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歉与眼睛向下
乔新生
从2004年春天开始，即接连有官员面对媒体真诚地向公众道歉，这种现象贯穿年度始终。所以，说2004年是中国行政官员的道歉年毫不为过。
其实，在地方政府和中央一些部委制定的官员“问责制度”中，已经规定了官员就自己的失职行为向公众道歉的内容。从酝酿发酵到付诸实施，公众从官员的言行中看到了现代社会政治改革的新气象。
按照现代的行政合约理论，官员与公众之间是一种权利义务明晰的关系。官员依照公众的委托，为选民服务。如果官员的工作不能令选民满意，那么，官员必须承担道义上的责任，必须就自己的行为向公众公开道歉。但是，由于传统的封建思想作祟，中国的公众只能在电视上看到外国官员鞠躬谢罪，却无法在法律体制之外，要求本国政府官员承担道义上的责任。正因为如此，建设部等一些部委和重庆市等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官员“问责制度”时，特别强调了政府官员向公众道歉的责任。重庆市政府更是明确规定，如果在政府官员所管辖的业务范围内，出现了重大失误，行政首长必须在电视台和其他媒体上向公众道歉。
这种依靠外力推动行政伦理文化建设的举措，虽然有些无奈，但毕竟表现出了执政者对待选民的态度，体现了现代政治伦理的要求。可以说，官员向公众道歉是建立现代政治文明的应有之义，是建立和谐社会必不可少的环节。假如政府官员拒不认错，或者在出现重大失误时，直接由上级政府官员或者人民代表大会免去其职务，那么虽然符合当今宪法和法律的要求，但是没有充分满足公众的知情权，更没有理顺政府与公众之间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政府官员就自己的失职行为向公众道歉，不仅仅是打破政治禁忌，表现出政府官员勇于承担责任的勇气和良知，政府官员道歉还确立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性关系。
可以设想，假如每一个政府官员都意识到自己的权力来自于公众，自己的一言一行必须对公众负责，那么在实际工作中，他就会眼睛向下面向公众，而不是眼睛向上，跑官要官。前不久中央政治局委员、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明确指出，每个官员都应该时刻想一想自己是谁，为了谁。这是对执政为民的最好诠释。如果能够时时刻刻想到公众，那么，一旦工作出现失误，必然首先会想到面向公众赔礼道歉。
官员道歉是一种自律行为，它需要他律来约束。如果官员道歉之后没有下文，或者道歉代替了应当承担的刑事责任，那么，官员道歉的政治意义就会大打折扣。目前，在极个别地区，出现重大事故之后，官员在公开媒体上真诚道歉，可是对事故责任人的处理却不痛不痒。这样道歉行为多了，不但不会增加公众的好感，反而会进一步败坏执政者的形象。所以，我们在承认政府官员就自己的失职行为向公众道歉积极意义的同时，也应该看到，政府官员道歉只是承担责任的一种形式，而且是建立在严格自律基础之上的责任形式。如果无限夸大政府官员道歉的意义，甚至用道歉这种形式替代法律上严格的刑事责任，那么，政府官员的道歉行为必然会受到公众的谴责。
政府官员道歉不是一场政治秀，而是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必然产物。如果说现在的一些政府官员在媒体上公开向公众道歉还有一些勉强的话，那么随着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将会有大量的官员出现在媒体，发表自己的政治主张，承担自己的政治责任。(作者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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