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乃器与陈云：两把算盘的友谊

　　□章立凡(北京)

　　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陈云早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地下活动时期，就与我的父亲章乃器及伯父章培、叔父章秋阳建立了革命友谊。1949年初父亲到解放区，和

老朋友陈云见面了。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父亲回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是店员出身，父亲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十分娴熟。这两把算盘很快就结上了缘分，为国家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建国初期，在毛泽东、周恩来和陈云的安排下，父亲参与了国民经济建设的决策，并在陈云的直接领导下从事财经工作达八年之久，协助他统一财经并制定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其后经历了“反右”和“文化大革命”这样巨大的政治风浪，他们的友情始终不渝。

　　章氏三兄弟，患难助陈云

　　说起父亲与陈云的交往，首先要谈到我的三叔章秋阳。章秋阳原名章郁庵，他于1922年进入上海商务印书馆虹口发行所当营业员，与同事廖程云(陈云)成为好友。1925年“五卅”运动后，在党组织的推动下，陈云、章秋阳等组织成立商务印书馆发行所职工会，陈云任职工会委员长。在陈云主持下，他们和徐梅坤、沈雁冰、杨贤江等共同领导了商务印书馆大罢工，同年两人先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章秋阳担任了中共商务印书馆发行所支部书记、上海店员总工会委员长、党团书记，1926年至1927年间，为响应北伐军东进，陈云、章秋阳参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在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不久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工人，白色恐怖笼罩大江南北。当时父亲任浙江实业银行襄理、营业部主任，大伯章培任浙江省防军参谋长兼保安团长，陈云和章秋阳曾利用他们的社会地位掩护革命的地下活动。大伯安排三叔担任了保安团军需官的职务，以便于他接济有困难的革命同志。后来，大伯因为掩护绍兴地区共产党领导人，被指为“清党不力”而遭撤职。建国后陈云见到大伯时对他说：“您在大革命时期给我们的帮助太大了，我曾到过您家，您还记得吗？”(章培：《回忆解放前的22年间我和党联系的经过》，未刊)三叔也被迫离开军队，在隐蔽了一个时期之后，利用父亲在金融界的关系，开始以上海交易所经纪人的身份公开活动，成为商界的一个活跃人物。1931年顾顺章叛变后，陈云接掌中央特科，经他介绍，三叔到潘汉年领导的特科情报部门工作，除搜集经济方面的重要情报外，还担负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当时特科大量的经济收支和周转的保密成为一大难题，三叔多次把中央苏区运来的金银，交由父亲通过银行换成法币。由于父亲的社会地位和三叔的谨慎，这些活动从未有过失误。此外，父亲还协助黄繡然(陈独秀的秘书，曾任中共中央秘书长)把共产国际由国外转来的外币，兑换成法币，并曾帮助杨贤江以及宋庆龄、路易·艾黎和刘鼎转移过中共的经费(路易·艾黎：《刘鼎，杰出的中国人》，《人民日报》1987年12月31日)。1934年父亲出任中国征信所董事长以后，一些与组织失去联系、处境艰难的共产党人，也被安排到征信所挂名任职，隐蔽下来。他还与当时的夫人胡子婴一起，转移和保存过方志敏烈士的狱中手稿，并在1936年通过宋庆龄将手稿转交给中共。

　　1933年，陈云、潘汉年先后离沪去中央苏区。1935年遵义会议后，他们同时接受任务，先后秘密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的组织，并设法重新接通因长征而与共产国际中断了的联系，陈、潘约定把章秋阳列为在上海的联络人。陈云约在同年6月底到达上海，以李介生的化名住进法租界天主堂街新永安路永安旅馆。由于党组织被严重破坏，他无法接上关系，也找不到章秋阳。但章乃器是社会知名人士，很快就通过查电话簿找到了他，父亲立即与三叔联系，三叔马上来见陈云，为保障安全，他把陈云转移到法租界霞飞路(今淮海中路)358弄尚贤坊21号自己家中，后又移至英租界山西路老泰安里的三婶唐文云家中。原商务印书馆的老党员孙诗圃也奉命从无锡赶来，参加掩护工作。

　　经章秋阳联系，陈云见到了上海临时中央局的同志，又通过潘汉年的堂弟潘渭年与潘汉年取得联系。同时，章秋阳又帮他找到了杨之华(瞿秋白夫人)和何实嗣(何叔衡之女)，她们与共产国际驻沪联络员有联系。不久潘汉年来沪，由于上海形势险恶，无法开展工作，经商议决定北上。陈云、陈潭秋、杨之华等乘坐苏联货轮经海参崴赴莫斯科，潘汉年随后也前往苏联。

　　抗战时期，章秋阳担任了安徽茶叶公司的负责人，但他的真实身份是中共特别党员，归周恩来副主席直接领导，单线联系，继续为党工作。在此期间，他还与在延安的陈云通过信。1941年在皖西被国民党特务下毒谋杀。

　　我于1984年曾致函陈云，核实他与章氏三兄弟交往的一些历史事实。2月22日陈云办公室回信说：

　　您给陈云同志的来信他看到了，他嘱告您：他在长征途中赴上海恢复党的组织，确实是先通过您父亲找到您三叔章秋阳隐蔽了一个时期；您伯父章培在大革命失败后利用自己的身份掩护过党的活动，这也是属实的(不过他本人没有在章培家里开过会)。另外，抗日战争时期，章秋阳在安徽中国茶叶公司，周总理和他有联系，并对他很器重。

　　立国安邦日，共济应时艰

　　父亲1949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4月15日，父亲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并嘱托他们借助民建自身的优势，为接管上海多做工作。

　　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临危受命，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父亲从那时起开始与陈云共事。

　　父亲还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并多次参加经济界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的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后来上海解放时，一些报纸还造谣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在物色人物准备接收“四大银行”。

　　上海于5月27日解放后，市面十分混乱，到处是银元贩子，投机商业十分猖獗。当时北方缺粮，南方缺煤，上海则缺粮又缺煤。国民党一面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海上封锁，南北不能正常通航。开滦煤矿的煤运不出去，南方的工厂无法开工，工人失业；上海的存煤只够用数天，如果不及时调运燃煤，整个城市就有瘫痪的危险。上海的严峻形势对全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据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醔先生对我说，陈云曾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专家发表意见，会议由南汉宸、姚依林主持。父亲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在会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父亲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姚依林在会议室内徘徊了一阵，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就把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关于打击银元投机，这次会议在回顾了敌伪时期的打击方法和抗战结束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历史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封闭了投机商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厦，拘捕了大批投机商，并明令以人民币为支付工具，禁止银元、金条等在市面上流通，银元风潮逐渐平息。

　　当时陈云负责中央财经委员会的筹建工作，他曾谈到：这件事很大，需要党内外同志共同合作。……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经验很少，甚至在许多问题上是没有经验的。最早红军时代谈不上什么经济工作，就是有个把事务长，以后有了根据地，再后有了边区政府、人民政府，也有了供给机关、贸易公司等等，一步步地扩大。以前没有大城市，现在有了大城市，有了国际贸易问题。有一天，晚上十点钟，我还拖住章乃器先生给我上课，讲讲外汇问题。章先生就讲，在外汇中，进出口占第一位，侨汇占第二位，其他零碎的是第三位。所以，合作是必要的，只有大家合作，工作才能做得好。【陈云：《关于成立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的报告》(1949年6月4日)，《文献和研究》，1984年10期，第24页】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父亲还曾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共和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办公地点在北京朝内大街的“九爷府”，陈云任主任，父亲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为陈云的智囊团。

　　中财委成立5天后，父亲陪同陈云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父亲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过将近20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陈云委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经济政策，如工厂不内迁、全部吸收旧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父亲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负责起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父亲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10月1日，父亲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开始猖獗起来。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对于投机资本，父亲一直是坚决主张打击的，在反击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但对于反击的时机上的把握，陈云就比他老到得多。父亲曾经十分叹服地描述当时的情形：

　　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十一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十一月十三日的行市是每匹十二点六万元，比较十月三十一日的五点五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章乃器：《投机商人赶快洗手》，《章乃器文集》上卷，第621页)

　　陈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了这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毛主席评价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荣毅仁曾评价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陈云：《上海工商界情况》，《陈云文选》(一九四九-一九五六年)，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0页)

　　为配合中共中央和陈云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父亲在这一时期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私营行庄何处去？》、《经济的改造——消肿、去腐、生新》、《币制稳定后私营工商业怎么办？》等十几篇文章，运用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国家的经济政策。

　　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父亲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

　　“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历朝历代一直困扰着中国。对于一个当时拥有6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父亲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文史资料选辑》第73辑，第206页)他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办公地点设在广安门内报国寺，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自1952年春秋季开始，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严重的挑战。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了许多基层购粮点的脱销和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到1953年，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购销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八九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父亲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共产党领导的新政权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合盘托出，请中共中央定夺。据杜润生回忆：当时他与章乃器汇报时，还是认为可以通过调高收购价在市场上解决，而无须强行征购；薄一波也曾谈到，当时征购以外的解决方案有7种。

　　陈云经过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同年国庆节，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次日，中共中央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主张，决定于10月10日紧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次粮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各大区负责人都到京参加。陈云在会上阐述了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他以“两担炸药”作比喻，认为自由购买和征购都存在危险性，并逐个分析了8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说明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惟一可行的选择，在会议上获得通过。当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父亲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政策于会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计划经济的制度化，实由此肇端。这项政策的出台，固然有不得已的特殊历史背景，但毕竟是以剥夺农民和消灭市场经济为代价，当时曾受到党外的激烈批评，今天看来也有不少值得反省之处。父亲虽有自己的主张，但既已由执政党定为国策，且系本人职责所在，便只有认真执行。

　　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法规制度。父亲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为不辜负重托，他大大压缩了在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粮票已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在建国初期“短缺经济”的特殊年代里，粮票制度是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惟一办法。

　　在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很快出现了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对此，陈云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父亲也在同年9月回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县调查研究，当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父亲在工作中，十分注意研究历代的粮政和荒政。1954年长江、淮河流域发生特大水灾后，为研究荒政问题，他读了邓拓(云特)的《中国救荒史》，认为很有参考价值，便在1955年春夏之交邀请当时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邓拓到粮食部座谈，后来又推动将此书重印。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粮食部草创时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些来自军需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给”理解为单纯的政治任务，不重视经济核算；父亲则坚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打“大算盘”。他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他要求粮食部门“人人头上顶把算盘”，精打细算，实行定额经营，责任到人；他提出合理运输和推行“四无”粮库(无鼠雀、无霉烂、无虫害、无事故)，以减少损耗，增加积累。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解答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各种疑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父亲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汇报了一年来的粮食工作，在肯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出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在二三年内做到由少赔而不赔。后来，经过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改进工作，粮食部门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开始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在共和国的粮政史上，只有1950年代是有经营利润的。粮食部的工作，屡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国家领导人的表扬。

　　1953年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的时候，曾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多生产精米、精面；父亲则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忆：“有一次，陈云同志对我说，章乃器做粮食部长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加工得粗一点？现在做成精白米，猪吃维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绝大部分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都从糠皮里头流失了。”陈云赞同父亲的意见。按照“以质定率”的原则(即根据稻谷、小麦的质量优劣确定出米、出面率)，在营养、适口、节约三方面同时兼顾的指导思想下，粮食部制定的“标准米”、“标准粉”方案开始推行。据统计，由于“标准米”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脚气病就大大减少。

　　父亲在1949年以后的民主人士部长中，确实是最有职有权的一位，这也许是由于别人不求或不敢有职有权。当时有两位党外部长被公认工作做得最好：傅作义执掌水利部，是一切尊重部党组意见；章乃器主持粮食部，则每件事都要问清楚了才签字。父亲在工作中确实也有与党组意见不一致的时候，例如关于标准米的争论即是如此。他曾提出对这种情况的处理原则，叫做“一部经典、一个老师”；经典是指马克思主义，老师就是毛泽东主席。他解释说：“我认为从国务院会议和党组来的东西应该是一致的。当时认为如有分歧时，我请示国务院，你请示党的上级。”(许汉三：《我所知道的章乃器》)

　　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父亲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副总理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陈云理解父亲的耿直性格，父亲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同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父亲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父亲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记得“文革”结束后，有次我去余秋里家，吃午饭时他说：“你爸爸是个匠人。”他有湖北口音，见我反应不过来，盯着我又重复了一遍，我才听明白了——“你爸爸是个犟人”。我向他请教原由，他说：“当年国务院开会时，你父亲经常跟总理扳杠，谈的都是经济上的问题，他是专家，我们都说不过他，连总理也要让他几分。”我请他举个例子，他说：“那时开发新油田，准备先盖家属宿舍，让工人可以带家属住；你爸爸不同意，说比照各国无此先例，企业管理必须分层，创业阶段顶多允许管理、技术人员带家属。大家都批评他是资产阶级思想，但他毫不让步。你爸爸是个犟人……”

　　生前身后事，事事总关情

　　父亲是个专业人士，从国家、民族利益出发，坚持讲真话。正当他踌躇满志，准备为国家作出更大贡献的时候，1957年“反右”的巨大政治风暴，淹没了他和一大批民族精英。父亲被打成“右派头子”，失去了工作的权利。大伯章培受到株连，也被划为“右派”。

　　经过“文革”的冲击和磨难，父亲在1975年致函毛泽东，反映自己的处境。中共中央准备为他落实政策，考虑到陈云同父亲的历史关系，毛泽东、周恩来指示由陈云出面约父亲谈话。这样，两位老朋友在暌违多年之后，总算有了一次来之不易的见面机会。

　　同年4月间的一天，父亲被接到人民大会堂，由陈云代表党中央与他谈话，当时在座的有财政部长张劲夫和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刘友法、李金德。陈云告诉父亲，中央要给他摘帽，要他认真吸取教训，并准备安排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财政部顾问。据当时一同谈话的张劲夫回忆，谈话是在大会堂南门的一个小房间里进行的：“章先生听了之后没有讲感谢的话，只讲我过去讲的意见没有错”；“我和陈云两个懂得他的意思，是你把我搞错了，我不是右派，把我搞成右派，要改正他就满意了。”(《张劲夫访谈记录》，根据电视采访同期声整理，2004年9月7日上午)父亲就这样被摘掉了“右派”帽子，但还是没有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罪名。以他的倔强性格，如果没有陈云从中斡旋，恐怕也是难以落实的。

　　由于“四人帮”的干扰，不久又开始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政治运动，原定给父亲安排工作的方案未能实现，他再也没有机会为国家打算盘了。1977年4月，父亲病重住进了北京医院，当时他仍是一个没有任何职务的“摘帽右派”。陈云知道后，指示全力抢救，按时上报病情。

　　父亲逝世的第二年，中共中央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陈云重新担任了中共中央副主席。他对父亲的身后之事仍十分关注，1980年在陈云和邓小平、胡耀邦的直接过问下，克服了不少阻力，父亲的“右派”错案终于得到改正。

　　2004年9月15日修订于风雨读书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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