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人物周报：6个中国人的和谐故事(4)

　　翟淑芬 “农转工”后的无奈

　　-本报记者 刘辉

　　翟淑芬每天都会看看新闻，她想从报纸或电视上找到北京市有关部门针对“农转工”这一群体的新政策。

　　上世纪80年代，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迅速兴起了城市建设高潮。一些城市郊区的农业用地因此被征用。按照国家有关补偿办法，一批失地农民转业成为产业工人，翟淑芬就是其中的一员。

　　现在她正忙着照顾生病的爱人，外面的便利店空落着，没人看管。不过也快关门了，因为生意冷淡，加上女儿已经有了几个月的身孕，快要生产了，到时候自己就顾不上这个店了。

　　前几年，翟淑芬常会找到市劳动局，请求给像自己这样的“农转工人员”与其他工人同等的工资待遇。她说自己现在的待遇只是原正式员工的60%左右。市劳动局工作人员对此的说法是，工资待遇是依据有关政策规定执行的。

　　在女儿的劝说下，从去年8月份开始，翟淑芬不再找有关部门理论了。

　　翟淑芬的爱人老杜也是“农转工”，在国企改革中“首当其冲”，6年前花4万块钱买断工龄后赋闲在家。

　　在北京市政府的网站上，丰台区劳动与社会保障局有关文件称，今年3月份，1472名补缴社会保险的农转工自谋职业人员的退休审批工作已完成，并进入基本信息录入、核对阶段，计划3月中旬进行第一笔养老金的发放。

　　老杜要拿到自己的养老金还得等7年。这期间，他必须每年缴纳一定数额的社会保险金。“去年缴了3600元。”翟淑芬说，等孙子出世了，祖孙三代得挤在自己这套房子里。家里的另一套房子出租了，每年可以收到1万多块钱的房租。

　　和她一样，在京石高速路沿线的许多小区里，“农转工”人员的经济支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房租。另一位姓杜的“农转工”人员称，除了出租房屋外，自己现在跑“黑出租车”。

　　1987年，为了修建京石高速公路，北京市丰台区六里桥、小井等村的土地被国家征用，这些村的村民也因此成为“农转工”的一部分。当时，初中学历的翟淑芬被安排在了市机械局下属的一个鼓风机厂。

　　10年后，提前退休的翟淑芬每个月可以领到380元的退休金，“因为是农转工，退休金也只有同工龄工人的60%左右。”

　　2005年1月10日公布的盖洛普调查结果显示，从1997年至今，中国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上升了近75%。但与此同时，富裕阶层和低收入阶层的收入差距也在加大。而北京市统计局对外公布的“北京市社会发展七大领域发展指数的评价分析报告”显示，北京收入高低户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已经由2000年的3.1：1扩大到2003年的4.7：1。

　　按照有关政策，翟淑芬每月有83块钱的医疗保障金。“每年的医药费如果超过了1300元，就可以报销一定的比例。”但她没报销过，因为“自己看病不敢花那么多的钱”。

　　女儿是大专毕业，目前没有工作。翟淑芬说自己不担心孩子，因为现在是“竞争的社会”，“只能靠他们自己。”她常教导女儿要学会“笑对生活”。

　　翟淑芬对熊德明很熟悉，她感叹自己没有面见总理的机会。在接受采访时，她担心报道会给自己带来一些压力，要求不能署真名，否则可能会像熊德明那样身不由己。

　　今年两会上，和谐社会的提法让翟淑芬对未来充满希冀。这意味着改革初期“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开始倾向于建设普遍富裕的社会，翟淑芬期待着她的生活也能变得更好一点。　　(文中翟淑芬为化名)

　　向往和谐

　　-李北方

　　自从人类进入文明以来，就有一个问题让所有思想者皓首穷经：什么样的生活值得去过？什么样的社会值得去追求？

　　无数的人给出了无数的答案，纵观这些人类宏伟的理想，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理想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应该和睦相处，无论在社会分工还是对资源的占有上有多大的差异，每个人都应该享有作为人的尊严。

　　伟大的理想可以指引社会走向完美，并对出现的偏差予以矫正。这样的目标不是个人能够达到的，它必须且只能由国家来完成。中国政府将营造和谐社会作为未来努力的方向，这是值得赞许的。

　　与法治社会不同，和谐社会难以用定量的标准来衡量，它更多是建立在传统、文化、道德的基础上，与在以法治国的基础上提出以德治国一样，和谐社会也是一个带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蓝图。

　　理想天然带有改造现实的冲动，理想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现实世界不够完美。当中国宣称要创建和谐社会的同时，没有人可以否认当下的中国存在着太多不和谐的因素。在中国的东部和西部、城市与乡村、发展与生态之间横亘着一堵短时间难以跨越的“柏林墙”，这是中国在前进道路上摸索过程中积累起来的代价：

　　从1949年建国至改革开放前，醉心于“站起来”梦想的中国人在毛泽东的号召下为了快速实现工业化，跻身世界强国的行列，利用价格剪刀差，牺牲农业发展重工业。那个年代人们可能常常感到生活的不富足，但极少感到尊严受到挑战；

　　改革开放后，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强大了中国，也产生了了贫富差距的现实。贫富分化是老百姓不愿意看到的，但是飞速的发展掩盖了一切瑕疵。不可否认今天的穷人要比30年前的穷人生活富足，可是当最穷的中国人都不需要再为温饱挣扎的时候，财富分布的高度不均衡就将凸显成为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中国在近20几年来利用廉价的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大力吸引外来投资，将发达国家希望转移的制造企业请进门来，代价则是环境的破坏和对未来发展能力的透支；

　　从封闭走向开放，必然会遇到“改革的盲区”，在法律体系和新的社会伦理跟不上的情况下，公共权力不可避免地被滥用。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地方政府以经济增长为纲，贪图眼前利益牺牲长远利益，农民的土地被剥夺。有统计称，中国有4000万左右的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近亿农民涌入城市寻求机会，他们在城市里从事最脏最累的劳动，却不得不面对被鄙夷的现实，在经济地位低下的同时被迫放弃尊严。

　　从牺牲均衡搞建设到改革开放后进一步牺牲均衡求发展，中国社会已经有走向失衡的迹象。在人均GDP超过1000美元之后，就到了一个反思过去的时候了，这是迈出更大前进步伐的前提。问题的关键是，中国政府不但认识到了这个问题，而且具备解决问题的能力。

　　问题的破解之道并不复杂，那就是调整财富分配格局，阻止财富过度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让全体劳动者“利益均沾”，共同享受发展的福祉；国家应该提供更多更高质量的公共服务，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让尽可能多的人享受到基本的教育、健康等权利；对那些长期以来在国家的战略部署下做出牺牲的群体，应该予以相应的补偿。在今年的“两会”上，中央政府决定施行“全面免征农业税”、“工业反哺农业”等措施，朝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

　　这还不够。利益分配格局的调整仅仅是迈向和谐社会的前提，和谐包含着更广泛的涵义，从大处着眼是全社会的稳定健康，从小处看还应该包含阶层之间、种群之间、邻里之间、家庭内部的融洽，政治之外的文化内涵是和谐社会区别于福利社会的最大不同之处。

　　真正的和谐要建立在每个国民都享有同等的尊严的基础上，只要某个群体还享有特权，还能带给其他群体挫败感，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是真正和谐和稳定的。确保每个人的获得他应得的利益只是他拾起尊严的基础，真正的考验是彻底打破存在于中国人之间那道人为设置的界限，使出身不再成为享受国民权利的障碍。

　　和谐的社会之所以值得向往，只因“治世”不是历史的终结，还有“善世”在彼岸。本报记者 孙彦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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