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沦陷期间上海日控集中营史料首次公布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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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www.sina.com.cn 2005年02月02日13:36 新民周刊 | ||||||||
  Betty Barr与她的上海丈夫王正文先生  昔日的洋行大班、大主教们在龙华集中营里干起了苦力活  只有病重的人才可享受有蚊帐的待遇 编者按：Betty Barr，1933年在上海英国乡村医院(今华东医院)出生，父亲John Barr为英国最大教会伦敦会派来中国的神职人员，在麦伦中学(现继光中学)任英语教师，母亲Ruth Barr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文化专业的硕士，1930年来上海基督教女青年会工作，后在上海沪江大学任英语教师。直到1952年才离开上海。Betty Barr 先后在上海西童女校和美国学校接受教育直至1950年离开上海赴美上大学。上海沦陷期间她与父母一起被日本人关押在龙华集中营。70年代，对上海充满感情的Betty Barr又回到上海，受聘在上海外国语学院任
撰稿／程乃珊 进入龙华集中营 1943年4月10日，日本人进驻租界后的一年多时光，Betty的10岁生日刚过了两天之后，那可怕的一天终于来了——进集中营。两张长长的封条交叉贴在大门口。这是日本当局的命令——所有在上海的外侨必须在指定日期内入集中营。 其实早在珍珠港事件爆发、美日宣战之后不久，Betty已经听到双亲忧心忡忡地在谈论，英美侨民已开始被提到提篮桥监狱问话。更有人已被送到Haiphong Road(海防路，那里曾为公共租界美军兵营)专押外国人的集中营。 当时Betty父母每天都过得提心吊胆，为家庭命运前程担忧，并且日本当局已通知他们作“入营准备”。基于日本人规定，每个入营家庭只允许带四件行李，但他们并未限制行李的尺码大小。父母们叫来几个中国打包工，做了一个足以放入全家四张床、被褥的大行李。再用布将这件大行李缝起来。而且，再塞入四把折椅、蚊帐、园艺工具……反正，连带杯盘扫把洗衣板常用药品冬衣甚至Betty母亲的皮草大衣等等都打入那巨大的四件行李中。他们已预料到，将在集中营里熬过一个长期的暗无天日的艰苦日子！ 少年不知忧愁味，10岁的Betty还紧紧抱住自己的洋娃娃，开始她的集中营生涯。 4月10日，Betty永远忘不了这一天。自那天起，她的金色童年结束了。从此，四个号码伴随了她全家800 多天：22／225、22／226、22／227、22／228，那是他们一家四口在集中营的代号。Betty的号码为22／228。 她清楚记得那一天，清晨7点半三部三轮车将Betty一家四口送往原为哥伦比亚乡村俱乐部(现西郊公园)—— 入营者的报到点。就这样，Betty父母在上海辛苦经营了十几年的家，三部三轮车就载走了！ 他们的营号为22，包括了60个入营的西方侨民，所以办理登记手续需要等候很长的时间，他们已筋疲力尽，纷纷瘫倒在俱乐部宽大舒服的大沙发上。就在这里，这些曾为天之骄子的西方侨民，度过了多少快乐悠哉的周末时光。然现今时过境迁，身在他们昔日熟悉的乡村俱乐部，往日的主人却成为阶下囚，不少侨民潸然泪下。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包括Betty ，照旧在四周嬉闹，总算令沉闷的气氛有点生气。 “一些被日本人从北方带到这里的羁扣在俱乐部的教会女员工，给大家准备了好多英国红茶，但少有人有心思去碰它们。后来大巴士来带我们走，在这整个过程中，尚看不到一个日本人。 “我们被告知按照我们的编号上巴士，一切显得秩序良好，没有人哭喊也没有人喧哗，有的只是死一样的沉默。”Betty 如此回忆。 大约在上午10点30分光景，车起动了。有两辆分别载有日本人和国际红十字会的瑞士官员的车带头，然后是十辆载着西方侨民的红色巴士，后面跟着塞满行李的卡车，还有一辆修理车随行。每辆车有一半空间让随身携带的行李占了，以致一些男人们全程都只好站在那里。几乎每辆巴士都安排有个日本卫兵，不过Betty乘的那辆没有。 犹如那部著名的电影《一个快乐的游戏》一样，慈爱的犹太爸爸在集中营里，还要尽力呵护爱儿，骗他说，只是参加一个快乐的游戏。Betty回忆起那天，所有的孩子们也只是以为出去野营度假。一路上经过美国礼拜堂徐家汇天主教堂… …自从原法租界当局离开法租界后，这里的街道，开始变得杂乱无章、肮脏不堪，沿路走过的郊区田野，也显得满目荒芜。最后，到达目的地——龙华集中营。 顾名思义，龙华集中营就在龙华，在铁丝网围起的营地内，可以遥望到那著名的龙华塔。龙华集中营的官名为C.A.C ，就是今天的上海中学校址。 当车子在集中营大门口停下时，大约有千来名外侨已被关押在里面。他们在建筑物屋顶向这批新来者挥手——又来了一批风雨共舟的难兄难弟！Betty与家人努力在这批难友中搜寻了一遍，发现并没有一张相熟的脸孔。他们顿觉十分孤单，一种举目无亲的感觉。 作为营内第十组的成员，Betty目睹双亲填写了一张类似行为守则的表格，大意为入营者必要遵守营内一切规章制度，不做有害于日本国的任何支敌助敌活动，不违抗营内任何指令，服从营内当局人员管约等等。 待大家都领到营卡入营号码时，被再次集合在一起，由集中营的日方司令HaYaShi先生给众人训话。HaYaShi 说他本人也在英国学习了一段时间，所以他也十分体谅大家的难处和困难……假惺惺地显出通情达理的样子。 训话完毕，就各自开始安顿“新家”。Betty一家四口，被分配到一幢两层红砖小楼朝西北的只有12×14英尺大小的房间，比Betty在愚园路家她自己独立的房间还小。不过，他们还是值得庆幸的，他们总算还拥有自己的私人空间，而许多家庭必须合住一间房间，至于那些单身的难友更惨，他们像沙丁鱼一样50多人挤在一间长房间里。 最大的困难是，那小小的16平方房间如何都容不下他们的行李。光那四张床铺就已将房间塞满了，其他东西只好堆塞在门外过道上。因为大家都如此将东西尽可能堆垛在过道两侧，以致过道只留出窄窄一条通道。整个二楼住着24户人家，共用一个盥洗间。 整个龙华集中营内共有10幢房子，其中E楼和F楼最靠近大门，这大概是上海中学被日军占领前的教学大楼。那里的房间都很大，想来原先应是教室，现在用被单、纸板等分割开，几户合住一大间。在F楼后面是礼堂，礼堂后面就是几排长长的低矮的平房，分别为A、B、C、D座。而围绕着这些建筑的一些小别墅式房子，则被日本官兵们占用。还有一个18张床位的医院和一个小农场，农场养着两头奶牛、几头猪和一些家禽。整个集中营有两个公共食堂和两个公共厨房。 进营后这些向来养尊处优的西方侨民首当其冲的考验是——伙食。他们从前一向是舒服地坐在铺着浆洗得笔挺的餐布的餐桌前，等候着上海佣人将菜一道道送上来。现在，只好端着洋铁碗，排着长龙，眼光紧盯着伙食配给员吝啬而精确的“施舍”。在饥肠辘辘的难友们虎视眈眈之下，伙食配给员的分配自然比天平还要公平正确。早餐通常就是一碗粥、半只硬面包和一杯绿茶；午餐晚餐是米饭和麦糊。 这些外国人很快就被迫正视现实。应该说西方人非常讲究秩序和科学管理的传统，即使在集中营里，也会顽强地表现出来。现在他们已是一个团体，所以必须有高度的组织性和团体意识。大家决定推选出一位集中营代表，以统筹关心难友的众多日常生活起居事宜；每一幢楼，有一个楼长；每一个由几个家庭合住的大间，都选出一个室长。 集中营里的每一个成年难民都要劳动。Betty的父亲，斯斯文文，尽心致力中国教育事业的麦伦中学老师，一个从前连一只鸡蛋都不会煮的洋老师，开始做起苦力的工作。不久，他被“提拔”为管理人员。他的管理工作是十分难堪的，就是要确保在厨房工作的难友不可以将食物偷出去。而对女人来讲，将蔬菜洋山芋藏在围裙里偷出去是太容易了。而这些从前活跃在私人会所豪华酒会的洋行大班夫人、大企业老总夫人们，在饥饿与绝望的重压下，往往就会做出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的事。另外，厨房的洗切工作对这些新入行的洋人们，也是最痛恨的。特别在寒冬腊月，整个上午和下午，他们双手都浸泡在冰冷彻骨的冷水中，没有间歇，单调沉闷，就在潮湿的厨房里，洗呀，切呀……干着以前家中佣人干的活。 在龙华集中营，Betty全家得以维持生存的最基本卡路里是由国际红十字会安排的，一月一次来自他们的上海朋友送来的食物小包裹。一位丹麦朋友送来自制的蛋糕和曲奇饼干，葡萄牙朋友送来花生酱、果酱和面粉……其实当时大家食品都十分短缺，但他们还是没有忘记关在集中营的朋友们。写到这里，笔者记起，当年圣约翰大学校长、教导主任和外籍教师也全部被关押至集中营，不少上海学生和老师也会带着香烟罐头去看望他们。 有了食物，这些向来注重生活质量的外国人纷纷动脑筋改善伙食。一些人将空饼干罐改装成烙炉烘箱等小炊具代用品。Betty父亲从来不擅手工，Betty母亲就向其他难友求助。不久，自制小炊具成为沉闷单调的集中营生活中一个重要的内容，既解决了生活问题，也成为一种消遣和社交渠道。他们纷纷动脑筋，用番茄酱罐头做成吹风筒；用饼干罐做焗炉，自制蛋糕；用水管做落地台灯……用以打发沉闷无聊又物质贫乏的生活。 虽然这种烟呛得人眼泪直流的自制小炊具一点都没有任何烹调乐趣，然而可怜天下父母心，Betty的母亲就用这些简陋的自制炊具，利用那少得可怜的朋友们送进来的食物，为孩子们烤了夹肉面包，橘子布丁，甚至鸡蛋糕。 食物短缺之外，缺少干净的水，也是集中营生活中一个严峻的问题。集中营远在乡下，虽有自己的水泵间，但因为缺煤，所以水泵间几乎从不运作。水泵不工作，龙头里就放不出水。一度只好用井水。所以，营内用水是十分受到限制的。 相关专题：新民周刊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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