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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赴海啸救援第一人郭迅讲述海外救援经历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1月28日03:40 人民网-江南时报

  1月5日,郭迅从海啸灾区回到了国内,成为在灾区工作人员回国第一人。印度洋海啸发生后,他也是中国踏上灾区救援的第一人。

  1988年亚美尼亚大地震后,联合国成立“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郭迅作为该组织在中国的5名队员之一,一般情况下一年只象征性地拿1美元工资。

  中国地震局工程力学研究所建筑工程室主任郭迅,是在2004年12月26日上午10点多接到地震局震灾应急救援司副司长陈虹电话的。当时,印尼苏门达腊附近发生的大地震刚过2个小时。

  同事凑了800欧元上路

  陈虹、郭迅及郭迅的同事孙柏涛等一共5人,都是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办公室”所属的灾难评估与协调队在中国的队员,在全世界,这样的队员共有100多名,他们都在同一时刻,收到了联合国发来的通知。

  郭迅说,那时甚至连出国的现金,都是地震局的一位司长现场向办公室的几位同事借的,共凑了800欧元。当天晚上10点,郭迅跑到街上的商店里,只买到20包榨菜和2袋奶粉,这些食物后来派上了大用场。

  早上9点半,郭迅离开了中国地震局赶往机场,只身登上了中午12点15分飞往新加坡的航班。28日的凌晨1点,郭迅抵达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见过最大的一场灾难

    记者:为什么这次联合国首先指派你们去的是斯里兰卡,而不是印尼或其他受灾国?

    郭迅:联合国的程序是这样:先发出警报后,马上与受灾国联络,问他们需不需要联合国的灾难协调援助。斯里兰卡反应地最迅速,立即说需要,而且国家也马上进入了紧急状态。

    记者:你当时除了物质上的准备,是不是也要从专业上做好救灾的准备?当时对斯里兰卡的灾情有一种什么样的估计?

    郭迅:实际灾情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料。我走之前,告诉我的信息说死了600多人,到现场我一看,光一个省死者就达到了5000人。在飞机上,自己一直在脑子里反复勾画,默诵当初在培训班上学过的课程,到了那里第一步做什么,第二步做什么。我当时想像,建筑物和桥梁,可能还都保存了不少,这样我可能会在房屋安全的鉴定上花很多时间——但是等我到现场一看,凡是过水的地方,90%的房子都不行了。以我以往参与过的灾难救援看,这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一场灾难,是毁灭性的。

    为后援部队打前站

    记者:你去的是加勒,是灾情很重的一个地方。你具体的工作是做什么呢?

    郭迅:我们6个人分了工,每人负责若干地区。我被分配到加勒和安博托特省。加勒是个半岛,它几乎被海水从东到西贯穿,全部被淹没了。我看到,海拔五六米以下的地区,一片狼藉,没有任何生机;因为我们到达时已经是第三天,大部分尸体已经清理了,但是,整个半岛没有一处不弥漫着尸臭。

  我们的工作不是去一线挖尸体,也不是去抢救伤员。我们所做的,始终是围绕着信息:哪些地方受灾,面积有多大,人口有多少,死亡多少失踪多少,无家可归多少;建筑方面,损伤有多大范围,道路、电力设施、通讯、供水、医院、学校、农田、生产生活物资各种损失的估计;灾区需要哪些物资和服务,比如食物,生的还是熟的,宗教习惯不同,所需也会不同。

    记者:也就是说,你们所做的,是给后来的救援队做一个打前站的工作?

    郭迅:对,可以这么说。

    记者:那你具体是怎么来做灾难评估的呢?

    郭迅:具体是这样进行的:我沿着海边,挑选一段人口比较密集的典型的破坏区域,顺着海岸线走50米,垂直方向再走50米,做出一个方格,然后数,这里有多少栋房子。因为房屋倒塌后,地板还留在那里,能看得出来。这就可以算出,这里有多少栋房子,建筑面积是多少,有多少户,以平均每户按6口人计算。这样就估算出了建筑损失和人员损失。和他们本地人报出来的数对比,通常我们统计的数字都比他们报的要多。

    救灾并不等于去献身

    记者:灾难评估这个工作,对于中国人来说比较新鲜。

    郭迅:它起始于1988年的亚美尼亚大地震。那场地震,世界各国都派去了救援队伍,结果现场发生很多混乱和浪费。比如说这个地区,可能需要1000顶帐篷,结果送来10000顶;那个地区已经有了几支队伍,工作场地就这么大,却又来了许多队伍,而其他地方却一个人也没有。

  灾难过后,大家觉得需要一个超越国家的力量来协调这种事。到1989年,联合国成立了“人道主义事务办公室”,从全世界来选队员。这些队员都是义务性质的,平时没有任务时,一年象征性地给1美元的工资。

    记者:后来你又参加了联合国的相关培训?那种培训给你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

    郭迅:那是2003年在日本神户,一共培训了17天。课程包括如何对待灾害,在现场如何保护自己生命,怎样对待受灾地区的人民,怎样协调世界各国来的救援队伍,还包括怎样对待媒体。给我印象深刻的,是教官出的这样一道题:当你知道那里有受灾群众,也知道那里有地雷时,你怎么办?按我们中国的传统教育,宁可自己牺牲,也要去完成救人的任务,要有献身精神嘛。但教官说不对。当时我们的学习,就像是打游戏一样,所有的问题都答对了,才能进入下一关。这一关我们就过得很费劲。答案应该是:首先搞清楚,谁能够去排除地雷,附近和谁联系距离最近,花的时间最少,排除危险以后,才能进入灾区。

    记者:是不是有些东西我们外行人看不到它的危险,但是有些东西我们又想的过于可怕?

    郭迅:有一些危险,比如传染病的发生,是悄悄进行的,并不是马上会发生。但有些时候,比如在地震现场进入已经倾斜开裂房屋,别人看起来很危险,其实,我心里有数。我会判断,房子属于什么结构类型,比如框架结构就比砖混结构结实;如果是正规设计的,就要比非正规设计的更好,可以“坏而不倒”。这里需要专业书本知识,更需要大量实践经验。

  郭迅说,当上联合国的灾难评估专家,外语虽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专业基本功扎实。比如一座桥梁,已经损坏,你在现场要能迅速判断出它能不能通过大型运输车,全凭专业水平。当被问到通过了联合国考试的感受时,他老实地答道:我是听说,考上了就能有一本联合国签发的能够去各国落地签的护照了。(黄艾禾 文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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