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寻访重庆抗日老兵 感受英雄60年前飒爽英姿(2)

　　南岸红旗开关厂，78岁的杨成廷

　　坐落在厂区内的这座简陋楼房光线不太好。敲开老人的门，老人显出了和郭晨同样的惊奇和激动。语气因激动而有些高亢和反复，“实在对不起，这两年脑子有毛病了，以前的

事情什么也记不起来了，如果记不起来反而耽搁了你们，不好，不好，”他不停地摸着脑袋。

　　“当年的炮声响啊，震得我现在什么都记不起了，脑子也有毛病，”老人念叨着让我们进了房屋。

　　一进门是间只有几个平方的卧房，除一张床和一张沙发外，已经没剩下什么空间了，老人在靠窗口的床边，仰起头，等着摄影记者给他拍照。他弯下腰，揉捏着双腿，说：“天气一变，这腿就痛得厉害，很多年的风湿了。”

　　因为战争带来的后遗症，老人现在除了脑子“越来越模糊”之外，腿脚也不灵了。为了和自己的腿脚作斗争，老人每天6点钟就起床，把前前后后的院子扫一遍，然后去麻将馆看人打麻将，训练自己的思维。

　　军旅生涯在杨成廷的一生当中留下了涂抹不掉的痕迹，直到今天，老人仍然如战士般顽强。

　　3月20日，渝北黄冠东和小区77岁的赵德铭

　　这天正好是老人77岁的生日。

　　妻子正打电话，叫女儿下班后早点回来，给爸爸庆祝庆祝。赵老坐在宽大的沙发上，一脸慈祥。

　　61年前，赵德铭加入了第二野战军。据赵德铭回忆说，当时他们的根据地在太行山的郝玉村，离敌战区有七八十里路，那时他经常和二十来个战友到敌战区去喊话或放上几枪，“这是为了扰乱敌人，”他说，敌人不知对方有多少人，不敢轻举妄动，但由于在敌战区，而自己也势单力薄，一般会持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撤退。每周一般会去两三次，据说这是对付敌军的战略之一。

　　而在赵老记忆中，打得很漂亮的一仗要算1944年12月到太行山下的原始县进行的一场战斗。枪炮声，炸弹声，震耳欲聋，那个时候敌人也喊，自己人也喊，冲进城去了，每前进一个地方都要跟敌人血战，有时候院子里面没院墙，敌人就撂个手榴弹，撂个手榴弹还没炸呢，(我们)马上拾起手榴弹，又撂过去，把敌人炸得那边没有声。

　　“子弹轻轻从腿边擦过，只要没有穿过骨头，自己是一点也觉察不到的。”赵德铭说，有一次自己的手无意之间摸到腿，有冰冷冰冷的水，拿起一看，才发现是血，心理觉得立马就不行了，但只要自己没有发觉，是没事的，“一般的伤哪知道疼啊。”

　　听说记者见过郭晨，赵老关切地问了一连串：“郭晨他怎么样了？说话还清楚吗？记忆力怎么样？”

　　记者告诉他老先生还很有精神，只是最近身体不太好。赵德铭感慨地说，“我们是一个地方出来的，当年在太行山抗战时，每次开会见上一面，也没怎么说话，后来联系得更少了。”

　　3月21日南岸弹子石91岁的杨养正

　　今天要采访的是两个很特别的老兵。一位是曾经当年死守上海四行仓库的“八百壮士”之一杨养正，一位是当年参加美国援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即陈纳德将军带领的美国空军“飞虎队”)的6名中国人之一，国内目前惟一在世的美国空军“ 飞虎队”中国成员龙启明。

　　弹子石正街一连串的石梯走下去，走到最底下，街道的人告诉我，那就是杨养正的家了。

　　一道破旧的木门进去，是个几家人围成的窄小阴暗的小院。杨养正的老伴赵孝芳把记者迎进其中一道门里，对坐在沙发上老先生说：“报社有人来看你了。”

　　一眼望去，这里总共有三间房屋，最里面一间有两张床，一张桌子和几个柜子，一把藤椅放在中间，竟然显得簇新得有些耀眼。

　　中间一间也放着一张床，几把椅子，一张桌子，一个沙发、一台电视和一个有些旧的冰箱。桌上一个很小的电饭煲正在“扑扑”地响。再过去一间，就是厨房。以前烧柴火的灶堂里有一些黑煤，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们烧煤了。

　　老先生眨了几下眼睛，手在半空中点了点，“你坐，你坐。”老人热情地招呼着记者。其实记者早已坐了下来。赵老太太告诉我，他眼睛看不到了。

　　记者这才仔细地看了看他的眼睛，双眸有些混沌，右眼偶尔转动一下，左眼比右眼要小，几乎是眯着的，不能转动，时不时地眨着。

　　似乎觉出我在打量他，老人自言自语的解释到：“那是颗假的，后来安上去的。”

　　1937年10月30日，日本向四行仓库发起总攻，坦克开进了“八百壮士”构筑的工事，杨养正身边的战士一个个倒在了血泊之中，看着轰轰前行的坦克，他从旁边的战士手中接过一挺轻机枪，对着坦克“啪啪”地扫射，突然，一块弹片射入他的左眼，他的左眼珠被击碎，巨痛让他顿时失去了知觉。当时他23岁，是少尉排长，风华正茂。

　　后来，他安上了另一颗眼珠，不仔细看，还是和右边的一样。杨养正并没介意战争在他身上留下的永久的烙印。

　　“他几乎每天都坐在沙发上，没怎么动。”赵老太太告诉我。

　　“你应该出去走走，”记者建议到。

　　“他眼睛看不到，到哪里都不方便，”他的一个女儿进来，插了一句话。

　　“最开始我们也要扶他，但他一般都不让我们扶，有时会让妈妈扶他出去，但妈妈比他矮，也很不方便，后来也不让扶了。”

　　老人穿着厚厚的一身衣服，坐在沙发上，像一座雕像。虽然坐着，仍然可以看出老人很高。老人仔细地听我们在旁边议论他，终于忍不住了，仰着头说：“我以前也经常出去的。”

　　老人今年91岁了。他指的以前，是在右眼还看得到东西的时候，那时他爱陪着老伴，到家门口不远的南滨路上溜达，或者干脆爬上高高的石坎，到上面的弹子石新街去买两样小菜。

　　而后来，右眼不知得了什么毛病，平时生疼生疼的，直到现在就几乎是什么东西都看不到了。赵老太太告诉我，现在他惟一的娱乐就是听听收音机，那里有他喜欢的戏剧，也有各种各样的新闻，老人听着听着会自个儿地笑开。而更多的时候，他更喜欢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用耳朵辨认着周围的动静。

　　旁边锅里的饭“扑扑”地响，里面蒸着馒头，老人的牙掉了很多，几乎什么东西都嚼不动，但喜欢吃馒头，平时也只能吃一些馒头，喝几口菜汤。年龄大了，病也多了。

　　杨老1977年从一个副食公司退休，去年年底每月的退休工资涨到了500多元，加上赵老太太每月的退休工资5 00来元，就是他们目前所有的收入。

　　老人没有说自己穷。他只是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述着当年自己和“八百壮士”死守四行仓库的故事。并较真地告诉我， “实际上只有400多人，哪有什么800人哪，那是迷惑敌人的，”老人乐了，面对敌人，在敌人面前壮壮威风是应该的。 “孤军不孤，全上海人民是你们的坚强后盾，”杨老始终不忘当年附近租界里躲避战乱的上海人冒着生命危险给他们送饭吃。

　　“什么三个月灭亡中国，我们的保卫战也历时了近三个月，”老人显得有些激昂了，“这证明日本人错了。”

　　后来，老人当过战俘，被关押了几年，凭着勇气逃脱了敌人的魔窟。老人回到家乡湖北随州，那里已经完全找不到家的模样，随后，他不得不来到重庆。在重庆，他认识了还在念书的赵孝芳，赵老太太说，当初她很崇拜“八百壮士”，尽管当时杨养正左眼失明，她仍决定嫁给他，他们商量好了，等抗战胜利便结婚。1945年8月15日，抗日战争胜利的消息传开了，他们当时乐坏了，在第二天便大摆酒席，宣布结婚。

　　老人说起这段历史时，依然谈笑风生。

　　他叫老伴把奖章给记者看，赵老太太把早已捧在手中的忠贞奖章递了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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