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地方两会观察：两会重心转向国计民生(2)

　　素质

　　本次地方“两会”中，一则人大常委请辞的消息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高明伦因“法律知识有限”和“人大和科研两项工作无法兼顾”，辞去人大常委

会委员职务。

　　这种对于无法履行常委职务的表白，其背后也将代表委员的素质和作用问题摆到了公众面前。

　　“人大代表并不是一种荣誉，而是肩负着讨论国是、为民立言的职责。这虽然是个别的例子，但背后显然反映了民主政治的时代潮流。”沈宝祥说。

　　但现实的情况并非令人满意。有代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提到，据他的观察，“5年来一些代表没说过话”。无法想像，这些不说话的代表如何能行使代表权力，表达政见，参与决策，进行质询。

　　一些议案、提案，从地方立场上看“道理不错”，但背后的观念和意识却发人深省。例如北京“两会”期间，一位政协委员提出北京实行“人口准入制”的提案，经媒体报道后引起轩然大波，引起了包括专家学者在内的社会公众几乎众口一词的批评。

　　“人口准入制”的话音未落，又有议案呼吁通过行政力量“封杀天价月饼”，几位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摆出了易引发腐败和环保等理由后说，“政府出台一个规定就是了”。但律师的话却不容回避：现在是市场经济啊，价格法也规定经营者有权自主决定价格，只要“天价月饼”标明的成分与实际相符，就不违法。

　　更有政协委员递交提案呼吁政府“发展规范‘酒后代驾’”，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2002年1月15日晚上，他因和几个朋友聚会，把车停在西单胡同里，自己打车回家，结果第二天车就被盗了，“其实当时要能找着‘酒后代驾’的也许就不会丢了。”对此有网友评论，“这样的提案值得拿到‘两会’上去讨论吗？”

　　在过去，代表委员敢于发言、有提议案提案的积极性，通常都会受到公众和媒体的赞赏；而现在，代表委员建言的内容和态度越来越多地受到公众的审视和评头论足。这种挑剔，或许正反映了中国政治文化在转型期的一些微妙变化。

　　实际上，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少代表委员还没有真切地感受到来自选民的压力，也没有自觉地建立起议案提案的质量标准，但这些来自公众的怀疑声，应该或多或少促使代表委员去思考：我应该站在什么立场发言？我应该去关注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决定区域发展规划的参政议政会议，是否应该夹杂着“垃圾筒能否统一装踩踏板”之类的琐碎问题？

　　媒体

　　热闹的“两会”中，除了代表，也许最忙的就是记者了。对地方“两会”而言，近两年一个大的变化就是越来越多的媒体介入其中。

　　介入的一个后果是，媒体不仅仅是报道新闻，而实际上成了“两会”代表委员联系公众的桥梁和通道。

　　北京、上海、广东等地的报纸在日均推出数版的大篇幅报道的同时，开通了热线电话和邮箱。会议期间，网民热议、热线打爆，公众对“两会”的关注表露无遗。

　　媒体热烈报道的背后，是公众渴望知情、表达意见的热切目光。公众的参政热情在“两会”这几天有集中释放的空间，而在平时，公众与代表委员之间制度化的沟通渠道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

　　就人大常委会而言，它可以经常组织代表视察调研，但次数终归有限，无法代替与选民的日常的联系。

　　浙江的周晓光等人大代表通过设立工作室、代表热线等形式联系选民，甚至自费登报作广告。但是，这些都是个人的自发举措，“不具备制度价值”。

　　浙江《人民政权报》和省城市社会经济调查队以“百姓心中的人大制度”为主题，进行一次专题调查。一个值得警惕的数据是40.9%的被访者不认识所在选区的人大代表。而对于“你了解人大吗”只有20.4%的人回答“了解”。

　　事实上，缺乏长效机制也是代表委员参政议政时面临的共同苦恼。

　　史卫民说，近年从全国到地方“两会”，会期都大大缩短，从积极意义讲，可以节约会议成本，集中高效地讨论本地区重大社会问题，促使政府科学决策，但从另一方面讲，代表和委员提出的问题是否能在短短几天内得到充分讨论，政府是否能把这些问题解决好，是值得考虑的。

　　在现有制度构架下，如何建立代表委员参政议政的长效机制，将参政议政和日常工作结合起来，史卫民建议，人大代表的适当专职化，“值得认真研究”。

　　他认为，这一改革可以分两步走，首先是各级人大常委会委员的专职化，第二步才是人大代表的部分专职化。

　　如果这一改革得以推行，人大常委会本身也需要进行配套制度建设，例如常委会委员固定联系人大代表，向人大代表述职并接受代表的监督等等。

　　史卫民认为，如果这一改革能够推行，那么可以按照这一思路推行人大代表部分群体的专职化。而如何建立公众和代表的制度化沟通渠道、代表如何对选民负责等问题，则有望在这一阶段得到解决。□本报驻京记者　李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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