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州晚报独家责任：徘徊在城乡之间的孤岛群体(2)

　　“孤岛”中的生活

　　“郑州在你眼里是自己的家么？”面对这个问题，一年当中有10个月都要穿梭于郑州的大街小巷之间的龚没有一丝犹豫：“我老家在驻马店确山。”

　　他坦言，在郑州打工一年，虽然对这里的很多街道已经熟悉，但走在郑州的街上，外地人的身份感还是很强烈，特别是“民工”这种身份。“平时走在街上，城市人看你的眼神都有点儿怪怪的。一次我去火车站排队买票，不小心碰了前面一个打扮很时髦的女的，她回头看了我一眼，马上就把身子趔开很远。”龚说，自己不知道这是不是所谓对民工的“歧视”，但他觉得“很不舒服，也很伤自尊”，晚上收工或者有了空闲时间，就去一个邻居工友住处看电视，或者就在住处睡觉也不呆在街上。“还是家里感觉好一些。”龚信所说的“家”，在距郑州3个小时火车加半个小时三轮摩托的农村。那个家里现在有一个不足6岁的儿子和两岁的女儿，还有一对年逾50身体不好的老人，正是他们，促使这位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水平的汉子跟随家乡外出打工的人流来到了郑州。他出来的时候只带了一张身份证和一个包裹，和“趁着还年轻为孩子挣点儿学费”的满心希望。

　　“我现在最担心家里小孩子，我想让妻子也来郑州打工，但孩子小，离不了大人，而且爷爷奶奶也照顾不了他们。”龚信面临的问题，几位同乡来打工的也都遇到过，思前虑后还是觉得城里的学费和生活费有些高，超出了他所期望的目标。

　　“他们这个群体就像是在生活在一个孤岛中，远离家门又徘徊在城市的门外。”一位社会学家对农民工生存状态的总结得到了很多传媒的认可，被广泛转载。

　　边缘生存的群体

　　与龚信的境况类似的在全国还有约1.2亿人，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有关方面正式向公众公布了这个数据。

　　虽然人数庞大，但是寻找起来却丝毫不费力气。“他们大部分人有着很鲜明的职业特点和标识。”2004年夏天，重庆市3位调查员走访国内8个省市，就“农民工养老保险”展开了一个专项调查，调查员罗开国对此深有感触。

　　罗开国在一份调查中说，一提到农民工，很多人的脑海就会条件反射地出现一个场景：建筑工地的工人，街头提着刷子等零活，家庭保姆，饭店服务员，摆摊设点的小贩，走门串户的修理工，蹬着三轮送货送水，搬家公司的搬运工等等。“全是些报酬少、劳动强度大、社会声望低、城市人不愿意干的活儿，很少有人到公司白领阶层去寻找民工的存在。”

　　一个最为常见的镜头是，春节前，为讨了要自己的血汗钱回家过年，一些民工被迫爬上脚手架、爬上自己建好的高楼演出着“跳楼闹剧”，而大多数老实本分的民工，则选择守在寒风中的工地上，饿着肚子等待老板们“发善心”，好带着自己的血汗钱回家过年。

　　“农民工是一个很特殊的群体，他们离开农村却又难以融入城市，受到城市的歧视太多，遭遇的不公平使他们形成了一个孤岛群体。”罗开国经过调查后，发现了一系列问题。

　　“农民工与城市职工同工不同时、同工不同酬、同工不同权；在被辞退、解雇或返乡后，不能纳入社会保障体系，生活无保障并带来一系列社会问题。因此，可以说对农民工实施了事实上的双重劳动标准”。中华全国总工会法律工作部的一份报告作出的上述结论。

　　“本来，除了贫穷与‘农村户口’外，农民与城里人并无多大分别，然而，当他们为了生活的重负，被迫背井离乡进城讨一口生计时，他们就成了农民工，成了城市的边缘人。城市每一座高楼下都有农民工的血汗，城市每一处繁华景象都离不开他们的建设，可是，他们却永远和城市格格不入。”罗在一份调查中这样总结。

　　　陈青若是一位时评作者，他在发表在《红网》上的一篇文章中说，时下的外来务工人员为城市的发展默默无闻地奉献着，为现代化建设挥洒辛勤的汗水。可是，他们的社会地位并不高，尤其是不少城里人始终用一种有色的眼镜来打量他们，甚至有人一遇到社会不良现象都往外来务工人员身上“栽赃”，使他们陷入了一个尴尬的“孤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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