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1600万抑郁症患者：9%中国人认为自己快乐

　　来自2005年“两会”代表的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抑郁症者约有1600万人。

　　据悉，在我国每年20万起的自杀案例中，有80％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

　　抑郁症中65%为女性，职场强人多于平民，城市人多于农村人。

　　越来越多的都市人可以平静地看待生老病死，却无法承受空虚和寂寞……

　　一次抑郁的体验

　　阳春三月，重庆，天空总是灰白色，江水深谙，沙石成堆……

　　我不喜欢早晨，更是害怕星期一。可又到了一个星期一的早晨，我一如既往地看不到那天的方向，是向左走，还是该向右走？我搭着公务员老公的车到了南岸，他们朝九晚五，不能迟到也很少加班，每天总有一个目的地，没有方向的选择。老公在离他单位100米远的地方把我放下，问我要到哪儿去，我说随便，你别管了，上班吧，他挥挥手表示告别。我站在一个公交车站，显然时间还早，不到9点，一排排的车放在路边，还没有一个乘客。我抬头看了看天，还是灰色，没有阳光，我突然觉得自己是一株缺少绿色素的植物，表皮缺水、干裂，开始枯黄。

　　一辆公交车开了出来，售票员问我走不走，这时我才发现我是车站的惟一一名乘客。上了车，我问车是到哪的？售票员说到弹子石，我买了一张终点票，不知道自己会在哪一站下车。公车一路摇摆，穿过繁华的南坪转盘和拥挤的南坪东路。车上一群中年妇女背着大包小包，似乎说去郊游，我侧着耳朵听着她们在说些什么，竟不自觉地跟着在上新街下了车。

　　上新街，转盘四周很热闹，我浮想出记忆中关于它的故事。半年前，一家万州烤鱼店晚上起火，消防队员冲进去抢出 3瓶液化气罐，救了全楼200多户人；7个月前，跟着禁毒警察查毒，警车招摇过街时，路边10多家粉红色的发廊叮叮哐哐地赶紧关门……我淡淡地笑着，如今这些发廊有的还在营业，只是白天都关着门。我走到了索道，花2元买了票，电梯还是那么旧，坐索道也还是那些人，我很像是个观光客。重庆，城市直辖后变了很多，街道宽了，高楼多了，还有了轻轨，只有索道还寂寞地每天在长江上过来过去。

　　透过索道车厢的塑料窗户，长江在脚下流淌，这样的视角很好，我的心开始怦怦地乱跳，想象如果一瞬间支持这索道的钢缆突然断了，车厢一下子垂直下坠，江水翻腾……我甚至觉得听到了人们惊呼尖叫的求救声，感觉到失重的快感。“或许这正是我所期待的。”我自言自语，想象着韩国影星李恩珠在解脱前，面对着那根即将帮助她寻找另一个未来世界的绳子时，会不会说着跟我同样的话。

　　3月20日，陈可(化名)躺在一家心理咨询所里宽大的沙发床上，眼睛望着天花板说着上面的这些话，那仅仅是作为媒体记者的她生活中的某个星期一早上，她按照心理咨询师朱美云的引导把它们描述出来。

　　“媒体报道李恩珠自杀有6大猜测，其中有人称她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是导致她自杀的根本原因。我有时会把自己的这些情绪跟李恩珠的死因联系到一起。专家说，抑郁症患者失眠、看天空会觉得是灰色，情绪低落、思维迟钝，我虽然没有失眠，可后面的症状都有了。”陈可有些惶恐。

　　“这并不奇怪，我们每个人都有情绪，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因为某件事情而使这种情绪显得不安、郁闷。我们要做的就是尽量把自己释放出来，转移目标，当然你的情况还不存在得了抑郁症，大概是因为工作压力使你的心情沮丧、苦闷，这些都是暂时的，通过我们自身调节是很快可以走出情绪的，你可以放心。”

　　和陈可一样郁闷生活的人在城市里并不罕见。来自2005年“两会”代表的报告数据显示，目前，我国患抑郁症的大约有1600万人，北京更有20％的居民心理处于亚健康的状态。据悉，在我国每年20万起的自杀案例中，有80％的自杀者患有抑郁症。

　　女医生的抑郁经历

　　这是一份来自朱美云心理咨询所的真实病例。一名患有抑郁症的精神科女医生在接受心理治疗时，想到给自己改名字叫余望，意思是残余的希望。

　　余望，女，28岁，重庆市某精神医院精神科医生，离异。清楚自己患有抑郁症但无法自拔，接受心理治疗时间20 04年11月7日—2005年3月7日，现在已经恢复健康，开始笑对人生。

　　“现在的生活怎么说呢，过去每天都像是雨天，现在每天都是晴天。”余望在沙坪坝的一家银行办事时的空闲时间打来电话。电话里，听得出四处嘈杂喧闹，她的声音却很清晰，透着一种甜甜的磁性。这样的声音，让人想象不出，几个月前，这名风华正茂的年轻女子还试图自杀，并认为死亡是对她最好的奖励。

　　余望的家乡在外地，父亲是大学教授，母亲是名会计，她是家里的独生女，从小备受宠爱，没有做过粗活。“父母对我太好，能做的他们都会帮我做完，为的就是能让我多睡觉、多休息，所以我从小学习成绩优异，是学校的优秀学生，还考上了医科大学，毕业分配到大医院，可以说一路走来都是一帆风顺的。”余望说，在父母的保护下，她的生命词典里甚至没有出现过“挫折”这个词，但她意识到自己性格内向，缺乏与人沟通的能力，她渴望摆脱溺爱她的父母。她来到陌生城市工作，却几乎没有生活能力，孤独、寂寞和无助困扰着她；她与同医院同精神科的一名男医生结婚，希望有人陪伴和照顾，但婚姻生活让她更加痛苦，不知道如何与丈夫沟通，最终结束了短暂的婚姻。

　　没有父母的照顾，没有爱人的呵护，余望开始守着三室一厅的房子足不出户。开始，除了上班，她哪里也不去，就在家里看电视和睡觉。后来，她甚至害怕去上班，总是向单位请假。“我知道自己得了抑郁症，我是精神科主治医生，很明白自己的情况，可我也知道不少病人得了这个病以后就不断地治，不断花钱吃药。抑郁症很顽固，几乎没有办法完全治好。”余望在医院精神科的工作经验让她觉得自己是个“死去的活着的人”，有如行尸走肉，生命没有价值。

　　“她的情况的确从各方面看来都是抑郁症的典型症状，失眠、无食欲、懒惰、有自杀倾向等等。”余望在两次自杀不成的情况下，带着最后的希望找到心理咨询师朱美云时，已经是一个连吃饭都觉得费劲的“废人”。朱美云在跟余望初步交流后做出病因判断：第一，余望的母亲是精神分裂症患者，而遗传是抑郁症患病的主要原因之一；第二，余望从小受到父母溺爱，一旦受到挫折就很容易丧失信心从而觉得无助；第三，多种迹象表明，余望的思维模式是负性思维模式，通俗点说就是不管什么事情都朝坏处想，这个是正常人无法理解的。

　　“吃药、诉说、认知等传统的治疗方法都对余望没有什么效果，我只好对她采用体验疗法，就是带她到人群中，看着我，跟着我去帮助弱者，去感受别人的痛苦。”朱美云说，余望为什么总想死，是因为她对生命的乐趣体验太少，虽然道理都明白，但缺少真实体验。朱美云就这样要求余望和他一起到街上擦皮鞋，跟“棒棒”聊天，看算命的人怎么胡编乱造，到文化宫跳拉丁舞……

　　“我的一些三教九流的朋友还真有点作用，余望从他们身上知道了她以前从来不知道的事情，一次，余望跟我说，她觉得自己还不如‘棒棒’，他们虽然工作辛苦，没有钱没有房子，可他们有希望，而她自己不愁吃不愁喝，却什么希望都没有。”朱美云说，他还介绍余望到一家保险公司兼职，结交了不少充满朝气和奋斗精神的青年。过年前，余望还到朝天门买了不少如意结“倒卖”，生活有了新的兴趣。

　　“三个月后，我的人际关系有了明显改善，社交障碍排除了，失眠症状略有减缓，也不贪睡，精力充沛。”余望终于摆脱抑郁症的困扰，已经脱胎换骨，“我能理解李恩珠、张国荣，他们觉得死亡是对自己最大的赏赐，我曾经也是这样想的，整天在痛苦的边缘挣扎，不同的是我还留有一点点希望。”余望说起自己的希望，嘴角优美的弧线轻轻勾起，“我希望能有人再爱我，有一个健康幸福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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