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东电子公司3名局级干部互相串通瓜分国家资产(2)

　　疯狂宰割

　　同年4月25日，陆久生、黄美玉被立案且刑拘。屠锦良被拘捕后，两人就知道兔子尾巴长不了，将部分赃款退回公司，把小金库账目做平，并商量攻守同盟，保证谁也不许出卖谁

。

　　那天，陆久生带走几块饼干充饥，一夜未眠。主审检察官的气势，让他非常难堪。38岁担任局级干部，至今已17年了。

　　从一个正局级领导干部，到一个阶下囚，巨大的心理落差让他无法接受。面对检察官的讯问，他硬碰硬地顶撞，拒不承认所犯罪行。而他与黄美玉之间的关系，更让他心有余悸。

　　到4月30日，陆久生主动向看守所警察提出，希望早日见到检察官，要求交代全部罪行。

　　而黄美玉从一个普通的打字员到一名手握人事管理大权的副局级领导干部，她的升迁在华东电子公司是匪夷所思的奇迹。

　　这个语无伦次装疯卖傻的女人，对许多法律的基本常识都不了解，更让人啼笑皆非的是，为了不至于口误，她竟然把与陆久生串供的记录都带在身边。检察官用钝刀割肉的审讯方式，慢慢地让其竹筒倒豆子。

　　这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三人集团，在华东电子公司掌权达十几年，他们排挤了另一位年老的班子成员，垄断了公司管理和业务等方方面面的大权。他们紧紧地抱成一团，互相勾结，互相利用，以领导的身份和公司的利益为幌子，欺上瞒下，胡作非为，借转制之机，巧立名目共同贪污的国家财产，给公司造成了积重难返的损失。

　　盈利的益爱出租汽车公司就是他们任意宰割的一头肥羊。他们既互相串通，又互相欺骗，对掌握的国企资产层层“剥皮”。

　　除了出租车公司，他们对公司房产也颇费算计，想方设法予以蚕食。

　　2001年下半年，屠锦良在负责清理华东电子公司房产期间，发现公司尚有10余套存量房，其中万航渡路、兰溪路、北京西路、中山北路和泗塘新村5套住房在华东电子公司分房小组账内没有登记，遂向陆久生、黄美玉提出将这5套房屋予以私分，按每人25万元的标准将上述5套存量房出售或私分。其中，将北京西路一套使用权作价40万元(实际价值49万元)私自分配给屠锦良，屠将多得的15万元房款以现金形式给陆久生；将兰溪路一套使用权经变成产权后，以18万元价格出售，陆分得7万元，黄分得11万元；将万航渡路一套产权房作价14万元(实际价值22万余元)分配给黄美玉；将泗塘新村一套使用权房出售后，所得钱款中的3万元给华某作房屋补贴，余款用于上述房屋空关费、过户费等。

　　其后，陆久生授意行政处处长华某具体办理上述4套房屋(除泗塘新村住房)转让、过户等手续，为封住他的嘴，陆久生又将中山北路一套住房私自分配给华。

　　就这样，屠锦良伙同陆久生、黄美玉利用职务之便，在未经领导班子集体讨论的情况下，擅自将公司的90余万元国有房产予以私分，其中陆分得22万元，黄分得33万余元，屠分得价值34万余元的房屋一套。

　　2003年2月，方仁根被拘捕后，屠锦良等人为掩盖犯罪事实，商议决定陆将售房所得的7万元退出；黄将售房所得的11万元退出；万航渡路为陆久生同意的公司分房不予退出；屠将分得的北京西路使用权房交还公司。

　　2004年底，屠锦良因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5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并处没收财产8万元；陆久生因贪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黄美玉因贪污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2年，并处没收财产5万元；方仁根因贪污、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4年。

　　集权“家长”

　　一个国家企业的3名局级干部互相串通一气瓜分国家资产，这在上海滩是鲜见的丑剧。

　　贪污受贿只是腐败的冰山一角。在华东电子公司，用人的腐败、管理的腐败是促成他们小集团利益超越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侵蚀公司利益的基础。

　　陆久生是公司“一把手”，黄美玉和屠锦良分别是他的“左右手”，他们都是“一把手”破格提拔的。对干部的提拔录用，陆久生具有绝对权威，会显示一家之长的铁腕。他使用干部，完全凭个人的好恶和亲疏远近，没有原则，甚至没有组织程序。善于溜须拍马的受到重用、庇护；正直敢言的受到打击、压制，有的被调离，有的甚至被撤职。

　　1989年黄美玉进公司时是一个其貌不扬的打字员，在知识分子成堆的大公司，她时常被人看不起。作为一个打字员，她粗头粗脑的外表下却有一颗不甘平淡的心，但她又根本没有机会接近大领导，于是她费尽心机找机会贴近陆。每天傍晚，她会算准时间等陆下班，装着不经意碰上，寒暄几句，推着自行车“顺便”陪他走一走。后来，她见陆久生并不反感，就提议教他骑自行车。两人相约在公园里练习，为了真正教会陆，她还动员自己的丈夫亲自指导。一来二去，陆久生会骑车了，他们之间的感情也升温了。他把她当成了“自己人”。1992年黄美玉转干，没有组织部门提名，也没有公开考核评议。当时的人事处陈处长正在北京开会，一位总公司的领导质问他：“你是怎么搞的？我们收到几封举报黄美玉和陆久生有暧昧关系的信件，你还提拔她？”陈处长莫名其妙，回沪后，陆久生才来打招呼。原来，黄美玉曾经多次向陈处长表示过好感，见对方毫无意思，就把目标转向了“一把手”。她傍上了“一把手”，那不识抬举的陈处长不就变成了“眼中钉”吗？何况，陈处长是一个有相当能力和能量的干部，上级看好，群众拥护，是党委副书记人选，对提拔他的副总陆久生而言，也是心头之患。1995年，陈某被突然调至远在杨家桥的益爱出租车公司工作。8个月后，他又被调到浦东筹建一家新公司。他这一走，就走了8年。直到陆久生之流案发，他才重新回总公司任职。

　　而这8年，黄美玉这个连大专都没有读过的女人，最后却坐到了党委副书记的座位上。她能够公开赤裸裸地表达对陆总的忠心和真心，她还可以打“小报告”挑拨离间制造是非，证明她是一心一意捍卫陆总利益的人，从而利用领导层之间微妙的矛盾关系渔翁得利。

　　靠着陆久生这顶“保护伞”，黄美玉步步高升，她不仅是公司“第二把手”——党委副书记，还兼任办公室主任、人事处处长和工会主席等职，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2001年因经济诈骗被判无期徒刑的杜余就是黄副书记一手安插的亲信，公司财务人员有10多人，具备高级、中级专业职称的人比比皆是，可书记觉得不放心，特地把这个木材厂的工人调进来当出纳，让他保管和操作重要资金。谁料，这个杜余见钱眼开，自恃有领导撑腰，竟干起了挪用和诈骗的勾当。

　　一旦掌握实权，黄美玉就显露了飞扬跋扈为所欲为的嘴脸。她和陆久生以公司名义在新城饭店有长包房，服务员经常看见他们成双入对地出入。据说，新城饭店长包房是作为接待上级领导用的，然而，每年花费几十万，领导又来几次呢？她常拿公款做美容，“奔式”头发梳理得一丝不乱，俨然一个“大腕”的派头。她再也不是让别人指挥的女人，真正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她把自己的父亲、弟弟等家人带进公司工作。她的弟弟来值晚班，上班时间少，工资却比正式职工还高。一上班，他就叫人打好开水、铺好被子，否则，就扬言让别人下岗。她的司机没日没夜地包揽她的公事、私事，却常因为一些小事被她骂得狗血喷头。有一天，她心血来潮向一位女同事袒露自己的发迹史，事后后悔说了真话，又一脚把这个干部踢到仓库当工人使用。女同事到陆久生那里说理，“一把手”堂而皇之地在大会上声明：“根据工作需要，工人可以当干部，干部也可以当工人。”一个清华大学毕业的高级工程师担任某处处长，因为做人耿直实话实说，被“流放”到杨家桥搞后勤，办公室一位年轻的副主任在背后议论了黄美玉几句，就没有了太平日子，被迫辞职……

　　与黄美玉相比，屠锦良虽然文化也不高，没有一技之长，却低调做人。平时脸上堆笑，八面玲珑。他善于钻营，打“小九九”，利用陆久生的唯我独尊和黄美玉的贪得无厌，或出谋划策共同贪污，或欺上瞒下个人侵吞国家财产。在案发后，他道出了心声：“看到社会上不如自己的人都富了起来心态失衡，虽然华东电子公司穷，但饿死的骆驼比马大，借国企改制可以大捞一把。”

　　2004年底，市检察二分院的检察官前来调研，见坐在办公室里的职工都是年近半百的人员，不禁惊讶地发问，一个领导苦笑说：“我们的职工平均年龄49岁。”老一套的管理模式，没有竞争优势的产品，工作人员呈老年化，在腐败班子的控制下，公司走向沉寂走向没落也是必然。

　　陆久生因循守旧，平时深居简出，只听这两三人的情况汇报，到了不分青红皂白的地步，最终被“左右手”牵着鼻子走，一直手牵手走到犯罪的泥潭不能回头。

　　当然，陆久生陷入犯罪也是因为他本身私欲的膨胀。然而，缺乏监督是造成他和“左右手”走向贪污腐化的重要原因。中央在沪的国企，有着“山高皇帝远”的监管困境。没有有效的监督，对上报的虚假财务报告，不明察不审计，对业务由他随意决策经营，对干部由他任意安排。绝对的权力最终导致了班子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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