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落马背后(2)

　　1000万美元哪里去了？

　　李达昌究竟身犯何事？四川省人大的一份报告说，1997年元月，经国务院领导同意，由财政部拨款1亿元人民币给中国进出口银行，再由进出口银行向原四川省政府直属企业中川

国际公司提供5年期1000万美元专项贷款，作为赔偿风险准备金，以解决中川国际承建的乌干达欧文电站出现的工程问题。而李达昌“无视国家关于专款专用的规定，不顾四川省政府向财政部作出不动用该款的承诺”，多次批准挪用，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涉嫌滥用职权罪。

　　乌干达欧文电站扩建工程，是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对乌干达投资的项目。1993年11月5日，中川国际与业主乌干达电业局签约。1994年1月，该项目正式破土动工。但据中川国际在1996年的年度报告中说，“因标价过低、合同本身存在严重缺陷、周转资金不足”等原因，加之业主代表及监工多次制造障碍，导致该公司被终止合同关系。当时乌干达方面提出了赔偿要求。

　　知情人说，1000万美元的事也许只是一个导火索，李达昌究竟还牵涉了哪些问题，有待进一步调查。

　　目前媒体普遍认为，是原四川省机械设备成套局局长郑安卡的问题带出了李达昌。在李达昌当财政厅长期间，郑安卡是财政厅工业交通处处长，与李达昌过从甚密。郑安卡在任成套局局长前，曾担任中川国际公司的总经理，据透露，郑获得这两个职务都与李达昌的扶植有关。

　　2002年郑被发现在中川国际总经理、成套局局长任上有贪污受贿行为，2004年12月6日被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5年。

　　但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实际上是李达昌的问题带出了郑安卡。中川国际有两个重大的问题，其一，就是动用国务院专款，其二，是与深圳通富达公司重组问题。

　　国务院拨付的1000万美元到哪里去了？据查，这笔钱在1997年陆续到达中川国际的账上，当年中川国际董事长兼总经理被撤换，其后由戴宝成担任董事长，谢成荣(现水电厅厅长)任总经理，谢上任不到3个月，又换了单晨光任总经理，郑是在1998年1月被任命为总经理的。郑安卡在辩护词上说，到他上任前，这1000万美元已所剩无几。那么，这1000万美元到底哪里去了呢？为什么中川国际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连换三个总经理？这一切目前对公众还是一个谜。

　　与四通投资有限公司控股的通富达公司重组一事显然是中川国际最大的问题。根据公布出来的情况，通富达公司于1999年5月完成对中川国际的控股。郑安卡的辩护律师说，通富达公司采取了空手套白狼的经典手法，在控股过程中几乎不费一枪一弹。而此后，“中川国际”陷入了“重组陷阱”，资产不断遭到抛售。重组给中川国际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涉案18名人员在2004年7月28日被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其中12人被警告、罚款，郑安卡也在其中。

　　郑安卡在一审辩护词中说，在重组期间，他对丛钢(深圳通富达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1999年5月该公司控股中川国际公司)等人侵吞国有资产的企图有所察觉，便积极运作，提前准备，将中川公司在国外能处置的资产变卖，集中成780万美元存进中川国际在乌干达和香港两地的银行，后又将这笔款打到四川省财政厅指定的账户上。

　　根据调查，变卖资产所得的780万美元确实进了财政厅指定的账户，但郑安卡最初的意图果真如他所说是为了防止丛钢侵吞吗？像变卖资产这么大的事他能作主吗？如果不能，谁又在支持他？意图何在？

　　李达昌跟重组案是否有关？目前有关方面正在调查之中。

　　“双面”李达昌

　　李达昌给人的印象人言人殊。有媒体说，“李达昌教授显得很儒雅”，但也有一名跟其接触较多的成都记者说，李达昌说话“口水嘀嗒，拖泥带水”，没有一点儒雅的样子。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覃天云说，中等个子的李达昌有点秃顶，咋咋呼呼的，没有什么风度，“把他往人群中一放，绝对没有人会认为他是一个高官，或者一个教授”。

　　许多人认为，谦恭礼让、小心谨慎，是李达昌的个性特征。持此观点的人讲了一个细节，李达昌接受一家媒体采访，记者开口叫“李省长”，被李达昌打断，李笑着说：“大家都叫我‘李老师’，有些同志虽然不是我的学生，叫我‘李哥’也挺好嘛。”类似的故事很多，给人的感觉是，虽然李达昌步步升迁，但他基本上和从前当老师时没多大变化，李因此在官场、学界都颇得人缘，“知识分子官员一般都这样，没什么好奇怪的。”西南财经大学一名教授总结道。

　　李达昌对此颇有些自得，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从来没有用官本位的意识来看待自己的职务。很多接触过我的人，都说我没有官架子。我这个人性子急一些，但从来没有以势压人、以权压人，更没有以权谋私。与人相处都是平等相待。”

　　但也有人不这么看。据报道，在他当任的一次外商与记者见面会上，工作人员要记者按设定的提问单子提问，有一位记者却拒绝，提出有关投资环境不良的问题，记者会上有人为此鼓掌。李副省长当场就勃然大怒，教训了记者，事后还羞辱记者。这“与他的自我表扬相去甚远”。

　　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前院长刘茂才跟李达昌有过较多的接触，在他看来，李达昌的谦恭总给人一种“太过而至于虚伪”的感觉。“2001年我退下来，在北京碰到他，他很热情地到我房间来串门，约我打保龄球(李达昌最大的喜好就是打保龄球)，我说我喜欢打麻将，他就陪我打了一个晚上的麻将；第二天上午他叫人陪我打保龄球，下午又亲自陪着打了一下午。”刘茂才说，他当时想，一个副省长，每天有多少大事等着办，花这么多时间来陪他这没什么事的老头子——对退休了的老同志，或者说对他这个知识分子再尊重，也不至于这样吧？“我感觉他是刻意这么做的。”

　　李达昌的好做学问确实给很多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李达昌做财政厅长时，经常往社科院跑，他热衷研究一些经济问题，喜欢跟社科院的研究员一起搞课题———李达昌对外宣称他著有数百万字的学术著作，不过其中很多是由社科院的研究员们执笔写的；他还喜欢跟有影响的学者交朋友。

　　“这是他的一种兴趣，但这并不说明他不想做官。恰恰相反，他对做官有着强烈的欲望，是属于千方百计想做官的那种知识分子。”刘茂才说，1980年代，李达昌还是德阳市副市长时，刘去德阳调研，那时刘是四川省委智力开发规划办公室的主任、智力开发者学会的会长，他提出了一个超前而重要的观点：人才取胜、智力取胜。四川省委高度重视，采纳了他的智力取胜战略中“大胆起用有争议有能力的人”的建议。李达昌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信息，自告奋勇担任了该学会德阳分会的会长，“我感觉他很虔诚，他天天来汇报，对我说，‘我是你的部下’，那时我就对他有印象。”刘说，当时的李达昌表示对他很崇拜，称他是“推动全省改革发展的先行者”。

　　“显然他在我这里发现了机会，升迁的机会。”刘茂才不胜感慨：后来在很多会议上，他多次提到，德阳那个李达昌是个人才，这对李的升迁有很大的帮助，“我很清楚他的目的，但我觉得他确实应该得到更大的发展，公平地讲，他的经历(第一批研究生中的第一批从政者)很值得骄傲，因为我一直在呼吁，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进入高级领导的行列”。

　　李达昌曾经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我卸任任教，不是心血来潮，不是官场失意，不是别出心裁，而是一种水到渠成的自然选择，不值得大惊小怪。”事隔半年再来看其辞官从教的动机，很多人以为，这样的话语已经不足为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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