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工厂污染让农民果园受害 老汉9年维权无果

老爷子和枯死的葡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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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化工厂的污染，村民刘恩汗种植的25亩果园遭受灭顶之灾，可9年维权路走下来，他非但没拿到一分钱的赔偿，自己却陷入无米下锅的尴尬局面。

　　刘恩汗：守望枯树呼唤公理

　　村边的公路离天津市中心仅20公里，这本应是一条致富的大道；1991年刘义敏承包了

25亩荒地种植果树，这本应是结满幸福希望果实的果树；1996年吉帝化工厂在果园斜对面投产了，刘义敏的致富梦也破灭了：叶子大片大片地落，果子再也长不成，到2002年，整个果园干脆绝收；20公里的致富路就这样成了他讨要说法的维权路，这一走就是9年；9年维权毫无进展，行路难，人更难。老刘告诉记者：“等这事成功了，我得好好哭几天。”

　　2005年1月6日，大雪过后的田地里覆盖了厚厚的白雪。瑞雪兆丰年的古谚并没有在天津市北辰区西堤头镇刘快庄村村民刘义敏身上灵验，因为他所承包的25亩果园的果树都已病死。他近80岁的老父亲抚摩着一棵棵果树哀叹道：“死了，死光了！”说完，老爷子用手一指，“你看，就是它给污染的呀，冒出的烟都是红色的，落在叶上叶落，落在果子上果子烂！”

　　化工厂的到来改变了刘家的命运。

　　23岁成为生产队长，25岁入党，26岁成了村干部，再到后来跑运输，做买卖，到1991年时，刘义敏已过上了殷实的生活。也是这年，他看到了更大的商机：种果树。理由很简单，刘快庄村离天津市中心只有20公里。

　　刘义敏很快与村里签定了承包25亩荒地种果树的合同。为了种好果树，刘义敏把自家多年的积蓄26万元全投了进去，父亲刘恩汗干脆在果树旁建了个小房子住到了地里，一家人的心血全寄托在了果树身上。提到自己的果树，老爷子刘恩汗忍不住夸奖起来：“如果说人人都有领导，那果树就是我的领导。”

　　到1996年，果园里的葡萄丰收了，足以维持果园的日常开支。苹果树、杏树、李树等也逐渐进入收获期，刘家的富裕梦越来越快实现了。

　　同是1996年，果园斜对面的吉帝化工厂投产了。吉帝的主要产品为碱性玫瑰、碱性桃红等染料中间体。再加上果园旁边的砖厂，刘义敏隐约有不祥的预感。

　　他的感觉很快被证实了。从吉帝厂冒出来的粉红色烟尘落在果树叶子上，叶子就干边；落在苹果上，果子就长不大，落果遍地都是。

　　他找到了村委会、镇政府，希望有人能管管吉帝，不让它的粉尘随处飘。结果根本没人理会刘义敏。

　　吉帝的污染仍在继续，废气随便排、废渣就地焚烧、废水直接排到厂外的水坑里。与此同时，村里的化工厂也如雨后春笋冒了出来，异味开始弥漫整个村庄。

　　到了2002年5月，果园的葡萄都没了叶子，其他果树的叶子也所剩无几，果园绝收了。

　　维权，要求赔偿成了刘义敏的本能要求。

　　在镇政府，他向一位镇领导讨要损失：“我的果子一夜之间全坏了，都是污染造成的，得赔我损失呀！”镇领导更直接：“你赖污染有嘛依据，口说无凭呀。”“怎样才算有证据？”“你得找鉴定机构鉴定。”

　　经多方打听，老刘得知农业部环境监测站(天津)能进行鉴定。于是，2002年6月老刘就赶到了环境监测站。经询问对方告知：“检测只对政府不对个人，必须有政府委托书。”

　　回来后，老刘找到镇政府要委托书，一领导直接驳斥道：“你承包的又不是镇政府的地，找村委会去。”村领导知道老刘开委托书是为了向化工厂讨要损失，百般阻挠。原来，吉帝的老板李立民是村支书李增坤的亲侄子。“要这个委托书，镇里、村里，我跑了几百趟。”后来，村委会终于给开了委托书。

　　满心欢喜的老刘刚到环境监测站就被轰了出来：“这证明不行，嘛也没写清楚。”回来后，再找村委会开证明，又是死路一条。

　　再找镇政府又被推到村委会，就这样，老刘在镇政府与村委会之间来回往返，毫无效果。“太难了，老爷子都在镇政府跪过呀，可还是不给开委托书。”说到动情处，年近60岁的刘义敏忍不住热泪横流。

　　没办法，老刘想到北京上访。镇政府得到消息后，主动找到了老刘：“这样吧，你这事通过法院解决吧，明天你去北辰法院，一个院长会接待你。”第二天，老刘找到了北辰区法院张玉文副院长。“不能立案，因为你没有证据。”副院长给了个这样的回答。事后，有专业人士告诉老刘，环境污染属于特殊侵权，适用举证倒置。

　　从法院回来后，老刘也想到了通过打官司解决问题。于是，他找了个苗姓律师，苗律师来果园看后，拍着胸脯告诉老刘：“放心吧，这个官司好打！”到了晚上，苗律师打来了电话：“这事不好弄，有点麻烦。”就这样，上午还信心十足的律师到了晚上就变卦了。

　　2002年8月，老刘来到天津市人大信访办反映问题。在信访办的过问下，镇政府终于给开了委托书。得到委托书后，农业部环境监测站同意对老刘的果园进行检测。

　　镇政府副镇长宋佳林告诉老刘：“检测费用可得自己花呀！”“那检测完后，结果能给我吗？”老刘问道。“就像你花钱买烟，钱给了能不给你烟吗！”这位副镇长肯定地说。就这样，老刘向妹妹借了5000元钱交了鉴定费。后来老刘从监测站得知，监测站业务不对个人更不可能收个人的鉴定费，这笔费用本应由镇政府出。

　　不久后，监测站工作人员在老刘果园提取了部分空气、土壤、水果等样品回去了。说到这，老刘还特意向记者强调：“取样完了后，监测站的人和镇政府的人在一起吃过饭。”

　　鉴定结果迟迟没有下来。老刘又一次次跑到监测站索要结果，回答都是一样：“没出来。”

　　到了10月份，老刘再也坐不住了。他来到国家环保总局反映情况，然后又到国务院信访办，全国人大信访办。从镇、区、市再到北京，老刘的维权路越走越长，但一张鉴定结果还是不能拿到手。

　　“因为这片果树，家里基本上赔个差不多了。为了省钱，我都是带着铺盖卷到北京，身上尽量多揣馒头，能少花钱就少花！”

　　2002年12月，农业部环境监测站的工作人员告诉老刘，鉴定结果下来了，但给了镇政府。找到镇政府，信访办主任霍俊伟告诉老刘：“科学的证据也有了，你就在家等着吧。北辰环保局、北辰信访办和镇政府帮你打官司，你放心好了！”老刘一等又是几个月过去了。

　　无奈之下，2003年8月老刘又找到国家环保总局。信访办的沈处长一看是老刘：“你怎么又来啦！”老刘已成了这里的熟客！在沈的过问下，镇政府终于给了老刘鉴定结果。

　　鉴定结果显示：刘义敏果园内苹果叶片样点氟化物的含量是对照样点的9.6—24倍；葡萄叶片样点氟化物的含量是对照样点的3.7—9.6倍；刘快庄村村民刘义敏的果树出现落叶现象的原因，系有害气体氟化物伤害所致。

　　拿到鉴定报告的老刘以为自己的维权应该有结果了，但事情并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老刘拿着报告找镇政府要求赔偿损失，然而镇政府私自找区农林局做了个果园损失2—3万元的评估。“25亩地，光树苗，每年的化肥、农药费加起来也有十多万呀，这还不算果子钱，总共损失都超过了50万元！”老刘实在想不通，这个2—3万元损失的评估是怎样做出来的。感到气不过的老刘找到了评估参与者之一、北辰区农林局果树站站长朱庆善，在老刘的追问下，朱庆善承认那个评估是主观做出的。

　　再找镇政府，对方总是好言以对：“不就是钱的问题吗？好办，你等着吧！”“等着吧”，这是镇政府给老刘答复中所用最多的一个词语，而老刘一等就是9年，至今还没有结束的迹象。

　　算起来，刘义敏的父亲已在果园住了14年了。老爷子以前住果园是为了料理果树，虽然累点，但看着满园的果子，老人心里甜滋滋的。现在住果园看守着枯树，老爷子说他要保留证据，“我就不信，这事没地方说理去！”

　　“等这事成功了，我得好好哭几天，太不容易了。”显然，老刘对维权成功还抱有很大的希望，但又有谁知道，老爷子在果园还要住多少年呢？(中国质量万里行杂志社记者王黎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