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1600万抑郁症患者：9%中国人认为自己快乐 (2)

　　黑镜头一：心理医生易患抑郁症

　　据几名心理专家介绍，目前重庆患有抑郁症的人群中，心理医生、精神病医生最易患抑郁症；其次是研究生，高考前的学生；再次就是企业老板和官员。据朱美云等心理专家介

绍，大部分市民都有不同程度的抑郁症，但我国的心理医疗工作刚起步，得病的人多，就医的人少。

　　黑镜头二：老板压力大想跳嘉陵江

　　渝北金岛花园一老板年轻有为，近日他觉得自己思维迟缓、语言减少。他说，以前写几万字的论文，每天能写几千字，但现在每天两三百字都写不出，“头脑好像转不动了”。

　　该老板谈到，他整日为公司的客户发展、资金周转等情况操劳，以致晚上应酬特别频繁。“我厌倦了应酬，压力特别大，绝望时甚至想跳嘉陵江。”

　　黑镜头三：官员临换届就紧张

　　记者从某心理咨询所得知，每到各级政府临近换届时，前去进行心理咨询的官员倍增。这些官员对同事之间的竞争、在位期间的工作压力等问题特别敏感。因此，他们极易患上抑郁症，使自己神经高度紧张，情绪低落。

　　走不出的“异度空间”

　　几天前，崔永元在上海的一期节目上公开坦白自己因做节目而失眠、抑郁多年；上海《东方卫视》节目主持人曹可凡也在观众面前哭诉，因父亲患有抑郁症病故，他一直担心自己也患上同样的精神疾病。两位著名主持人几乎同时表露出对抑郁症的恐慌，一下子让大家又联想起了李恩珠、张国荣、三毛、甚至阮玲玉，这些寻找自我了断的人都能跟抑郁症扯上关系。

　　一段《异度空间》的故事情节，张国荣饰演的心理医生阿占在为能看到鬼的少女阿欣做心理辅导，在此过程中，他渐渐寻回了一段迷失的记忆：自己的女朋友当年跳楼自尽，给自己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影。影片最后，阿欣向阿占伸出一只手，帮助他走出了这一切……坊间传说，张国荣就是因为拍《异度空间》投入角色，而最终承受不了抑郁跳楼自杀。如果2003 年的4月1日那天，也有同样温暖的手向张国荣伸来，或许一切都会改变。

　　需要感悟的不是已经过去的悲伤，而是即将面对的未来。 　　

　　第三军医大学心理健康中心心理博士冯正直指出，媒体工作者、文艺工作者、高级白领以及高级经营管理人员等是抑郁症的高发人群。抑郁症属于情感性疾病，我国的调查研究显示：情感性精神病的发病率为0.76%，女性高于男性，可能与女性生活负担较重，面临应急事件(如怀孕生产等)较多有关。值得关注的是，近几年，中青年的发病率在逐渐升高，更应引起注意。

　　冯正直介绍，抑郁症的发病率很高，但现在人们对它的发病原因仍不十分清楚，可能与社会心理因素、遗传、人体的生理变化及神经内分泌等有关。其中，遗传因素很重要，研究表明：家族中有患病者的人群发病率是一般人群的10—30倍，血缘关系越近，患病几率越高。近年来抑郁症就诊率的提高，在一定程度上与人群对心理障碍的认知度提升有关。工作压力巨大、竞争激烈，也是反应性抑郁症增多的原因，女性还面临着更年期抑郁症、产后抑郁症的威胁，除去生理原因外，与生活负担较重关系重大。心情低落、兴趣下降、强烈的疲乏感，浑身无力不愿说话不想运动，这些都是抑郁症的早期症状，当这些负面情绪持续两周以上，严重影响学习工作，可怀疑为抑郁症。“近几年来，抑郁症患者逐年增多，并且呈低龄化，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被心里的郁闷困扰。”冯正直的临床经验表明，抑郁症中65%为女性，职场强人多于平民，城市人多于农村人。

　　据心理咨询师朱美云说，不少人特别是商人和官员因为忌讳被说成精神有病，害怕被人知道后影响经营和名誉，很多病人讳疾忌医，耽误了治病的最佳时间。“一次，某私营企业老板来看病，一定先让司机在楼上楼下侦察一圈，确定没有熟人在场，然后偷偷地溜进诊室，接受治疗后再如法炮制一遍进来时的程序，然后偷偷走掉。”朱美云说。

　　据统计，我国平均每年自杀死亡人数为28.7万人。在全国，自杀死亡占全部死亡人数的3.6%。有关部门统计，自1980年以来，仅有记录的，中国便有1200多位企业家自杀。这其中有：上海大众老总方宏，他是一位清廉的国企老总，企业营运状况良好，但他不幸患上抑郁症，在1993年3月9日跳楼；贵州习酒老总陈星国，他在1982年出任习酒厂厂长，15年间把一个年产值只有300多万的县办企业，逐步扩展为年销售额达2亿多元的大型企业。后来企业营运出现问题，1997年7月28日在习酒厂被茅台酒厂兼并前夕举枪自杀；茂名永丰面粉厂老板冯永明，1993年在家中用水果刀割腕自杀，年仅29岁，他在遗书中写下：“现实太残酷，竞争和追逐永远没有尽头……”

    中国人缺少快乐基因？

　　另有研究发现，对看重家庭和谐和本持传统“和为贵”观念的中国人而言，人际关系障碍是导致抑郁症的重要原因。来自网上的一则信息：美国最近搞一项各民族快乐指标调查，对22个国家总共2万多人进行调查，调查结果表明：美国46 %的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英国36%，印度37%，而中国，只有9%的中国人认为自己是个快乐的人。

　　为什么中国人的性格中缺少快乐元素？有人这样说：中国活得阴郁沉闷的人越来越多，机械僵化的人也越来越多，狭隘计较的人也越来越多，大庭广众之前挂着一副快乐面具、而实则不快乐的人也越来越多。少年人不快乐，成人也不快乐，没钱的时候不快乐，而有了钱了也没有快乐；当不上官的不快乐，而升了官的，仍然不快乐；找不着自己的另一半的，不快乐，而找着后进入“围城”的，依然不快乐；“快乐”变成了大多数人很难求得的一个词：很少有真正放放松松地、开开心心地从心底感到快乐。

　　心理学专家认为，中国人和西方人心理上有一个很大的不同，西方人表达自己的消极情绪比中国人更直接，他们如果有心理问题，比较愿意直接对心理医生说：“我情绪不好”。而中国人则不然，中国人较少直接表达消极情绪，很多时候，中国人会把不良情绪转变为躯体的不适。中国人更愿意表达躯体上的不舒服。

　　实际上，中国人精神疾病躯体化现象，与几千年的中国传统文化息息相关。在封建社会，平民不敢对统治阶层表达不满情绪，如果有人敢于批评皇帝，便会以罪论处；小辈不能表达对长者不满，否则就是“大逆不道”；妻子很少有权利表达对丈夫的不满，否则就是不贤惠，不温柔。专家认为，中国人“和为贵”的思想，在竞争越来越激烈的现代社会和节奏越来越快的都市生活中，反而成为部分中国人压抑情绪的桎梏。

　　另外，如今不少城市都标榜“打造魅力城市”，城市建设中的“竞赛风”、“赶超潮”相当热闹。随着城市的发展，交通拥堵、能源紧张、环境污染、心理“亚健康”等“城市病”日趋严重，使得如何管理城市成为考验地方政府执政能力的考题。

　　在解放碑上班的都市白领林小姐就说，“每天一早起来赶着挤公交，上班跟打仗似的，一刻不停还要满脸微笑，回家还要带孩子伺候老公。如今房子越来越贵，钱越用越少，我能不郁闷吗？”这样的生活状况和心理压力，在这个日新月异的大都市中并不少见。工作压力造成的心理疲惫已经成为城市群体的通病，这种“城市病”不仅导致人们身体亚健康，也产生了各种心理疾病。今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赵志全就提出应开展“心理健康扶贫”工程。赵志全说：“适当的压力对人是有好处的，但有很多人抗压能力不强，引发了多种疾病，严重的还会做出极端不理智行为。”他认为，国家应鼓励增加心理健康咨询机构和科研机构，让更多的人通过心理健康咨询，调整心态，缓解压力，预防心理疾病。

　　身边人常常互相宽慰，说要做个快乐的中国人，很多时候，很多事情，要学会超脱，要学会对人对己的大度和宽容。有句话说得好：人本是人，无需刻意做人；世本是世，无需精心处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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