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记者 吴晓青)没有一束鲜花，仅有10余位乡邻自发来送行———昨天中午11点30分，世界上最年长的慰安妇、96岁的朱巧妹在崇明黯然火化。
2月20日上午10点15分，朱巧妹悄然离世。按照崇明当地习俗，中午12点之前是一定要将老人“送走”的。老人身穿黑色呢子大衣，红底鞋子，这是老人的三个孙女“东拼西凑”起来的。老人有两子，在沈阳工作的大儿子来不及赶到，小儿子周鑫没有工作，平时老人和
小儿子的生活靠三个孙女接济。三个孙女家境也不好，为祖母的葬礼，她们咬着牙也只是凑了3000元钱，老人的后事只能从简。
送殡现场，老镇10多位乡邻自发赶来为“阿巧”送行。对于一个饱受风霜的老人来说，她终于结束了疾病缠身的一生，人们并没有表现出过多的悲哀。
在送行者中，只有一个“特殊人物”：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苏智良研究慰安妇和朱巧妹一直保持着联系，并以个人身份，对其生活提供一些资助。老人“走”后15分钟，周鑫就打电话通知了他。第二天，他带着他的学生和600元钱特意赶来，为老人“送行”。
苏智良表示，中国大陆现仅存30多位慰安妇，而且这个数字正在不断减少。朱巧妹的离去，意味着幸存慰安妇们发出的声音将越来越微弱。
一家四人同为慰安妇
(记者 吴晓青) “1938年10月，日本兵手拿长枪冲了进来，抓走了母亲，还抓了另外6名女子组成‘7人慰安组’。”周鑫痛苦地回忆说，现在的乡政府办公楼就是当年慰安据点。虽然只有短短7天，但对母亲而言却是一辈子都不会忘记的黑夜和痛苦。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经过详细考证后确认，“7人慰安组”是周海梅(梅姐)、陆凤郎(凤姐)、杨七姐(七姐)、周大郎(大姐)、金玉(玉姐)、郭亚英(英姐)和朱巧妹(巧姐)。
苏智良教授告诉记者，令人吃惊的是，这“七姐”中，竟有四位同是一家人。梅姐是朱巧妹的婆婆，凤姐是朱巧妹婆婆的妹妹，而大姐周大郎也是朱巧妹的远房姐姐。一家四人同时沦为日军慰安妇，实属世界罕见。
上海教授月资助每名慰安妇百元
“与朱巧妹相比，目前中国大陆其他地区30多位慰安妇的现状更令人担忧。”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中国慰安妇问题研究中心主任苏智良说。
对此，苏智良确有发言权：1992年，他着手研究慰安妇问题，1999年3月，上师大正式成立中国慰安妇研究中心，是中国目前仅有的一家慰安妇专门研究机构，他任中心主任。
苏智良告诉记者，现存的30多位慰安妇，绝大多数生活在农村，没有子女，生活相当拮据。其中在哈尔滨的一位老太早年收养了一个子女，但现在也已经下岗了，失去了基本的生活来源。”苏智良告诉记者，出于责任，他与妻子供给每位慰安妇每月100元生活费用，目前这也是她们唯一赖以生存下去的费用。除此以外，再也没有其他资金来源了。
2001年，苏智良在国内首次为慰安妇作法律公证。但去年，由于资金所迫，公证工作由此停止。苏智良教授再次请求社会力量救一救慰安妇们，因为她们的存在，就是活生生的“人证”，就是对企图掩盖真相的有力回击！出于责任，苏教授表示他会一路坚持走到底。 (记者吴晓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