进入灾区。

　　中国新闻周刊：这次到斯里兰卡救灾，也体现了这个原则吗？

　　郭迅：我看到的来自发达国家的救援队就是这样。有一支德国队伍，共17个人，随身运来12吨物资，有三分之一是给自己用的，除了吃的喝的，连卫生纸都运来了。但是这支队伍，却是非常有职业精神。那天我亲眼看到，他们在高温下干得大汗淋漓，非常卖力。

　　所以现代救援，不是凭献身精神一腔热血就可以的。

　　中国新闻周刊：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外行人看不到它的危险，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又想得过于可怕？

　　郭迅：有一些危险，比如传染病的发生，是悄悄进行的，并不是马上会发生。但有些时候，比如在地震现场进入已经倾斜开裂房屋，别人看起来很危险，其实，我心里有数。我会判断，房子属于什么结构类型，比如框架结构就比砖混结构结实；如果是正规设计的，就要比非正规设计的更好，可以“坏而不倒”。这里需要专业书本知识，更需要大量实践经验。

　　郭迅说，当上联合国的灾难评估专家，外语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专业基本功扎实。比如一座桥梁，已经损坏，你在现场要能迅速判断出它能不能通过大型运输车，全凭专业水平。当被问到通过了联合国考试的感受时，他老实地答道：我是听说，考上了就能有一本联合国签发的能够去各国落地签的护照了。本刊记者/黄艾禾 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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