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关于流脑的信息铺天盖地。与风起云涌的信息潮相对应的，整体上看，公众的反应却相当平静，并未出现惊慌失措的局面。
在北京，从产生“疫情是否会扩散”的疑问，到关注全国只有一家厂商生产的流脑疫苗“能否保证供应”，从排队争着接种疫苗到转为平静，只有短短4天。而同样的传染病疫情，从风起到平静，前年的非典用了5个月，去年的禽流感用了半个月。
流脑疫情波澜不惊，得益于两点，一方面今年的流脑疫情本来就不严重———仅仅安徽省局部有疫情，其他多数省份有散在的病例发生———这个疫情对经过了前年非典的“大风大浪”考验的公众而言，其心理承受力已经足以抵御这样的公共危机；另一方面，在于信息公开把这个并不严重的疫情、以及政府部门采取的措施告之公众，公众由此得出判断，知道该采取怎样的对策。
按照曾经的“惯例”，像今年流脑这样并不严重的传染病疫情，是根本不可能、也不需要公开的。据北京地坛医院的医生介绍，每年冬春季都会接治流脑病例，仅2004年春天，该医院就先后接治了50位流脑病人。也就是说，类似今年的流脑疫情，尤其是散在病例的发生，在往年也有出现，只不过没有报道罢了。难怪有人会以“更像一场新闻流行潮”来评说今年的流脑疫情。因此，轻微疫情也能公开，无疑是一种进步。
那么，我们不妨做一个假设，如果按照惯例不公开这样的信息，结果会如何？其实，前年非典发生初期的情况已有前例：隐瞒不报、信息封闭的结果只能是谣言满天飞，公众不知所措，进而形成社会恐慌，导致更大的社会危机。因为，从一个国家的层面来看，不严重的疫情，可能仅仅占到总人数的百万分之一、千万分之一，似乎不需要“小题大做”，但是，对每个公民来说，他很难从国家的层面来看待问题，如果信息封闭，他就会错认为已经是百分之百，于是出现人人自危的恐慌情状。
在前天，北京市有数千名市民排队到疾控中心接种流脑疫苗，在我们看来，这属于正常。在一个1400多万人的大城市，这个人群所占的比例显然是极小的。这其中，多数人是以平静的心态主动接种疫苗的，当然也难免有一部分人怀有不安的心情。这完全可以理解，一扇久闭的窗子突然打开，室内会有人感到目眩，同理，当一个过去经常封闭的领域突然开放，也难免会有人产生不适。而人的精神承受力也是需要锻炼的，治疗“信息公开不适应症”的药方恰恰是公开信息，再公开信息。
信息公开的日常化，并不是简单的事。因为感到目眩，感到不适应，有些人会选择重新关上窗子，挡住外面的阳光。就在最早披露相关信息的安徽省，其信息公开过程也并非一帆风顺。因此，当信息公开还没有成为信息的垄断者———政府部门———的自觉行动时，建立起相关的制度，就显得尤为重要。
而在我们有关疫情的信息上报和发布规定中，存在着“重上报轻发布”的倾向。非典时期出台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中，对各地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上报都有或1小时或2小时不等的时间限制，但是对信息的发布却用了“及时、准确、全面”的原则性要求，一些部门拖延信息发布却缺乏硬性规定对其进行处理。这些不周密的规定有待以后进行修正。
信息公开是一种进步，轻微的疫情公开，也是一种进步。信息公开是治愈“恐慌症”的良药，今年流脑疫情的及时公开，再次证明了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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