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工兄弟 找个工作好辛苦

民工兄弟 找个工作好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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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春节刚过，成千上万的农民背上行李，离开家乡，走进陌生的城市，希望能够抢到一份合适的工作。离开熟悉的家乡和亲人外出打工，所需要的也许只是一些勇气，但是要在城里找到自己的“饭碗”，则远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候往往要靠一点运气。南京安德门劳务市场每天人头攒动，南京需要什么样的农民工？农民工求职难在哪里？近几天，记者

追随44岁的湖南怀化民工蔡长文的脚步，感受了他艰难的城市之行。

　　花了中介费，工作却不对路

　　2月26日上午10点多，南京安德门劳务市场大厅内。

　　拥挤不堪的人潮中，中等个子、肤色黝黑的蔡长文很不起眼。他外穿一件深色茄克衫，里套一件浅色毛衣，显得很单薄，说话略显腼腆，“年纪大了，又没有什么技术，只能找些简单的体力活”。

　　在市场29号窗口前，蔡长文一边仔细地看着贴出的信息，一边不停地摇头。“前几天，我在这找到一份勤杂工的活，向职介所缴了35元的费用后，拿到一张介绍信，之后来到一所学校食堂，可那里的人说需要的不是勤杂工，要我做蒸馒头的活，月薪550元，包吃住。”蔡长文说，上午到那儿就开始干活，一直干到晚上11点，“第二天一早就被叫醒干活，我感觉吃不消。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这跟职介所谈的不一样。职介所说勤杂工每月工资600多，活也不累，哪想到会这样呀？食堂的人还说，每月要在我工资里扣100元，到年底再发，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要扣我工资，如果到时候他们拖着不给，我找谁去？”第二天，蔡长文辞掉工作，离开食堂，工钱也没有要。

　　此前，蔡长文也曾找到一份工作。当时他与江宁区一家食品厂谈好，每天工作8小时，可按实际算下来每天至少超过12个小时，“夜里2点多就要起床做早点，接着拿出去卖，工作时间太长了，工资只有500块钱。”结果，他干了两天半就离开了。在劳务市场大厅内，蔡长文在职介所的窗口转来转去，但没有要求登记，“半个月不到，我找了两份工作，花了70元中介费，可还是没找到合适的。”

　　一天吃一顿，就为能省点钱

　　2月26日中午12点30分，雨花西路路边一个烧饼摊。

　　职介所工作人员陆续吃饭去了，蔡长文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玻璃杯，到市场打开水的地方灌满热水，然后慢慢地走出劳务市场，来到这个烧饼摊前。中年摊主称烧饼5毛钱一个，蔡长文很小心地从上衣内口袋里掏出一把零钱，大多是10元、5元的，还有几枚1元硬币。他拿出一枚硬币递给摊主，接过摊主递过来的两个烧饼，在摊边蹲下身，就着热水一口一口地啃了起来。

　　“过年后，我每天就吃一顿饭，下午四五点钟吃一顿，基本上是吃一份盒饭，花四五块钱。我从来不吃早饭，因为吃一份煎饼或蒸饭就要一二块钱，太贵了。春节过后，我基本上没吃过中饭，饿了，就花1元钱买两块烧饼凑合一下。”蹲在路边，蔡长文很快将烧饼吃光，看着劳务市场门口聚集的民工，他幽幽地说：“昨天我在劳务市场转了一天，一份登记表也没填，想起前两份工作，几十块钱的中介费打了水漂。现在口袋是只出不进，接下来几天要是再找不到活干，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

　　住废弃平房，晚上常被冻醒

　　2月26日傍晚，能仁里附近一所平房。

　　整个下午，蔡长文一直在劳务市场里转悠，但没有发现自己感兴趣的岗位。5点多，劳务市场内人开始变少，蔡长文左手挎起一个大包袱和一个红色塑料桶，右手拖起墙角的一个拉杆箱，失望地走出劳务市场。

　　蔡长文走出劳务市场大门，向北走了一段路，拐过几个弯，然后穿过一条不足1米宽的小巷子，一间砖头砌成的屋子呈现在眼前。这是一间废弃住房，房门是一扇破木门，屋内只有一张破沙发和一些塑料袋等废品，一个墙角堆放着几个空酒瓶。“这地方是无意中发现的，没人住，我这几天就在这过夜。我没有多少行李，包袱里是被褥，箱子里有几件换洗衣服，塑料桶是我以前干活时买的，可以洗衣服、洗脚。旅社太贵了，最便宜的一天也要六七块钱，够我一天的伙食费了。”

　　平房的木门是由几块竖木板拼成的，中间一块木板不见了，冷风直往屋内钻，记者进去一会儿，就感觉到浑身发颤。屋内没有电灯，只剩下一个灯泡插座。蔡长文从包袱里取出两条被子，将破沙发放下，然后将被子铺在沙发上，“这个房子四处透风，晚上我常常被冻醒。春节后，我一直没洗过澡，澡堂去不起，洗一个澡就要好几块钱。”

　　去年挣钱少，春节都没回家

　　2月27日上午10点多，安德门公安专科学校门口。

　　蔡长文没再到劳务市场看招工信息，而是来到劳务市场不远处的公安专科学校附近，这里聚集着三五成群的民工。蔡长文站在路边，掏出随身带着的一包“红梅”香烟。烟盒皱巴巴的，他抽出一支烟叼上，“要是能遇到雇主就好了，这样就不用交中介费”。可在路边等了大半天，蔡长文并没有等到他希望出现的雇主。

　　抽完一支烟，蔡长文走到附近路边，看两名民工下象棋，棋摊边围着七八个民工。蔡长文一边看下棋，一边向记者介绍，自己家生活很窘迫，女儿19岁了，在老家一家饭店洗碗，一个月挣二三百块钱；儿子15岁，也不上学了，在家里没什么事干，他到南京就是想挣点钱，“儿子一天天大了，得存些钱给他找媳妇，我们那儿办完一门亲事至少需要两万块。等儿子年纪大一点，我也把他带出来，父子俩一起在外面干活，应该能挣得多一点”。说到家人，蔡长文的脸上露出难得的笑容。在他看来，儿子很快就能跟他一起出来打工了，但事实是，他现在自己的工作还根本没有着落，温饱已经成了这个陌生城市对他的严峻考验。

　　蔡长文说，自己去年10月初来到南京，经人介绍到了集庆门附近一家公司从事塑钢门窗安装。他在公司一直干到年底，可公司只给了他400多元，原因是公司经营不是太好，效益不好，“从南京到我们那里光车票就接近400块，我怎么回家呀？我只好辞掉原来的工作，过年都没能回家。过年后到劳务市场重新找工作，希望今年的运气能好一点”，说这话的时候，蔡长文脸上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苦笑。

　　转悠几天后，终于填了张表

　　2月27日下午3点，安德门劳务市场。

　　转悠了几天没找到合适工作的蔡长文又回到了这里。坐在大厅的坐椅上，蔡长文不时注意着电子显示屏上的用工信息，过了好一阵子，拖起放在身边的行李，拎到了大厅外的墙角。在附近几个职介所窗口，蔡长文仔细地看着用工信息，偶尔与职介所工作人员交流两句，可在每个窗口前看了几分钟就转到了下一个窗口。

　　蔡长文终于看到一则符合自己要求的招聘理货员信息。职介所一位40岁左右的女工作人员问：“你多大？以前做过理货吗？”“我今年44,以前没做过。”“那不行，你年龄太大了，单位要求40岁以下，而且你也没有经验。”“我身体没问题，就让我试一试吧”，蔡长文小声地恳求着。“不行。”蔡长文嘴唇动了一下，还想说什么，那名工作人员已有些不耐烦了，转头问起了其他求职者，蔡长文只好无奈地转过身。

　　3点半左右，蔡长文看到一则招聘搬运工的信息，上写“底薪700元，包吃住”。这条信息让他重新燃起了找到新工作的希望，职介所工作人员告诉他，用人单位是一家搬家公司，上班时间相对固定，每天8个小时左右，工作人员先让他填一张登记表，表示尽快安排用人单位与他直接见面。

　　蔡长文填好登记表后，并没显得激动，“试试运气吧，也不知道到底成不成。”这是两天来蔡长文填的唯一一张表格，他将表格交给工作人员后，又继续开始搜寻其它信息，但直到下午5点，他都一直没有再填写登记表，“看看再说吧，反正这些天就是这么过来的，不知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

　　说完，蔡长文拖着自己的包袱和行李慢慢地走出劳务市场，等待他的，依然是四面漏风的临时栖息地和每天一顿的伙食。而迎着他来的，是同样打扮，脸上同样满怀希望的民工兄弟。在南京，在这个他们陌生的城市，他们能找到一份合适的工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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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工找工难，企业招人也难南京面临结构性“民工荒”

　　元宵节一过，许多民工又踏上了进城务工的旅程。记者近日从劳动部门了解到，今年民工的流动有了新动向：沿海城市特别是以往打工密集的广东珠三角城市，已经不再是民工外出打工的首选之地了，大量的外省民工像潮水般地涌到了长三角地区。“哪儿工资更高、更有保障，农民工就往哪里跑，薪水和就业环境成为农民工流动的风向标。”

　　“东西南北中，打工到广东”，这句俗语今年恐怕要改改了。据了解，春节后，广东在取消了连续执行9年的春节不招工禁令后，却并没有出现预期中的民工潮，企业招不到人、老板急得到车站去拉人，珠三角城市出现的民工荒，被专家戏称为这是“民工在用脚来投票”。而另一方面，据上海铁路局统计，节后长三角地区的客流量却比去年同期增长了一成，总量超过80万人。在南京火车站出站口，来自四川的民工张业怀告诉记者，去年他和几名老乡在东莞一家电子厂打工，每个月才600块，一年下来根本没赚到什么钱。到那边打工不仅钱少，而且限制多，今年绝对不会再去了。如果南京找不到，就再去上海、无锡、杭州转转。

　　根据去年国家劳动部门公布的报告显示，全国24个城市的企业新员工的工资待遇平均为每月660元，长三角6城市的新员工平均月工资比平均数高8.5%，深圳高5.4%，东莞却整整低了16.8%。

　　在最新公布的城市地区最低工资标准中，广东大部分地区已经落后于长三角。以最发达的深圳地区为例，特区内最低工资标准为610元／月，特区外480元／月，而处在长三角低发达水平的南京地区，自去年7月份调整后最低工资标准为一类地区620元，二类450元，三类390元，在11年中进行过13次调整的上海市发布的统一最低工资标准则是635元。

　　大批民工往长三角流动，那么南京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事实上民工找工难和企业招不到人的现象在南京依然存在。昨天，南京最大民工就业市场安德门民工市场办公室主任袁亮向记者介绍，从数字看，来宁的民工确实不少，据最新统计，从大年初四至现在，已经有4万多名民工进场，其中外省民工就约有2.5万人，与去年同比增长了两成。虽然春节后民工工资普遍上涨，但结构性明显的民工荒将在一定时间内长期存在。比如，从性别看，求职民工中女少男多；而用工单位招聘需求中则女多男少。从工种看，缺少服务员、保姆等第三产业从业人员，尤其是缝纫工，一家用人单位一口气想要招200名，但由于工作强度大，工资待遇一般，很难有民工愿意去。

　　对此，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徐翔认为，这取决于南京的地理位置和经济地位：一线发达城市排不上，不足以吸引寻找机遇想多赚钱的外来工，但又比三线城市要强。处于沿海城市和内地城市的连接线上，南京工资待遇不高不低，结构性的民工荒目前已有所显现。随着西部、苏锡常等城市发展带来的工资走高，下一步南京也有可能面临更大的“民工荒”。而实际上，城市建设的快速发展离不开民工，怎样给其应有的经济待遇和精神关怀将是下一步南京应该注意和研究的。(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