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原副省长李达昌落马背后(3)

　　监控体制须加强

　　四川省人大常委张世昌认为，李达昌之所以能滥用职权，反映出政府和人大在体制上监管不力的问题。据了解，四川省人大现正在细化对专项基金、预算和决算以及国家投资项目的监控条款。

　　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说，李达昌事件说明加强财经纪律的必要，人们对那些往自己腰包里装的官员很警惕，对此类行为的概念比较明晰，但对那些违反财经纪律的行为却没有什么明确的规定，因为不往腰包里揣，也没人追究责任，反正公家的钱花在公家身上，正是那句话，“世人但知贪官之祸而不知清官之祸”，因此国家正在起草旨在加强领导干部约束的财经纪律。

　　毛寿龙认为应该加强问责制：第一，在技术上对此类行为应该有一些明晰的规定。第二，领导干部在批准使用经费、资金时，应该从程序上做到公开公正。第三，制度上，应建立公共财政制度，确保领导干部的职权行为是为公众服务。第四，领导干部出现财政问题，应该承担小到行政责任、大到政治甚至刑事责任。

　　而首都经贸大学博士焦建国在接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认为，“实际上我国地方财政资金都是由当地党政一把手和副手支配使用的，这早已是潜规则。普通老百姓并不知道这些资金从哪里来，又花到哪里去。事实上，这些领导干部对财政资金的签字使用权都有一个既定的默契。对于公共财政资金的使用，我国还缺乏一个刚性的规则，大多都是在潜规则下操作出来的。”

　　而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辑黄苇町说，无论领导干部如何自律，还是得从体制上加强监控。我们目前的许多监控措施已经较为成熟，但关键在于落实，对任何人要一视同仁，不要让一些人处于监督视野之外。

　　退职从教依然是趋势李达昌落马，很容易将公众的目光引向知识分子官员这一群体。

　　四川省社科院前院长刘茂才多年前便致力于向四川省、向中央呼吁，让知识分子特别是高级知识分子步入政坛，他说，知识分子从政，是这些年在干部队伍知识化、年轻化大背景下，知识分子路线改革的一个重大举措，也是大势所趋。

　　在四川，从高等院校、科研机构下派学者到基层任职，已经经常化、制度化，1980年代中后期始，每年四川省委组织部都要下达一些任务，从四川省社科院及一些高校选派学者、教授到一些市县党委、政府挂职，社科院每年有一两个学者或研究员到基层挂职，一般为期3到5年。“这样做至少有两个好处”，刘茂才说，学者、教授找到了一个理论联系实际的场所，有机会提高执行力；基层县市也有这样的需求———这等于给他们带来了许多的机会，诸如招商引资、权力资源等等，学者和地方官员的结合，可以相互促进。当年的李达昌，后来的郭元日希，都是在这种背景下到德阳任副市长的。

　　如今，这种下派已经从挂职演变到直接调任了，户口等也一起弄过去。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出现挂职的弊端———被派下去的干部有镀金思想，并不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只是把人缘关系弄好点，做一些表面功夫好回去；地方上知道被派去的人要提拔，也不会把一些实质性的工作交给他们。

　　是否曾被下派到基层锻炼且有明显的政绩，现已成了四川提拔干部的一个必要条件。特别是后来又成立了后备干部机制，作为后备干部的知识分子被要求必须到基层锻炼。而此类要求不惟四川，在中国各地都普遍存在。

　　党建专家黄苇町认为，学者从政的现实意义在于，学者掌握了很多前沿知识，有利于施政；学者有严谨的科学思维方式，在经济建设中确实需要引进掌握各种专业知识的学者。但是有一点要区分开：学者不是一个天然的管理者，因为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学者也许只掌握了某一方面的知识，而领导干部则需要全面考核，有些学者在某一方面具有专长，但不一定在廉洁自律方面做的比别人更好，还是应该提倡德才兼备，不要盲目追求学者从政当官。

　　他认为，政府在选拔学者为官时，应选拔那些有管理才能和管理经验的学者。

　　有进入也就有退出，四川省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覃天云分析高官退职从教的心理说：虽然学者是一个很虚的头衔，但仍然有很高的身份，受着别人的尊崇，是“别一番风景”。另外，当学者还很新潮：它看起来和发达国家是接轨的。不过，相比国外官员要做学者往往很难的状况，中国的大学却往往不加考核就愿意接纳，其心理一来觉得风光，增加校誉，二来重视退下来的官员的“余威”，赢得与官方交往的机会。

　　至于官员退职从教，刘茂才认为，作为官员退出机制的一种方式，目前还没形成气候———李达昌是个特殊情况，不具代表性，“我不相信他十分想进入学界，因为这年头不想做官的像大熊猫一样的稀少”；但随着社会进程的加快，“官本位”意识的消退，大趋势会像美国一样，形成政界、学界和商界之间的良性循环，他认为官员退职从教的选择也会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曹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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