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运动：转型期的困扰和探索(3)

　　【工业投资者篇】

　　“印钞机”成了“鸡肋”

　　上海 张海军 口述 程衍方 记录

　　张海军董事长有个环保科技产业公司，他解释说，这是为一些有污染企业的工业园区做配套的。去年初，张在某市的一家印染工业园区投建一家污水处理厂，总投资3000多万元，预期工期是半年。

　　对这个项目张海军原来是充满信心的，他曾对朋友说这个污水处理厂将会像印钞机一样不停地在他的财务报表上添“0”。但直到现在，张的厂子还没建成。走进厂区，除了几个用来处理污水的池子和一幢毛胚办公楼外，就是地上成堆的建筑材料。效果图上原本是草坪的地上倒是长满了半人高的草，几个民工坐在旁边晒太阳。

　　张对眼前的一切很无奈。整个园区现在只进来了两家厂，一家建好还没投产，一家在建。“如果我把这个污水处理厂建好了，设备都安装齐全了，工人们都上班了，但要处理的污水呢？”张问。

　　从整个逻辑上推断，在现行的环保政策下，一个印染工业园区里投资一个污水处理厂，就算用脚指头想想也是稳赚的买卖。何况张在这个园区里还握有投资一个自来水厂的合同，一进一出都是他的。可偏偏两年了，整个圈地3000亩的园区里只来了两家厂，而污水处理厂的设计量是同时处理40家印染企业的排污。张海军还记得当时主管该项目的官员非常高调地表示，这只是一期，将来还要再圈3000亩地。

　　按照和当地政府的合同，张海军的公司在去年内就必须完成自来水厂和污水处理厂的建设，可直到现在，当地政府也没有任何催着履行合约的意思。印染企业和自来水及污水处理是个唇齿相依的循环关系：没有自来水就不能投产，不投产就没有污水可处理；没有处理完的污水产出，自来水厂也就没了再做加工的水源。照张的说法就是鸡蛋和鸡现在都没有。

　　为了拿下这个项目，张海军是费了好些心思的，当时还陪着当地政府官员去欧洲考察，去台湾招商，其中费用当然也由张掏。现在项目拿下两年，张更花心思，建厂的建筑商已经换了两拨。对建筑商而言，他们拖不起，工人只要在工地上，就是什么活不干光晒太阳，也要发工钱。只要工期一拖，建筑商的利润就会少掉几个零，而这笔账总还是要算在甲方——也就是张海军的头上。张已经用“鸡肋”两个字来形容他的“印钞机”了。

　　印染工业是个高污染的行业。这个城市当初的本意是划出一个专门的区域，用便宜的土地，廉价的劳动力，一流的环保配套来吸引印染企业进驻。可惜运作了两年，就是没多少印染企业买这个账，本是农田的整个园区除了零星的建筑物外是一片空旷。

　　【进城农民篇】

　　现在还有点转不过弯来

　　张文昌住在租来的小屋子里，守着一家小店铺。房屋一共前后两间，后面是住房，跟他在一起的还有他的老伴，前面做店铺。店铺的货架上摆放着油盐酱醋、洗衣粉以及其他的一些杂货。小店所在的街道很宽，属于宿迁的新城区。由于附近是刚修建好的商品房，还无人入主，所以人气不旺，生意冷冷清清。

　　自从宿迁开始进行庞大的城市扩张以来，宿迁市许多村子的土地就被政府征用了，张文昌家的土地也在征用之列。据说政府会发征地补助，可补偿款不能一次到位，之间总要拖上几天，这让老张很不痛快。不过相比起其他村的人来，张文昌算是比较走运的，他听说邻村的一些村民因为不满意政府的补偿标准，不接受政府的条件，结果住的地方都没有了，只好住在临时搭建的工棚里。

　　对这种生活的转变，张文昌到现在还有点转不过弯来。以前是农民，一直靠种地生活，现在突然不要种地，变成了城里人，心态上一时不能适应。倒是年轻的儿子对这样的生活比较满意，整天在城里跑来跑去，还说要挣大钱。张文昌的儿子中学辍学后就到城里打工了，每月能挣1000元左右。

　　老张也经常开导自己，虽然地没有了，但相信靠双手还是可以生活。而且城市里的生活和乡下的生活没什么区别，因为宿迁毕竟还是个年轻的城市。不过，他对自己的未来也有点担心，不知道老了以后怎么办。自己祖上一直都是农民，年老体衰的时候，总是靠几亩薄田度过晚年。可如今土地被征用，如何养老，这个问题始终困扰着老张。

　　主动去办理暂住证

　　河南郑州 袁士多 口述 秦俊勇 记录

　　2000年，已经有两个儿子的袁士多听说郑州在搞城市建设，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于是进城来了。当时的目的只有一个：多挣点钱。家里的儿子读书，需要钱。

　　可是对于不经常出远门的袁士多来说，郑州还不是一个熟悉的城市，能找的工作也只能从建筑业开始。

　　最初的几个月，袁士多在老乡的帮助下，开始在工地上做建筑工人，每天累得腰酸背痛。月底只有500元左右的报酬，而且老板还扣着半个月的工钱，据说主要是防止建筑工人突然一走了之。时间一长，袁士多干不下去了，身体愈来愈不能承受，而且少得可怜的报酬也让他心有不甘。几经思考，他辞职了。工地上的押金也不要了，反正工地老板本来就没有给的意思。

　　在老家的时候，袁士多跟人学过木工，于是决定做点木工活。他去找了个牌子，用白漆写上字，开始在街头推销自己，做点零活。但这种活也不是经常有的，有时候需要很好的运气。最后，他决定做弹簧床。在城市的边沿上租了个房屋，然后买进材料，开始加工。从制作到送货都是袁士多自己一个人做，每个月收入一般维持在1000元左右。一年后，他又把妻子接进城里，帮着他一起做。

　　但是对于属于城市边缘的他们来说，生活总是那么磕磕碰碰，有两件事情让他印象很深刻：一个是查暂住证，一个是罚款。因为送货用人力三轮车，所以经常被交警逮着罚款。他发现那些交警总是逮外地人罚款。当“不幸”被抓着的时候，警察问得最多的一句就是“你有暂住证吗？”这好像是判断一个人是否为盲流的主要依据。所以每年他都会主动去办理暂住证。随着他对这个城市的渐渐熟悉，暂住证的问题和罚款的麻烦也越来越少。

　　手工作坊的业务随着城市的变大逐渐延伸到城市的各个角落。几年积累下来，袁士多的收入逐渐提高，每个月总能在5000元左右，好的话还能上万。现在，他把两个儿子全接了过来，并且在这里上学。他认为自己已经渐渐融入了这个城市，家里的田地也主要交给父母处理了。

　　【职业新青年篇 】

　　这个城市，就是我们飞翔的天空！

　　四川成都 邹宽 口述 胡颖 记录

　　我人生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家乡成都。我在一家四星级酒店，直到担任前台主管。我曾经是全酒店的优秀员工。酒店工作总能熏陶一个人得体的职业礼节和严谨的工作风格。另外，这份工作还让我亲密接触了英语，到现在这已经成为我跟世界很好的沟通工具。

　　我的第二份工作是在一家台湾房地产公司担任市场经理。我策划、组织过一系列大型活动，比如“成都外籍友人保龄球联赛”、“成都99年美国国庆派对”等。在这份工作中，我经常要参加在成都的外籍朋友圈各式各样的派对。以前从没有过类似的沟通锻炼，西方人的开放给我上了沟通的第一课。这是一种自然的生活态度。当然，最高兴是认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好朋友。

　　接下来，另一份荣幸的工作是在麦当劳度过的。麦当劳真的是一个大家庭，我欣赏那里的团队文化。我将永远无法忘记那些在麦当劳和我一起奋斗过的同事们。如果你有兴趣，我很乐意告诉你一个巨无霸是怎么烘烤和调理出来的。我是麦当劳中国发展公司在四川和重庆新市场的拓业经理，也是麦当劳在该市场的第一位本地店长。其间，我荣幸地管理过4家超过500平米的麦当劳餐厅，先后参与了该市场最早的8家麦当劳分店设立工作，其中包括创中国麦当劳最高营业纪录的成都与重庆各自第一家麦当劳的开店工作。不过，从个人性情来说，同被有系统地训练成全球千篇一律的汉堡包中的一员相比，我更情愿做一支创造的铅笔。

　　后来我来到了上海，这里是全国最有力量的一个城市，而且还在不断发展，这发展带给所有来这里工作的人无限的发展可能。我曾在长城国际传播(上海)有限公司担任资深客户经理，我参与了一系列广告创意、策划、设计和推广的工作。对于充满了创造性的广告营销工作，我从始至终觉得是一种赏心乐事。当然，不仅仅是为了广告这东西，最重要的是我梳理了自己的神经脉络，强化了原来的思维力量(在我的前一份工作中被压制了好久的力量)。

　　到了2003年，我认识了两位志同道合的朋友，一起创业，成立了全国第一家商务人际交往网站。在互联网的帮助下，我感觉能飞了。我的合作伙伴成为了我的双翼，我们是相互的翅膀！而这个城市，就是我们飞翔的天空！更多的故事正在和这个城市一样，在扩张中。

　　大城市与小城市

　　江苏盐城 张洪 口述 胡颖 记录

　　我从小在盐城长大，大学是在南京读的。感觉整个江苏省虽然在发展，但是速度仍然比不上像广州、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所以毕业之后，我打算去大城市闯一闯。我去过很多地方，在北京我也工作过，然后来到上海，现在人在广州。我始终在路上，在寻找我的位置。

　　在小城市里，要生活下去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物价水平都比较低，消费场所也不多。比如在我家乡盐城，一家人一个月1000块就能过得不错了。到了大城市，就感觉到明显的不同了。我一个人在外面，一天的开销最少也要一百多块，有时候感觉花的比赚得还要快。有时候还没什么安全感，我到广州的第一天就被打劫了，来了一个月，就被偷掉了三部手机。这样的事情，是我在盐城老家从来没有碰到过的。

　　大城市也有大城市的好处，找工作相对容易，而且工资比较高，让人觉得活着还是有奔头的。可惜我读书的时候英语没有学好。在广州这样的大都市，常常需要和外国人打交道，如果外语好的话，事业会发展的更顺利。

　　大城市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穷的人像老鼠，富的人像老虎。我不敢想象为什么有这么多人在街上乞讨，还有都市的夜生活这么的“丰富”——如果晚上我在广州的大街上走，一定会有女孩子上来搭讪。我想，再繁华的大都市，在发展背后，总有阴影存在的吧。而且城市发展得越快，阴影可能还会越大。

　　在大都市里，要活下来不难，哪怕是捡垃圾讨饭，你也能活下来；但是要想活得好，确实是不容易的。在大城市生活的人，肯定比小地方老得快，因为整天都操心操力的。但是大城市的魅力，是生活在小地方的人无法想象的。所以每天都会有这么多人拥入大城市，希望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规划设计者篇】

　　城市发展的“郊区化”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中心 王洪辉 口述

　　胡颖 记录

　　20世纪80-90年代美国等发达国家出现了城市再造运动，鼓励年轻人回城居住，倡导“精明的增长”(Smart Growth)的城市发展模式。2002年11月30日，英国在伯明翰召开了城市峰会，提出了城市复兴、再生和持续发展的口号，再一次把发展的重点拉回到了市区。在这里，我们似乎看到了著名设计师范登博格所说的“再城市化”的开端。

　　发达国家城市发展经历了“城市化—郊区化—逆城市化—再城市化”过程。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挥后发优势，做到中心区改造与郊区建设相协调，让城市的发展摆脱无序的、混乱的状态，而走向规则的、合理的新发展模式。

　　人群的聚集和交往是城市产生的基础，也是城市的优势之所在。人们选择在城市居住，同时也就选择了相对密集的居住方式和同他人频繁的交往。虽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减少直接交流的可能在不断加大，但如果认为人类能够完全摆脱直接交往，依据尚不充足。传染病通过人群的聚集和交往传播，城市为疫病的传播提供了条件。在“非典”之后，有人提出城市化的进程是无益于人类进步的。“非典”爆发于城市地区，肆虐于大都市地区，从中可以看出“非典”与人口高度集聚的城市密切相关。由此也引发了网络、报纸等媒体和普通市民对城市人居环境的反思。

　　虽然现在还不能肯定城市居住环境与“非典”有什么样的直接关系，但其在抗疾病方面所显示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人们对此所进行的反思是必要的，它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我国城市居住建设进程。于是城市规划的发展里出现了“郊区化”的尝试。但其实，“郊区化”也是城市扩张的一种体现，它的实质是进一步的“城市化”——把郊区变成了城市延伸的触角。

　　郊区化是指城市在经历了中心区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等阶段以后出现的离心分散化趋势，表现为人口、工业、商业从城市中心区向郊区的外迁过程。郊区化的前兆表现为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密度下降。根据彼得·霍尔提出的著名的城市演变六个阶段模型：流失中的集中、绝对集中、相对集中、相对分散、绝对分散、流失中的分散，我国城市主要处于绝对集中和相对集中阶段，也即尚未达到郊区化阶段。而欧美发达的城市郊区化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70年代。

　　世界各大城市的发展轨迹表明，郊区化的根本原因在于交通和通讯的发展使得郊区与城市中心距离缩短。目前我们城市住宅郊区化运动有政策和房地产开发带动的原因，也体现了城市扩张的要求。住宅郊区化可以降低城市中心区的人口压力，减少拥挤，平抑住房价格，为城市发展提供空间；它带来城市规模的扩张、城市辐射能力的增强和城市容量的扩张，能从更高层次上带动国民经济的发展。但同时，住宅郊区化也有弊端：

　　(1) 住宅郊区化可能导致城市无限制蔓延。城市生态学的研究表明，城市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人类活动的强度是有极限的，城市的发展是有边界的。城市的可持续发展必须以尊重城市的生态极限为前提，无限制的蔓延只能使生态条件不断恶化。中国是一个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我们今天的发展是以牺牲后代的发展为代价的。如果无视城市发展的边界，一味扩张，后果不堪设想。

　　(2) 住宅郊区化可能带来城市空心化，引起中心区的衰退；导致市区通勤半径过长，运输、通勤成本增大；郊区人际关系冷漠，公共生活丧失等问题。

　　(3) 住宅郊区化可能造成城市建设用地过大，不利于节约用地，与我国人多地少的国情不符。

　　(4) 对于居民个人来说，虽然郊区住宅污染少，环境好，房价也比市区低，但要享受郊区的绿树、阳光，就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再城市化”也罢，“城市复兴”也罢，这些不同的说法其实是为了同一个目标，要考虑的因素固然很多。为的是能够合理地规划城市，走出混沌的状态，让人类与城市进入一种有序的新关系中。

　　在城市的地下

　　同济大学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留法资深建筑师 周友章 口述 胡颖 记录

　　现代化城市空间发展的方向之一是向地下延伸。建设人性化城市，必须利用地下空间，让更多的地面空间留给子孙后代、留给环境建设，造福社会、造福子孙。

　　我国对地下空间的利用，最早始于西北黄土高原。至今还有4000多万人居住在延续数千年的窑洞建筑中。在黄土层中还修建过结构简单的圆筒拱形地下粮库。但是有计划大规模的建设则是近30年来的事。我国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建设了一批地下工厂、早期人防工程和北京、天津地下铁道。到上世纪80年代，各大城市陆续规划以及修建适合我国特点的地下综合体工程，集商业、交通、人行过街和停车场等服务设施于一体，如吉林市大世界地下商场，沈阳市车站广场地下街等。正在建设的上海市人民广场地下综合体，下层为停车站，上层为商场，共5万平方米。上海、南京、广州、青岛等城市正在建造或规划建设地下铁道。与此同时，城市高层建筑地下室随着城市中心及居住小区的开发而大量发展。

　　从目前世界上发达国家在地下空间利用方面的情况上可以看到我国的差距。我们可以借鉴发达国家的经验，比如上海预计在2010年建成10条地铁就是借鉴巴黎城市规划的成功模式。法国巴黎在70年代也面临城市过于拥挤的危机，结果他们提出“交通先行”，靠14条地下铁构建了完善的城市交通网。另外还有地上的TGV高速列车来共同协调。

　　北欧各国如瑞典在地下空间利用方面，除了住宅的地下室及城市设施外，还可以看到很多利用坚固的岩石洞穴建设的城市构筑物，其中有地下街道、地铁隧道、停车场、空调设施及地下的污水处理厂。生产设施除地下工厂外，还有地下核电站、石油储罐、食品仓库及地下避难所，还有一系列的地下商城。

　　美国将很多设施置于地下，地下空间的利用是多方面的、广泛的。例如将城市地下空间利用点、线、面以整体网络型组合起来。其中生活设施有考虑到节约采暖、空调费用的地下住宅及复式住宅；城市设施主要从更新城市机能及节约能源的角度来看，除地下街、地下铁、道路隧洞外，还有考虑到与自然比较协调及采光要求的半地下式大学；贮藏设施除食品贮藏外，还正式研究开发保存放射性废料的设施；交通设施有道路隧洞、地下停车场等；而地下核防护设施则居世界之最。

　　日本由于国土狭窄，地下空间的综合利用虽比北欧等国起步晚，但是地下街道、地下车站、地下铁、地下商场的建设规模、成熟程度可以认为已居世界领先地位。

　　开发地下空间成为城市建设的必然一步。地下空间开发利用与地上空间开发利用相比有其独到之处。地下空间恒温性、恒湿性、隔热性、遮光性、气密性、隐蔽性、空间性、安全性等诸多方面远远优于地上空间。但是，地下空间一经建成后，对其再度改造与改建的难度是相当大的，不可能恢复原样，单就这一点它又远不如地面建筑容易改造与改建，因此它有相当强的不可逆性。另外，地下构筑物的建设成本高、工期长，难于利用太阳光及天然景观，方向性感观较差。

　　所以，现在人们仍对在地下工作与生活持一种偏见。从这种意义上来讲，就要求对地下空间利用计划持慎重态度，要有长远眼光，要经得起后人及时间的检验，对其计划多方面论证，认真评估后才能实施。如何尽快促进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完善法制化管理是当务之急。

　　造城运动：转型期的困扰和探索

　　人类以往的发展经验已经昭示，所有的国家或早或迟都会面临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因此，我们现在对于“造城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探索，也是探索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

　　本刊记者 李远夫 文

　　“要解决当代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只有靠城市化。”政治家和经济学家曾经异口同声地说。其理由是：城市为组织社会生产、生活最经济的形式，缺乏城市化，中国的工业化难以加快步伐，信息化也难以深入发展。

　　城市化不仅是人口聚集的过程，也是资金和其他资源聚集的过程。正因为如此，全力加速城市化，已被众多有识之士视作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切入点。南京大学城市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张鸿雁教授就认为，“造城运动”在中国是一个必然的过程，这个必然的过程在西方已得到了验证。在西方的城市里，比如美国等一些国家也出现过类似的造城运动。

　　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城市化水平每15年到20年翻一番。如果这个经验对中国有效的话，那么在本世纪头20年内，中国的城市数量要从不到700个增至近1500个。显而易见，这个过程将是急迫而忙乱的，而我们则需要知晓：这些城市怎么造？谁来造？

　　我们在重蹈覆辙

　　“谁在建造这个城市？”这是一个别人已经思考过的问题，美国的学者专门出过一本书来讨论。在计划经济模式中，很明显，城市化发展和建设只能且完全由国家投入拉动；在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的组成则是多元化的，房地产商和其他建设商都可以介入城市的建设。据张鸿雁教授介绍，在美国就出现过：商人在建设、改造、推动城市发展，比如开发商建工厂，建大型的楼盘，开发大型的住宅区。商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甚至左右着城市的未来。

　　当然，城市不只是开发商的作品，它的建设和发展还需要政府的规划、指导和推动。在中国，转型期的情况更加复杂，一个城市建设的投资主体往往各有不同，并且不断变化。但总的来看，目前各地出现的“造城”热潮，在很大程度上还只是当地政府在“推波助澜”，政府成为改造、建设和经营城市的主体。价值规律在造城中能够起作用并得到体现的机会还不多。

　　在政绩对行政官员的驱使下，形象工程随之而来，虽然这有些华而不实，但比起完善教育、卫生、环保体系更能立竿见影地推动高经济增长率。在官员们的如意算盘下，花岗岩铺就的城市广场一个比一个大，汉白玉的精致雕塑装饰一个比一个气派，然而晴天烈日下，连蚂蚁都不敢光顾。美国建筑师协会一位前主席直言不讳，“现在的中国，实际上正在重蹈100年前美国或欧洲一些城市的覆辙。那场运动的特点就是专注于纪念性和表面文章，搞花园式城市。”

　　我们今天能举出几个值得推崇的城市呢？

　　问题不止这些。有人在考察当前的造城运动时还发现这样一个悖论：城市规模的扩张往往是地方政府预先设定，而非由产业扩张来推动；待到政府以扩张的名义圈起大量土地“造城”时，却发现没有什么实质性产业去填充它。

　　中国的城市发展一般都是5年规划(与一届政府任期大致相同)，并且还不得不面临资金短缺、人口众多、资源紧张的巨大压力，而这种短期规划往往造成建设性破坏，给人们带来了许多难题和困扰，比如交通拥挤、电力短缺、环境污染、疫病流行等等——就是通常所谓的“城市病”。

　　在中国科学院撰写的《中国现代化进程战略构想》中，“ 加快中国城市化进程，既是中国现代建设的历史重任，也是有效解除阻碍中国现代化推进的‘瓶颈’约束，保证中国经济社会实现高速、持续和协调发展的重大战略举措。”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如果城市自身恰恰都不能协调地可持续地发展，又如何奢望它来推进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呢？

　　造城与以人为本

　　毋庸讳言，中国的城市化存在着种种不协调和矛盾，这促使人们去思索、解决遇到的问题。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组长、首席科学家牛文元认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滞后，主要是因为在观念上存在误区。他说，城市的发展并不必然会引发城市病，但“传统的城市化发展战略必然导致不可持续性”。

　　中国的城市化道路无论怎么走，其实都要面临一个根本的限制条件：人多地少。这个基本国情很容易被人们忽略，事实上却决定着国家整体的城市化发展战略——虽然至今还没有这样一个整体规划出台——就如孙悟空怎么也跳不出如来佛的五指山。

　　中国人均土地少，资源约束强，从提高效率上看，发展方向将是大城市化。各地造城时，应该更加节约土地，而这可能带来数量众多的摩天大楼，从而牺牲了人们一些生活上的舒适。有鉴于此，牛文元倡导以城市群组团、城乡结合代替均衡布点、遍地开花发展城市化的方式。

　　目前，有些地方仍以小城镇为主，但专家普遍认为，小城镇存在很多弱点，只能纳入大城市的结构体系。不过也有很多地方恰恰走向了反面，城市建设不断“摊大饼”，城市密度反而更低，没有什么实质性产业，甚至没有多少人，“空城计”可以说所到皆是。传说古埃及人在造船时，曾经认为只要把小船放大就是大船，于是他们就将小船等比例放大，想造出一艘大船，结果失败了。原因在于，大船和小船根本就是两类完全不同的船，大船并不是小船的扩大版，需要用不同的手法营造。可惜我们在造城时常会遇到这一认识上的误区。

　　在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下，城市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必须进行准确定位，通过对自身资源和环境的分析，指明城市发展方向，提高城市竞争力。中国城市和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和经济决策中的特殊重要性，则使得城市定位更加成为决定城市发展命运的关键。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一些城市由于定位不正确，已经给城市发展带来严重的问题:一些城市一年一个定位，有的城市一任领导一个定位。

　　张鸿雁教授指出，目前“造城”的不足就在于是否与城市的整体规划有机结合，此外还应该充分考虑一个区域的就业机制、自然环境等，“否则可持续发展就会出问题。”

　　还有农村人口的迁移成本。时至今日，户籍制度改动不大，加大了农村人口的迁移成本。一个极具说服力的数据是：在城市里的3000万农民工，已经付出了巨大代价，最终仍未留在城市。这部分人只得选择在农村建起小楼房，造价动辄十几万元甚至几十万元。这对城市肯定无益，对农村的发展也不见得好处很多，原因很简单——农村房子效用肯定低。

　　还要考虑到城市认同问题。农民进了城也不把自己当“城里人”，而具有优越感的“城里人”与他们也很难融合。况且，城市化不单纯是农民进城，它更意味着经济增长模式、人类生活形态的重大转变和市民意识的成长、形成。而尤其对后者，政府目前显然准备不足，办法不多。

　　这些城市怎么造？

　　“造城运动”最遭人诟病的莫过于雷同化和不可持续性(这仅是就笼统而言，因为我们用速成手法造就的一些城市，至今还谈不上什么“阅历”，城市的良性发展到底会在多大程度上遭到破坏，我们尚不得而知)。不过，城市出现雷同化其实也是世界性的现象。这是因为，当今世界正处在由工业社会向信息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工业社会的思维方式带来了城市建设的标准化、同一化、批量化、流程化和模式化，千面一孔的城市一个个被“克隆”出来。

　　事实上，城市应当是一个有机的复合体——一位经济学家给出的定义：城市是一个坐落在有限空间地区内的各种经济市场(住房、劳动力、土地、运输等等)相互交织在一起的网状系统——城市(无论新城、老城)的发展有自己的新陈代谢过程。可惜许多人忽略了这一点。 所以按照张鸿雁教授的说法，科学的决策和管理是十分重要的，中国应该直接面对城市化、城市现代化和郊区化这三重发展形式，提出新的发展对策和战略。

　　而用上文提及的美国专家的话说，“我们得解决两个问题，一是战略问题，一是战术问题。战略问题是明确要做什么，战术问题则是要明确我们怎样去做。”

　　人类以往的发展经验已经昭示，所有的国家或早或迟都会面临城市化和城市现代化所带来的困扰。因此，我们现在对于“造城运动”及其引发的社会问题的探索，也是探索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问题之一。至今没有发展出一个可持续发展的“造城”模式，这的确令我们尴尬。不过，我们的战略或者说目标则已经相当清晰，那就是：城市要以人为本，以人与自然和谐为本。

　　至于战术问题，有关人士建议说，我们应该以规划为前提、以产业为龙头，走政府、开发商和普通市民“三位一体”联手发展城市的道路，把政府一家“造城”转变为社会的整体行为。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学者考察，浙江民间投资通过商贸带动城市化，在全国具有典型性。义乌、柯桥等城镇的迅速扩展，都是与当地集贸市场规模日益扩大，组织形式、交易手段、市场功能日益创新，从量的扩张到质的提高分不开的。

　　当然，无论工业推动还是商贸带动，民间投资基础领域还只能算作是初级形态，因此浙江省因势利导，又提出“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方针，一方面放宽准入限制，另一方面为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产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体制和政策环境。不要小看了这个八字方针，它已经吸引了雄厚的以“造城运动”为己任的民间资本，而不少地方政府就是删掉了中间那个逗号，变成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弄得政府与民间资本的关系面目全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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