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长虹
去年有一个地方出台“禁止公款赌博”的规定，不少人都觉得很搞笑——按中国的法律，赌博是犯法的。不仅用公款赌博违法，用私款赌博也违法；不仅领导干部赌博不允许，平头百姓赌博也不允许。出台这样的规定，不是滑天下之大稽么？不，不不！这不是讽刺，也不是幽默。政策是现实的反映。现实中赌博的领导并不少，而且几乎都是用公款。
出境赌博者绝大部分是“官赌”。平头百姓哪能如此方便地、频繁地出国赌博？只有“官”有这种路子和实力，机会和权力。沈阳慕马案主犯、原沈阳常务副市长马向东，曾经17次去澳门赌博，最多一次三天输掉上千万；厦门远华走私大案主犯之一、原厦门市副市长蓝甫，和马向东一样，在中央党校学习期间还飞到澳门赌博；延边交通处长蔡豪文一年中到境外赌博27次，将300多万元公款挥霍一空。一些党政官员出国考察，实际是为了满足赌瘾，一些政府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拉斯维加斯是一个“必须”的考察项目，名曰是考察城市管理、旅游交通，其实都是来试一把手气。澳门赌场去年共接待了大约1600万赌客，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国国内。周边国家开设的豪华赌场大部分都是针对中国人的，除了港、澳外，包围中国周边地区的赌博网已从原先的东南亚，延伸到中俄、中朝、中韩，甚至中蒙边境。
“官赌”大都是用公款。境外赌博一般使大钱，平头百姓哪来这么多的资金？用公款赌博输掉了毫不心疼，输了还能源源不断地拿。湖北省驻港办前主任金鉴培，两年内在赌场输掉1.4亿元港币；郴州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原主任李树彪，挪用公款1.2亿元，通过地下钱庄兑换成港币到澳门赌博，造成巨大经济损失。过去五年，至少有400多名党政官员或国有企业领导，在澳门赌场栽倒，输钱少则10多万，多则上亿元，都来自公款。据报道，中国每年有接近600亿元资金流向国外、香港及澳门地区的赌场和赛马场。想想，假如这些输掉的钱是掏自己的腰包，这些“官赌”会去赌么？用不着有关部门严查，光老婆就会管得严丝合缝，一分钱也流不出去。
“官赌”也是受贿的一种手段。有统计显示，在检察机关查处的贿赂案件中，80％的行贿者是用公款行贿。赌博变成了行贿受贿的一条重要渠道。下级孝敬上级，明目张胆送钱不方便，在赌场上送者堂而皇之，纳者则心安理得；或故意在赌博中输给领导干部，或为领导干部出赌资，无论那种方式，本质都是权钱交换。最终这些付出的赌资都会通过其他的方式捞回来。原厦门副市长蓝甫在澳门一天一夜输350万元，都是赖昌星付账，而他也为赖昌星的走私犯罪提供了方便。
赌徒是精神空虚的表现，“官赌”同样反映了官员的精神状态。但我们应当认识到，不是赌博让领导干部心灵空虚，而是领导干部的信仰危机，才产生了赌徒心理；首先有领导干部的贪污受贿，才有公款赌博；首先有领导干部权力不受制约，才有官员频繁出国赌博、资金随意流出。从一些案例看，一些地方就是因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对一把手监督机制不健全，领导一个条子或者一个电话，就能把巨额资金划转到他所需要的银行账户上。
“官赌”的根源在“官贪”。没有“官贪”就没有“官赌”。官贪是后盾，是基础，“官赌”是消费，是出口。查“官赌”，关键是查“官贪”。“官赌”只能说是“官贪”的一个表现。那些在境外购置豪宅，一掷千金的官员子女们，他们的钱是哪儿来的？仅仅靠官员本身的合法收入恐怕达不到这种消费水平的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千分之一。难道这些钱是天上掉下来的？是自己家里固有的吗？当然不是。若是捡来的，就应当归还失主；如果是受贿的，贪污的，都是犯罪行为，都必须严格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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