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联合国改革：安全与发展的平衡

　　3月21日，联合国秘书长安南正式提交了题为《大自由：为人人共享安全、发展和人权而奋斗》的联合国改革报告，呼吁各国达成新的集体安全共识、采取实际行动落实“千年发展目标”、重视保护人权并对联合国进行广泛的机构改革。

　　这次联合国改革，是对现实的一种被动反应？还是寄希望改革可以改变现实世界？毕竟今天的世界和60年前相比已是地覆天翻，联合国的构造和运作需要适应新的形势。就安

全方面而言，该报告对于安全问题的关注，实质上来源于对现实世界安全状况的反映。但是关于全球范围内的安全问题，各国之间仍存在很大分歧。而且安全与发展之间的张力依然存在。

　　首先，报告对于“先发制人”的条件，进行了一些修正。联合国是二战的产物，其目的自然在于预防新的战争，《联合国宪章》第一章第一条、第二条，第五章第二十三条，第六章第三十三条等条款，规定联合国成员一律平等，相互尊重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反对使用武力或武力相威胁解决彼此间的纠纷，提倡通过对话和谈判方式化解争端。由此可以看出，联合国强调主要以“和平”解决国际争端。

　　此次报告对“先发制人”的军事策略赋予了某种合法性。虽然报告中指出，对于“潜在的”或“非迫在眉睫的”威胁，是否“预防性”地采取军事行动，应由安理会决定。但报告还建议安理会通过决议，明确通过其授权动武应遵循的原则，其中应包括威胁的严重性、动武目的、军事选择与威胁是否相对应、军事行动成功的机会等。允许“先发制人”，这既是给予以前一些武力使用者一些合理的解释，也是在新形势下对于安全的一种态度，但显然对于拥有先进军事技术的发达国家比较有利，比如美国对此就深表满意。

　　如果该报告得以通过，那么可以想见，承认“先发制人”，这不仅使得伊拉克战争的理由变得具有合法性，或许也使得美国在对付伊朗和朝鲜这些对美国构成“潜在威胁”的国家时，变得更加自如。如果仅是为了追求口头上的合法性，而去构建一个迎合现实的安全观，去为一些行为提供合法解释的话，那么对于现实全球范围内的安全的建立和维护是否有效？至少在现在看来，似乎存在着一种潜在的破坏作用。

　　其次，此次改革方案对于“恐怖主义”进行了定义，报告提出，恐怖主义指的是任何“故意造成平民或者非战斗人员死亡或者严重受伤，以达到恐吓社区、政府或者国际组织等目的的行为”。安南提议联合国通过一个全面的反恐战略，呼吁世界各国领导人在恐怖主义问题上达成共识，以在明年9月之前达成一个全面的反恐公约。

　　这个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美国的态度比较复杂，一方面，将“先发制人”提出来比较迎合美国的口味和策略，但是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某种程度上其实是一种限制，因为美国之前的反恐对象几乎可以自己定义，而对于究竟谁是恐怖分子则存在概念上的虚无，美国有自己定义的权力。所以，美国只是表示，可能也会支持安南对“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

　　此外，阿拉伯世界的一些国家则对反恐公约持保留意见，他们反对将反以色列的武装组织(如巴勒斯坦的“伊斯兰圣战组织”和“阿克萨烈士旅”)也视为恐怖组织，即使这些组织针对的是以色列平民的。

　　所以现在看来，如果要使各国在反恐问题上达成共识，并非易事。恐怖主义、反恐背后隐含的还是各国的利益，而且还包括国际争端、民族主义等等，这些问题并非一纸文件所能解决的。

　　最后，全世界范围内各国的发展良莠不齐，目前追求的首要价值也有所不同。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把需求分成生理需求(对食物、水、空气和住房等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需求和自我实现需求五类，依次由较低层次到较高层次。由此可以想见，相比较而言，发达国家或许更加强调自身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所以他们在世界范围内追求符合自身利益的安全观，而发展中国家或许更加关心发展，他们需要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本国的经济，于是此次提出的改革方案，则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进行了一些折衷。但这种安全与发展实质上是隐含了某种张力的，这种安全和发展之间的折衷，其后果也许并不会像想像中的那么美好。(必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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