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往事：日控集中营亲历记(2)

　　首先，洗澡就是个很大问题。

　　洗澡时大家分成10组，分批进入集体澡室。当众人各就各位准备好了，负责开水龙的就会叫道：

　　“准备好了吗？开水龙了。”

　　一分钟后，叫声又起：

　　“关水。擦肥皂。”

　　半分钟后，又叫：

　　“好了吗？水来了……”

　　众人尽快冲走肥皂擦干，在登记本上签了名，再换下一批人进来。

　　后来，连淋浴也取消了。至于热水供应，那更是天方夜谭之说。隆冬腊月都无热水供应。

　　在Betty住的G号楼，110个女难友只有4个厕所。特别在早上和晚上，上厕所就会排成长龙。幸好，Betty 印象中，这是一条友善的长龙，同是天涯沦落人呀！在排长龙时，大家互相交流消息，互相抚慰。如果厕所没有水，大家就会提起水桶到外面水塘去提水来，而且还要小心不将其泼出来。

　　食用水是配给的，一天每人只有5品脱。所以如果人们要在营内互相串门，必须自带饮用茶。通常意义上的下午茶，在龙华营内，干点还可以招待，至于“茶水”是必须自备的，因为太稀罕了！

　　水，在集中营中变得如金刚钻般珍贵。Betty的母亲甚至开始将雨水都积储起来。到后来，她已成为节约用水的高手，可以用两茶杯水来洗净一家四口的碗碟刀叉。

　　不过，连Betty都承认，今天看来，他们在集中营受到的种种“苦难”，与上海当时的广大劳苦大众相比，实在是算不了什么。Betty就知道，后来成为她丈夫的王正文，这位从小在南市高昌庙贫民区长大的上海先生的童年，就是一直生活在缺水缺食物，居住空间挤逼，没有私人空间的阴影下。只是因为这些西侨在上海过惯了优裕舒适的生活，才会有巨大反差，觉得真正是落难了。

　　作为热水供应和厨房供应的唯一能源——煤，在集中营内显得十分珍贵。于是，关押在营内的约300来个外国孩子们，就去锅炉间拾煤渣，跟着运煤的苦力后面争捡散落下来的煤渣。要知道，不过一两年前，他们还都是有中国阿妈服侍的，在上海美国学校读书的小公主小王子们，一下子就沦为衣衫褴褛、捡煤渣煤块的上海街头常见的小瘪三，甚至不怕手指灼痛，将未燃尽的煤块也小心捡起！连那些运煤的苦力都惊呆了！

　　集中营里多的是外交官、跨国企业CEO、专业人士，他们当然不允许自己的孩子们在这里虚度光阴。战争是暂时的，和平的一天一定会来。因此，在父母们的关注下，即使在集中营内，孩子们的大部分时间，仍是学习。

　　基于集中营内关押着太多的在上海各教会名校任教的外籍教师，他们对教学有丰富的经验。所以，一所具备一流师资人才的高质量的可以讲是当时上海最优秀的学校，在集中营内成立，取名为龙华公学。这些西侨甚至还特别为学校设计了个校徽。那是一个盾形造型，一面是龙华塔图案，另一面是交缠在一起的龙和花卉，以显示汉字“龙华”的意思。

　　应该承认，西方强调的创意开放哲学与东方强调的忍耐闭目修炼哲学，前者更显主动、进取和乐观。当然，这或许与他们西方人的基督信仰也有关系。所以，当Betty与我谈起《太阳帝国》一片时，她对片中所描述的西侨在集中营内的生活，表示出很大的异议。这也是很自然的。因为她是亲历目睹者，她最有发言权。

　　战后好久，Betty的母亲还保留着一张印有龙华公学校徽硬印的写字板。

　　初时，这些小难童们集中在食堂里上课。每个班级分布在一个角落。听来有点像从前中国的农村小学，从一年级到六年级都在一个教室内。不久，另一幢用铁丝网将其与集中营主楼隔开的楼也并进营地，难友们幽默地称其为“新领地”。如是，学校可以宽敞点了。

　　Betty的父母本来就是教师。所以他们在担当了集中营内繁重的劳动之余，又义不容辞地在龙华公学做义务教师。

　　于是，在大人们的努力争取下，在集中营的日子里，这些孩子们并没有荒废学业，而且还有一个相对正常的“校园生活”。Betty回忆她们女孩子们当年还成立了一个女童自卫队，她们甚至还争取到在集中营外支了帐篷露宿了一个晚上。对长年封关在集中营里的女孩子们，这一晚，是何等珍贵难忘，起码可以享受到一个晚上集中营外的没有铁丝网的自由！

　　龙华公学还有运动会。Betty因为个头矮，还是左撇子加近视眼，很遗憾不能参加运动会。当哥哥Dick与同伴们比赛足球时，她就起劲地做拉拉队员。

　　集中营内的学校，并不因为是非常时期处于非常地点而显松垮和马虎。整个龙华公学执行的是英式教学体制。所以，一样也有寒暑假。

　　暑假期间，孩子们也有指定的活。Betty的活是放鹅。每天，她将鹅群赶到铁丝网后一小片草地上。在那里，Betty 开始了她的一些人生启蒙课。包括一次，透过稀稀疏疏的草丛，她看到两个紧紧拥抱的男女人影。她和她的同伴们羞怯好奇地远远张望着。

　　营内的成人们当然没有他们这样轻松，他们都被要求干很重的活。Betty犹记得上海天主教的大主教Anglican 神父和他的朋友们自动要求干最恶劣的工作——清洁下水道。此外，还有烧砖的苦役。那些年纪不轻的男人们半裸着身子在砖窑边干活，要知道，这些人以前可都是跨国公司的大班。

　　对Betty的双亲来讲，生活是单调沉闷和与世隔绝的。唯一一次与外界接触，是在国际红十字会帮助下实现的。在1943年11月3日，即Betty全家入营的半年后左右，他们被允许发一封只能有25个字的电报，给他们在美国达拉斯的外祖父母。当时，Betty根本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再见到外祖父母。

　　就这样，光阴在无望中消耗着。极少数幸运的人给放出去。但包括Betty在内的1750名难友一直被关押其内。

　　出于信仰，出于对生活的热爱，Betty的父母尽力在集中营内维持正常的生活。他们常邀请朋友们到他们房内打桥牌。Betty还记得，来得最多的两个：一个是英国银行家，一个是比利时银行家。Betty十分盼望他们来打桥牌，因为每逢此时，母亲总会在简陋的自制炊具上，烘烙一些布丁水果面包。

　　集中营里还有一个图书馆，好坏给集中营带来一些文化气息。集中营比较明快的回忆，是有时会举行音乐会，都是唱片音乐会。在F楼E楼屋顶上举行。音乐会的唱片都是一些难友们在入营时带进来的。他们还成立了一个合唱团，常常在食堂里演出。在没有乐谱没有剧本，一切只是凭记忆的情况下，这些难友们甚至演出了一场两幕歌剧《卡门》。要知道，在这些被关押的西侨中，本来就是音乐人才济济，修养极高呢！

　　这些西方侨民竭力所做的，就是要维护一个人的尊严。人，无论在任何逆境困境，只要还有尊严的意识，那就不会被击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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