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3)

　　吕邦列 “农民精英”的困惑

　　-本报记者 马昌博

　　“我给你们报社想了个广告创意，按这个想法我们都能‘双赢’”。刚见面，“村官”吕邦列就对记者说。

　　此时已是晚上7点，寒风中的吕邦列穿着一双单布鞋。刚从湖北赶到北京的他住在北京南站附近的“上访村”，不到三米的通铺上挤了5个人，房价是一晚上5块钱。

　　吕邦列所说的“广告创意”是找个公司出钱在报纸上合作刊登“悬赏广告”，以自己的“破解‘三农’难题”方案作为“靶子”，“谁能推翻我的理论，就给他50万。”吕邦列自信没人能够“辩倒”他。

　　作为目前中国以“非正式候选人”身份当选县(市)一级人大代表中惟一的农民，吕邦列在2004年又高票当选湖北省宝月寺村村委会主任，但随后他想推行的“基层民主”却在现实中连连碰壁。这个被称为“农村草根民主领跑者”的“农民精英”正陷入无计可施的境地。

　　根据普遍的说法，中国的8亿农民大多面临着农村基层自治组织民主方式不健全和收入增长幅度缓慢的难题。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于建嵘就认为，保障农民的基本权利和农民怎么发家致富是当前农村的两大问题。因为收入增长过慢，从1998年起农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出现减少或停滞现象，“三农”问题也成为影响农村社会和谐的一个主要问题。

　　在吕邦列看来，自己的遭遇就是“不和谐”的典型例子。

　　从2001年开始，他用上访的方式反映农民负担过重问题，把推进基层民主当作自己的目标，但在村民的眼中却成了一个“自己贴钱到处跑的怪人”；高票当选了村主任，但真到要兑现竞选诺言清理帐务时却成了“孤家寡人”：因为害怕被报复，没有人愿意跟他一起干。

　　因为搞“草根民主”而影响了农业生产，穷困潦倒的吕邦列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据说他的老母亲天天担心米缸里的米还能吃多久。事实上吕邦列的遭遇并非特例，李昌平曾说他认识的浙江一位民选村主任当选后也陷入困境，上百万家产几乎折腾光。

　　吕邦列坚持认为《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本身就有“不和谐”的地方，突出的问题是它所规定的农村基层民主方式运做起来成本太高，要花很多钱，农村根本无力操作。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也指出，用选举的方法解决村级矛盾，成本正变得越来越高。

　　吕邦列到处宣传自己的“三农”理论，但当地的镇委书记认为他“总考虑国家领导才考虑的事”，学者们对他的评价大多是“太理想化”。这个“农民精英”在失去了本村村民的支持后，在当地领导和理论学者那里似乎也没找到同盟者。

　　在“两会”召开当口来北京的吕邦列认为，农村“和谐”的关键就是要发展农业产业化，提高农民收入。“只有农村经济发展了，农民认为我们行，他才跟我们走。”这样他们才能带领农民搞基层民主，提高农民素质，否则“一切都无法推行”。被选为村主任的他就是因为“民主”成功了，但还是没有带领村民走向富裕而到了现在不被信任，无人支持的状态。

　　“先经济，后政治，否则越选越乱。”当村主任期间，吕邦列曾遭到村民的4次殴打，但最后都“不了了之”。

　　孙大午 和谐社会应该“官民共和”

　　-本报记者 彭苏

　　与去年8月参加完中国民营企业家思想论坛会议后落寞地走下地铁口的情景相比，接受记者采访时的孙大午首先来了个大喘气。

　　“你先让我喘口气，现在还差几分钟，那就不是我迟到，而是你提前了。”曾听人说，孙大午之所以2003年会“出事”，一是因为他不会“说话”，二是不会“办事”，现在看来他却是“绝对守时”。

　　作为民营企业家的一员，孙大午的经历就像非公企业在中国的发展过程一样，亦步亦趋如履薄冰。1998年，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纷纷开始从农村地区“战略大撤退”，同时，各商业银行对县级机构贷款权限上收，县级以下地区贷款的发放受到严格控制，在当时的市场环境下，率先遭受打击的自然是民营企业。

　　由于无法从金融部门获得贷款，靠1000只鸡、50头猪起家大午集团开始通过向周围村民借贷的方式筹集资金，这种后来被称为“民间先行者的融资实验”却几乎给孙大午带来灭顶之灾。而孙大午在2003年的遭遇，不仅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营企业这个群体的无奈。

　　虽然孙大午一再声称自己的企业很小，不足以与河北的其它名企相比，但大午集团仍是集养殖业、种植业、加工业、工业、教育业为一体的大型科技民营企业。而早在10年前，大午集团就在全国民营企业500强中位列第344位，集团资产总规模达到上亿元。

　　“我所理解的和谐社会，应是官民共和，穷富共和的社会。在实现官民共和的前提下，才有穷富共和。我认为，现在老百姓不是‘仇富’，而是‘仇恶’，仇恨市场弄权，官场要钱，权钱下的黑幕交易。所以，我一直主张财富应向有道德的人转移。”

　　不知是否由于太执著于这个主张，据说孙大午逢年过节从不请客，即使给某些单位送礼，顶多是一箱鸡蛋；在与学术界人士频繁往来的同时，却疏于与政界人物交流。这种“与众不同”，使他这些年碰壁不少。

　　“比如说前天交通局就卡了我们的车，仅仅因为车上装了点菜。这种‘壁’对于我们企业每时每刻都会‘碰’，太阳里面也会有黑子，只要人心不让阴影遮住就行了。”孙大午口气很是达观。

　　但提起大午集团内部实施的“君主立宪制”，孙大午却称这是他在2004年最感欣慰的事情。

　　所谓“君主立宪制”就是将企业的所有权、决策权、监督权三权并行，三权分立。孙大午和家人组成监事会对董事会、理事会进行监督，但无权决策；他本人拥有企业产权，后代将会继承；而由大午集团下属5个分公司各推举出来2名代表组成的董事会拥有决策权，但无权干涉经营；另由分公司一把手组成的理事会执行董事会决策，行使经营权。

　　“我这里不存在股份股东，所有者不再是决策者，决策者也不能干涉经营者。目前已实施三个月了，企业发展挺好的。”孙大午显然很满意自己的“发明”。

　　今年“两会”召开前夕，《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浮出水面。舆论普遍认为，这个被称为“36条”的文件是政府在从多个方面给民营企业“松绑”。

　　“我不可能左右外在，但我可以在许可的范围内实践执政为民的理念。赚钱不是为了个人富有，而是为了大家都过上幸福生活。大午集团呈现的是一片祥和，尽管有上下属的职位差别，偶尔也有个别不和谐的声音，但这里人格平等，整体趋势是和谐的。”孙大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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