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少华：农民工成为工人能否有个时间表

　　新华网北京3月8日电（记者 黄冠）

　　曲印忠，52岁，山东德州人，在北京卖旧书

　　今年春节，老曲带着祖孙三代人一起回老家过年，一待就是1个月零4天。他说，这是他来北京打工13年来，过得最痛快的一个年。

　　一个月不工作，对老曲来说，是一种“奢侈”。一分钱不挣不说，430元的摊位费和450元的房租，一个子儿也不能少。老曲在八宝山地铁口北边的旧货市场卖旧书，他常年住的“家”在一个叫“沙石场”的地方，租工人住的平房，两间，儿子、儿媳妇和孙子住一间，他和老伴住一间。老曲说，他老家有7间大瓦房，连盖带装修花了5万元，却一直空着，“只有过年回去看我老母亲，那家才像个家。”

　　老曲和他儿子两人工作，养活5口人。“1998年，这个旧货市场一开，我就来了。都是我孩子上书，我看摊。”老曲说。

　　农村生产队解体以后，老曲家承包了6亩耕地。1993年他出来打工以后，耕地便由他弟弟代种，村里要收费、国家要收多少税，全由他弟弟代办，他不用给弟弟一分钱，弟弟也不给他一分钱。

　　现在，老曲每个月还得缴60元税费（包括在430元的摊位费中）。按北京的标准，月收入上1200元才交个人所得税，缴的60元要是个人所得税，那得收入多少钱呢？

　　老曲说，他这个摊儿，每个月的流水钱大概是1500元，除去摊位费和成本，收入怎么也超不过1200元。“光指这卖旧书，只能顾住一家人的吃喝。”老曲说，他儿子走街串巷、去废品站收旧书之外，也卖字画，有正品，也有赝品。

　　“他的生意也不好做，去年一批画还赔了3000多块。”老曲说，“去年一家人只净挣了5000多块，光摊位费和房租就交给别人一万多。”

　　老曲说：“老家和现在的家都不像个家，但也习惯了。卖旧书，好歹是个事儿。比起种地，只落个轻省。”

　　严少华代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院长）：

　　一到过年，农民工便像候鸟一样，搬来搬去。

　　他们常年在城里工作，在城里生活，因为是“农民工”，只能干最累的活，拿最低的工资；过去那么多年，他们一边在农村缴农业税和各种提留，一边在城里缴城里应缴的税费，却与社会保障、医疗保险等城里人能享受的好处无缘。

　　在政策层面上，我国已开始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农民能够进城，与城里人从事相同的职业，这已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他们在经济地位和劳动技能上的差别依然存在，并且有拉大的危险。城乡教育条件不同，必然造成城乡居民知识技术不平等，就业机会不平等。城里人原有的各种补贴，农民都没有，城里人即使下岗，再怎么说，他还有套房子。而农民要想在城里买套房，那得奋斗多少年啊？

　　加快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是政府应尽的责任。因为单靠农业不可能大幅度提高9亿农民的收入，只有加快把数以亿计的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才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出路。

　　农民就是农民，工人就是工人，把农民工转化为产业工人，意味着让农民工的身份不再尴尬，享受的待遇不再与工人不同。还农民工以公正，不仅仅是善待和消除歧视的问题，这需要政府在深层上有所作为。比如，过去人们“闯关东”“走西口”，最后不都留下来、成了当地居民？如今，一个农民在一个地方工作十几年，为什么不能转为当地居民？再比如，政府是否可以设置一个时间表——如5年、10年、15年，甚至20年——让农民真正意义融入当地，享受同等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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